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此言既出，对中共来说无异于一场九级强震，全面颠覆了中共的政治历史和政治路线。延续近一个世纪的中共莫非真的就要像九级强震的喜马拉雅山那样顷刻颠覆瓦解，不复存在?

　　习近平有关“「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的言论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它公然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公然反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公然背叛和颠覆包括习仲勋同志在内的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珍贵政治遗产。

　　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中共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究竟懂不懂中共党的历史?究竟知不知道中国曾发生过一场延续十年的“浩劫”?究竟承认不承认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是中共以无比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宝贵政治遗产。所有这些，都凝聚着包括习仲勋同志在内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和智慧。

　　「党大还是法大」?习近平不妨先问问老爷子，看老人家怎么抽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

　　决议的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否定，对建国以后十七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党内和党外有些同志就对社会主义和我们党产生了一些疑惑，对毛泽东的一生功绩和思想的正确性也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所以，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

　　决议的起草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条，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建国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定稿。

　　中共中央通过决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共分8个部分：(1)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5)文化大革命的十年;(6)伟大的历史转折;(7)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集中表述了党的指导思想。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

　　中国网

　　时间： 2012-10-18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沈传亮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路究竟如何走下去?当时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按照“两个凡是”( 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路抓纲治国。这样，不仅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势必延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二是走全盘西化的邪路。那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同西方国家所谓“非毛化”相呼应，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开辟一条新路。“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认为既不能回到“文革”以前的老路，也绝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邪路，而是要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开展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迅速恢复国家政治生活、大力发展经济、恢复了高考制度、初步平反了冤假错案，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初步准备。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由华国锋主持。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宣布，在讨论上述议题前，先讨论从明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1月10日至11月26日，着重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但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11月11日，各组按计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不少与会同志提出需要解决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的发言中提出了“薄一波等61人集团案”等6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11月13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决定用六天时间讨论中央草拟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与会同志认为文件没有如实反映中国农业事实，没有正视农业存在的问题，应予以修改或重写。在讨论农业问题的同时，大家兴奋点和注意力还集中在历史遗留问题上。与会同志，纷纷提出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要求中央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大家还讨论了加强民主法制、党的建设等问题。对大家比较集中地提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央进行了认真讨论。11月25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等多个问题平反，并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中央政治局适时地作出上述正确决定，使与会同志心情舒畅，大家畅所欲言，思想更加解放。

　　第二阶段是从11月27日至12月12日，会议着重安排讨论关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时，不少同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很多同志赞成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吸收外国资金，以加快建设速度的主张，为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总方针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家普遍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想路线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应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与会代表提议中央调整犯错误的同志。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与会代表关于人事的意见，就人事安排作了决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准备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从12月13日至12月15日。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对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实行改革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解决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既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也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叶剑英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着重谈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最后，华国锋作了总结讲话。闭幕会后，用了两天时间，学习讨论三位中央领导在闭幕会上的讲话。12月15日，会议顺利闭幕。

　　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把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局性拨乱反正作准备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决策，奏响了序曲。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22日晚上，华国锋主持闭幕会，并就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发表了讲话。闭幕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予以追认。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由于准备充分，指导思想明确，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第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第三，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第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第五，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第六，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后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处理党的日常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历史转折，堪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相媲美。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对这次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中国历史在1978年实现了伟大转折，“文革”后的中国终于在前进中徘徊两年后步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从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