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领导阶级”，那么伟大领袖为啥还要发布“12·22”指示，将上千万红卫兵戴上“知识青年”的桂冠，然后驱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人指出：这是卸磨杀驴之计，“革命小将”奉旨斗垮刘S奇后，变得嚣张跋扈，弄得难以驾驭，成了一个大麻烦，于是被扫到一边;

　　有人认为：上千万城镇青年无法就业，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就一举解决了这一严峻难题;

　　也有人说：知青下乡，与干部去“五七干校”一样，是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战略。

　　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书中写道：“降伏红卫兵与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著镇 Y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红卫兵流窜在城里，确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过去的中国有“流刑”，押送人犯去屯垦戎边;毛在最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将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远远地发配到那里，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起来“监督改造”，防止他们在政治中心施加影响。

　　在49年之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下，遣送农村也一直是对被视为城市里潜在危险分子的一种有效措施——类似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对犯错者要“黜为农”。久而久之，这就是暗示农村是当局所不信任的人的聚集地，农民是可以俯视的低等级人群。

　　“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难怪林立果与手下草拟的《571工程纪要》中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变相劳改”!

　　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下放越来越难以驾驭的红卫兵到乡下去，毫无疑问，那就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领袖用以保卫“文革”新生事物的锦囊妙计。

　　另一方面，在毛的心中，存在著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他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把城里的不驯服者下放到农村，主要就是为惩罚，让他们吃苦受罪。但另一方面，他也真心认为农民最淳朴、最革命，城里人尤其是红卫兵就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接受农民的教育。我说“真心”是有根据的：最高领袖在心目中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曾让儿子毛岸Y也到农村拜老农为师——虽然他并不打算让儿子终生务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知青运动与知青群体》一文中说：“当时的领导人，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被反覆提及和强调。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而要他们去农村，接受怎么说在共C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

　　除了卸磨杀驴、消除麻烦、解决失业、民粹主义等，毛还有个宏大的理想：消灭“三大差别”。所谓“三大差别”，指的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三大差别”有两条路可走：

　　1、将农民提升到工人、乡村提升到城市、体力劳动提升到脑力劳动的程度。但这必将是一个十分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符合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人性格。

　　2、让工人降低到农民、城市降低到乡村、脑力劳动降低到体力劳动的水平。

　　相对于前一条路，后一条路实在是轻而易举，把落后变成先进，多难呀，所以毛索性另辟捷径，干脆把先进的统统变成落后的，只要一声令下、在一夜之间就能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