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元

　　1938年8月，刘顺元以中共皖东工委书记身份到达皖东。此后，历任中共苏皖边省委书记、中共津浦路西省委书记、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后易名津浦路东区委）书记、中共淮南区委副书记兼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在七年时间内，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堪称楷模。曾任《淮南日报》社社长的石天行赋诗赞称刘顺元：“嚼残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红。”

深得刘少奇赞赏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抵达中共苏皖边省委驻地岗李村附近的大桥镇，刘顺元主持了欢迎大会。

　　会议结束后，刘顺元到刘少奇住处汇报工作。刘少奇不待刘顺元开口，便拿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发来的三封电报让刘顺元看，想听听刘顺元的看法。刘顺元毫无顾忌地对三封电报评头论足说道：“项英同志主张单纯依靠谈判来阻止国民党的武力进攻，我看这样做肯定要失败。”刘少奇问：“那你主张怎么办？”刘顺元说：“我们苏皖边省委和江北指挥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以牙还牙，用武力反击顽固派的武力进攻。”刘少奇又问：“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能打退他们的进攻吗？”刘顺元汇报了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路东和路西反“扫荡”和反顽的战绩后说：“徐海东、罗炳辉都是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苏皖边区在第四、第五支队的支持下，先后建起了巢县、合肥、全椒、含山、天长、和（县）江（浦）、来（安）六（合）滁（县）、藕塘、盱（眙）嘉（山）、定（远）凤（阳）等10多个县委和中心县委。眼下，新四军进入皖东的主力部队已经受了大小战斗的考验，很能打仗；更何况我们在皖东还有300万群众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进攻，既增加了我们的压力和困难，但也解除了我们的束缚。我们可以放手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就是你所说的要建立自己的家。几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后，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处处有哨，村村为营，就谁也奈何不了我们。”刘少奇倾听刘顺元的陈述后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

　　刘顺元离开时，刘少奇要他回去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对巩固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书面报告，一个是写一份党课教材。刘顺元用了两天时间把两个材料写好了，送给了刘少奇的秘书刘彬。

　　第二天，刘少奇又邀刘顺元去谈话。一见面，刘少奇就称赞说：“书面报告写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所写的党课教材也不错。”此后，刘少奇与刘顺元相处有大半年时间，通过多次接触，更增加了他对刘顺元的信任和器重。当成立中共津浦路西省委、路东省委时，先任命刘顺元为路西省委书记；当刘少奇转至路东后深感这里形势严峻，于是又调刘顺元任路东省委书记。

献缓兵计歼顽军

　　1940年3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发兵向新四军皖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驻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告急。新四军再三向李品仙呼吁团结抗日，建议以淮南铁路为界，我不西进，彼不东犯。但李品仙置之不理，继续向新四军进犯。其北线颜仁毅部前锋已进至池河西岸，与大桥镇仅有一水之隔；其南线刘子清部也占领了与大桥镇仅一天路程的界牌集。为此，刘少奇决定，从津浦路东调回新四军第五支队，与路西的第四支队合力反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军。但这时，第五支队离此尚远，一时不能到达；第四支队也不能马上到达指定位置，形势十分危急。

　　在刘少奇焦急之时，足智多谋的刘顺元献上一条妙计：一面派就近的第四支队特务营抢占池河东岸，占领有利地形，坚守阵地，羸得时间，等待主力部队集结；一面派党政干部连夜深入农村，动员根据地群众，过河“欢迎”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以拖延其发动进攻的时间。

　　他这一着，果真有效。第二天清晨，池河两岸突然人山人海，彩旗飞舞，锣鼓喧天，数以千计的群众高呼“欢迎国军，团结抗日”等口号。国民党军愕然相顾，不知所措。等到他们觉察是新四军的缓兵之计，驱散群众时，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抄袭顽军后方的战斗已经打响。顽军颜仁毅部慌忙撤兵回援，第四支队第九、第十团乘机将运动之顽军歼灭大部；刘顺元率第四支队第七团还击由南线来犯之刘子清部。经过一昼夜战斗，共歼灭顽军第十、第十二游击纵队2000余人，其中俘1000余人；新四军伤亡136人，收复了界牌集，乘胜解放了定远县城，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转危为安。刘少奇说，这一仗刘顺元功不可没。

利用“同乡会”剿灭土匪

　　距离中共津浦路东省委驻地半塔集不远的十里长山，是远近闻名的土匪窝，已有多年的历史。大通、屯仓等地的地主武装暴乱被镇压之后，一些反动地主武装头目也潜逃在此山区之中，沦为武装土匪，经常袭扰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群众和干部。

　　十里长山一带，归中共路东省委直属区管辖。区委书记兼区长杨思九奉省委书记刘顺元指示，曾带领便衣队，化装进山侦察匪踪，又组织区属武装和民兵，用拉网式的办法进山搜剿，成效甚微。

　　刘元顺随地方武装进山调查匪情，发现十里长山一带居民，大多是从山东逃荒要饭而来的穷苦农民。便与杨思九等区委干部研究对策。刘顺元要杨思九组织“山东同乡联谊会”。刘顺元解释说：“我知道山东人的同乡观念重，咱们就利用一下他们的同乡观念，来为我们剿灭土匪服务。”刘顺元自任会长，杨思九任副会长。杨思九为难地说，自己是安徽涡阳人，不便担任副会长。刘顺元开导说，你杨思九北伐时到过山东菏泽，就自称是山东曹州府人氏吧。杨思九遵照刘顺元的指示，以山东曹州府人氏名义，来到十里长山，组建了“山东同乡联谊会”，串连了一批批的山东逃荒者，要求会众发现匪情就来通风报信，大伙同心协力铲除匪患。

　　当十里长山的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山区的玉米等高秆作物也已收割，土匪难以藏身了。刘顺元认为时机已到，便把路东省委下属的3个区的区长召来，组织了12个武装小队，明确分工和联络信号，约定时间，分头进山围剿。部队进山后，便接到“山东同乡联谊会”成员的报告，有20多个匪徒隐藏在独山庙里。区小队当即组织四面包剿，把土匪从庙里轰了出来，七八个顽抗的土匪被一一击毙，十多个逃入深山中的土匪，被“山东同乡联谊会”成员揭发检举，也一一被制服。其他隐藏的武装土匪，在群众的检举协助下，都全部捉拿归案。从此，路东根据地匪患彻底根除了。

组织“工抗会”参加抗日

　　1940年春，刘顺元与刘少奇在路东大田郢村交谈时，刘少奇问刘顺元：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能不能开个纪念大会？借此机会也把半塔地区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刘顺元深知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一向重视依靠职工群众开展工作。他回答说：“我们努力一下，估计有这种可能。”

　　刘顺元立即把半塔中心区委书记胡昌明、副书记鲍有荪等人召来，讨论如何落实刘少奇的指示。众人分析，半塔地区的产业工人为数很少，可以扩大到农村的雇工和铁匠、木匠、瓦匠、皮匠、裁缝等“五匠”中去，就会人多势众了。经过调查，刘顺元认定皮匠张晶之、裁缝杨言德、瓦匠陈长荣、雇工刘传柱等为人都比较纯正，且粗识文字，可以作为“工抗会”筹委会成员。刘顺元提议对集镇上的工人和农村雇工及“五匠”，分别提出改善他们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十项要求。短短几天，周围十几个村镇的工人、雇工、“五匠”都发动起来了。

　　刘顺元了解到小李郢村有个民兵神枪手叫李应生。此人在反“扫荡”、反摩擦战斗中先后击毙26个敌人。他家里有个杏树园，可容纳千人开会，便决定，五一纪念大会在那里召开。

　　5月1日这天清早，半塔镇上的工人队伍与农村的雇工、“五匠”队伍约1600余人，浩浩荡荡开进杏园大会场。刘顺元、邓子恢（兼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兼副主任），由胡昌明、鲍有荪陪同，登上了主席台。刘顺元看到一些远道而来的女工背着孩子前来开会，感动得眼含泪水，动情地说：“我没有想到，今天有这么多工人兄弟来参加纪念大会。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也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我们就是要依靠你们，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打鬼子，建设抗日根据地。”

　　纪念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通过了《半塔区工人抗敌协会章程》和理事会名单，选举张晶之为理事长，杨言德为副理事长。接着举行盛大游行，队伍从小李郢村游行到半塔集，绕镇一周，游到刘少奇驻地大田郢村时，游行人数增加到4000多人。刘少奇高兴地站在村口，频频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高呼“工人阶级万岁！”“抗战胜利万岁！”

　　刘顺元组织乡镇“工抗会”的消息，不胫而走。淮南各地纷纷响应，也成立了自己的“工抗会”，乡镇的工人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走到了抗战的第一线。

创办民众合作社为民谋利

　　1940元9月，刘顺元发现半塔地区的油坊老板李宝隆欺行霸市，明明一斗芝麻能出6斤香油，但农民到他那里还换不到2斤香油。

　　刘顺元和大家商量解决办法。他提出由“工抗会”组织民众合作社，为农民榨油。当时决定以“工抗会”正副理事长张晶之、杨言德为首的近20人组成合作社筹委会。第二天，筹委会在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全镇工人、“五匠”大会，中共半塔中心区委负责人到会，解释了开办民众合作社的好处和政策，号召大家自愿入股，并对全区工人和“五匠”提出“自己当老板，失业时到合作社来做工”的口号；对农民和小商小贩提出“参加合作社，吃便宜油”的口号。经过几天的活动和筹措，集资200多元。刘顺元又指示联防办事处投资200元，还捐出两匹老马，支持“工抗会”办合作社。

　　10月2日，半塔民众合作社正式开张榨油。农民拿芝麻来换油，每斗芝麻换4斤半香油，不需付款；如果付款买油，每斤比市价便宜10%。在刘顺元和区委的支持下，民众榨油合作社越办越红火，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四面八方的“民抗会”会员闻讯，也纷纷向合作社入股。民众榨油合作社开业只20天，股金即达1305元，盈利500多元。

　　在刘顺元等的指导下，民众合作社从单一的经营榨油，发展到经营日用百货、农具、种子、粮食和医药用品。以后，又逐步办起了织布厂、被服加工厂、毛巾厂、农具厂、卷烟厂、畜牧场，经营范围也逐步扩大到整个路东各县。时至1944年，已拥有数十家分社和门市部，积累资产近千万元，年利润近600万元，广大社员从换油、换布、换日用品以及分红中获益近千万元。之后走红全国多年的“飞马牌”香烟，就是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名牌产品。

　　刘顺元支持创办的半塔民众合作社，成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也成了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该社的主要干部，许多同志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的领导人或骨干。如杨言德，后来成为国家盐务局局长；周福生，后来成为本溪钢铁公司的经理；鲍有荪，后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3月10日以大半版的篇幅介绍《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按语指出：“半塔民众合作社的方向，和延安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敌后根据地发展南区合作社运动的一个典型”。

　　刘顺元认为，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发展，只是解决了淮南路东地区军需民食方面的某些实际问题；但许多农户由于缺少耕牛、农具、资金和劳动力，不能及时地耕种和收割，生产生活仍有许多困难。

    他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协作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的论述，以及当地民众有互相换工的传统，指示半塔中心区委组织引导民众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建起了若干个劳动互助小组。其中，大余郢村骆腾云互助小组最为出色，形成一套公平合理的互助办法。经刘顺元总结，概括为自愿、公平、公私兼顾和提高生产技术四个原则，推动了劳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到1944年7月1日，淮南根据地已组织起8000个互助小组，参加农民10万余人。

    1945年3月淮南地区召开第一届群英大会，刘顺元邀请骆腾云作典型发言，并代表区党委和淮南行署授予骆腾云劳动模范称号。骆腾云成为与陕北吴满友齐名的著名人物。

　　刘顺元创造性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