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与华国锋展开权力斗争。邓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华的权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削弱。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格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很多人提出华不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四年的执政问题。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选举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华国锋此后逐渐淡出最高权力核心。

　　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在个人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当中，记述了这次发生在1981年的中共最高层人士变动的大事件，据邓力群披露，时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阶段，对于逮捕“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起草小组曾向全党印发历史决议的征求意见，邓力群在社科院、中直系统对于华国锋有八点评价，其中七点是华国锋的错误。之后经由李维汉逐渐向全党扩散，“为后来解决华的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个基础。”而在11月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支持华国锋的叶剑英公开自我批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

　　胡耀邦与华国锋、叶剑英交谈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讲活。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本来叶帅的讲话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关于“文革” 问题和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只是在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具体的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原准备放到几年后再说。但叶帅讲话后，议论纷纷，你想往后摆，做不到，人们不愿意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各种观点和想法都出来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在叶帅国庆讲话后，1979年1O月，就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了。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他找耀邦、乔木和我几个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他说：

　　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最后，邓小平同志强调：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耀邦、乔木和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从这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以后稿子又改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后来那么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以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几次或者不那么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见合并到一起了。后来，我整理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底子都没留。编《邓小平文选》时，选了其中的九次，有两次没选。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 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是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认为：“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跌，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插话说：历史问题决议这一稿中，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那好。（我又说：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幸，用这样的语气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接着谈了他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意见。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谈话。他说：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邓小平谈怎样处理“大跃进”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大跃进”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首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更是一个大难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出来一个“晚年错误”的说法呢？记得在一次讨论《决议》草稿时，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提出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乔木这样一区分，这个关键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一点上，周扬是不赞成的，我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陈云的意见

　　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大约有5600多人。但一般还是称“四千人讨论”。这次讨论，从1O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陈云同志看了这个决议稿，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解放前的那段没几句话，不行。他说：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必须把历史上——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党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这样，大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写的嘛。陈云同志的意见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解决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这个意见。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写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起草小组。

　　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

　　四千人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也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发给大家的稿子，关于这个问题只写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后，就对这四年做了一个基本总结，并且增加到《决议》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乔木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这一段的内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阻碍 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给常委审批。七位常委除华国锋外，都表示同意。华国锋认为这段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赞成加上。华国锋还援引了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做法，说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经验，抗战以后的事不做结论，毛主席这样做的理由是：抗战还在进行中间，现在做结论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抗战以后再做，因为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嘛。从这事来看，华国锋这个人还是很敏感的。华国锋虽只一个人，但他当时是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说，既然华国锋不赞成，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迟。因此，发给四千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6行。最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多的历史，留待将来十二大做详尽的论述。

　　我们知道这段稿子的来龙去脉，所以，在向全党印发历史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时，要大家发表意见：这一段写好还是不写好？

　　征求意见稿一发下去，我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系统地讲了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哪些事做得不对，讲了约半天。后来又在中办党委和中直机关工委讲了一次，讲了三个多小时。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统讲的主要内容有八条。1，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有功。以下七条都是讲他的错误：2，华国锋同志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路线有什么错误。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坚持搞“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那套错误的理论、路线、政策。5，搞新的个人迷信。6，粉碎“四人帮”后，陆续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被压下来，华国锋同志没有主动解决。7，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前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8，在经济工作中搞高指标。因此，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是应该在历史问题决议中给予总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的成绩和党的路线的错误，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重申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维汉同志听说我有这么一个发言，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希望能把我讲的意见提供给他所在的那个组。尔后，李维汉又把我的发言在他所在的组传达了。这样，华为什么主张不写，多数人为什么主张写，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传得相当宽了。不过，地方上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也有若干意见有欠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并不是政治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也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

　　经过全党四千人的大讨论，吸收上来的意见中，地方上赞成写上这段历史的也不少，故而把这段写上了。这就成了后来决议的这个部分。应该讲，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对华的评价，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就为后来解决华的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最高层人事更动

　　从11月1O日起，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这次会连续开了九次，开到12月5日。会议开得非常严肃，郑重其事，对华做出评价，提出批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发了言。发言的人个个都赞成华不能再当主席了，退下来，保留副主席职务。他自己也同意退下来。会议做出了决定，华不当主席，换成胡耀邦。

　　我们列席会议的，没有发言权，听会。讨论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一个提法（关于华国锋从粉碎“四人帮”到1980年4年中前两年工作中错误的提法），华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乔木同志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发言。

　　会上最动人最感人的是叶帅的发言。叶帅讲，他一直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袖也是自己让写的社论。吴冷西、胡绳跟我讲过，“毛办”宣传华，是叶的意思，不是汪东兴的意思。叶帅在这次会上讲，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对“文革”、“四人帮”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不满意，但那时投鼠忌器，你一批评“四人帮”，就免不了会影响到毛主席，这里面包括别人对毛主席的看法，还包括毛主席对批评“四人帮”的人的看法，主席会认为：你们批“四人帮”，是因为我重用他们。所以那时特别有顾忌。主席临终时，政治局的成员去告别，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都见完了之后，主席还清醒，又示意叶帅进去。这时主席眼睛盯着叶帅，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了。叶帅讲：我知道主席的意思，这是给我以重托，而华国锋那时当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维护华国锋同志，当作履行主席的临终嘱托。由此看来，我这个人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好心，但效果不好。说到这里，叶帅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对自己做自我批评，动了感情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即1980年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同解决人事变动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最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上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个中央领导层都改变了。华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员都没保留，只保留一个中央委员。这时中央组织机构有书记处，不设党中央主席而改设总书记，胡耀邦当了总书记。

　　邓小平表示不考虑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篇幅压缩到三万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审阅。

　　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此事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于2月13日、17日两次召集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开会，提出修改《决议》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报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乔木同志。

　　胡乔木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耀邦同志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同志这时看过我们送呈的《决议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谈。主要内容前面已经说了。对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邓小平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