在专制社会，任何政治斗争都会打上阴谋政治的烙印，而有爱国的标签，却能使愚夫愚妇激动万分，甚至在后来的历史记忆中不断演绎，直至成为教育的经典。义和团动乱京城，致有庚子事变，是显著的事例。

　　话说义和团初起于山东，山东是一个出响马的地方，尤其是鲁西地区，“好汉”多。在传教士来到此地，教民与当地被保护的“拳民”发生利益纠纷时，拳民就打上维护传统文化的旗号，榜上地方政府，成为受到政治权力扶植的“恶势力”，对于教民势力自然可以大砍大杀了。教民也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各地的教会首领，可以正儿八百的洋人，受到“洋法”的保护，信教、传教自由可是天赋人权，于是，利益冲突演变为文化、宗教信仰冲突，正好为政府介入提供了借口。政府做事，一向追求好事办坏、坏事更坏的传统，介入后立马打压教民、扶持拳民，因为拳民的动刀子动枪可以为他们出出受尽洋人的鸟气——尽管他们一直这样或者说变本加厉的对付本地的百姓的。

　　当时的山东省长是李秉衡，主持其事的是毓贤，一个署理曹州的知府。李秉衡是中法战事的主战派，当时担任龙州西运局主官，也就是地级干部，承担了前线冯子材部队的所有后勤任务，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深得官兵好评。彭玉麟就上疏朝廷为他请功，说：“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

　　李秉衡主政山东(山东巡抚)，正赶上德国将山东视为势力范围，逐渐蚕食。李意图利用兴起的民间帮会组织“大刀会”反击洋人，并借其势力，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惹出事端。拳匪在山东渐有气候，但李不得不离开，毓贤取代，更为变本加厉，招抚朱红灯的义和拳，并亲自为其更名为“义和团”，赐旗帜为“毓”字营，正式成为官府的外围保安组织，类似于现在的城市人人诟病、痛恨的城管部队。

　　后来毓贤调抚山西，拳匪跟随而往，山西义和团势力大涨。山东交给袁世凯，袁力主镇压，拳匪从山东外溢，转赴战场，在河北与京津要地再起波澜。关于拳民的暴虐、愚昧，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这样记述说：

　　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虽同为拳团，亦复各树门户，以强弱诈力相角胜。嗣更有巨猾，别出心裁，从天津觅得一土娼，略有姿色，两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号称"黄连圣母"，珠冠绣服，衣饰仪从如妃后。更怂恿青年妇女，投拜麾下，选健者为之部领，辄衣红衣，短袖窄袴，十百成群，招摇而过市，手持红巾一方，沿途挥舞、人称之为"红灯照"。谓只须红巾一拂，可使于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或以红巾铺地，一人立其上，念咒数通，巾与人皆冉冉升空，如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云云。辗转传播，众共信之为天人。所至则夹道人众，咸俯伏泥首，俟过去方敢起立。实则此等事实，皆出诸匪众之口，从未有人目见;而互相矜炫，互相迷信，迄无敢稍加拟议者。民智之愚陋，至于如此，诚一时之怪事也

　　毓贤从山东离任，但得到朝廷顽固派大臣载漪、载勋、刚毅等的青睐，将毓贤请至官邸，详细询问义和团民的神绩。毓贤夸大其实，大肆宣扬义和团民的神术，如有神助，正是天赐神力，助我大清灭洋。“至则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

　　话说毓贤到了山西，还是仇视教民(基督教)。当时山西的教民、拳民争斗激烈，朝廷为息事宁人，对双方势力都有打压，也都有保护，尽量使二者不致于面对面对抗。但毓贤却是扶植拳民，打压教民。《清史稿》记载说：

　　居无何，朝旨申命保教民，毓贤阳遵旨，行下各县文书稠叠，教士咸感悦。未几，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曰：“县中兵力薄，防疏失也。”教士先后至者七十馀人，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致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遽出，坐堂皇，呼七十馀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悉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毓贤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诛杀无辜百姓，自然被视为拳乱的“祸首”。庚子洋兵入京，义和团民作鸟兽散，而且立刻转变为匪，作祸四方。慈禧等仓皇出逃，到山西时，毓贤率兵扈从，但已不被信任。和议完结后，洋人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毓贤有幸入列，先被褫夺公职，遣戍新疆，不久，论罪处死，其时，毓贤还只到甘肃兰州。

　　执行行刑的是湖北黄安人(老乡)廷箫，也是纵容拳匪反洋人的主战派(顽固派)，十分同情毓贤，就想给他一个全尸，要他仰药自尽。毓贤倒是一个汉子，服药几天不死，就让他的仆人给他一刀，将脖子砍断，死了一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