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一种观点说法，身为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的毕福剑，发言应该注意社会影响。然而，问题是毕福剑惹起争议的话，纯粹是在私人场合说的，不能也不应该上升到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发言小心的层面上。至于第二种观点，貌似很对，毕竟几乎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极其痛恨告密者，但问题是，这究竟是不是告密？毕福剑调侃毛泽东的内容是否客观？

毕福剑事件

尽管现在的评论大多认为将毕福剑的视频传到网上的人是告密者，但迄今为止，却没有足够证据证实那个人的行为一定就是告密，因为他很有可能只是觉得毕福剑的视频有意思值得分享，或者说他可能借助毕福剑的名气来传播他认同的观点--对毛泽东的调侃，而不一定是他为了出卖毕福剑才选择这样做。毕竟，在版权和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的中国，将某些人视频传到网上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无论是各种公共活动，还是纯属个人空间的行为，乃至尺度相对较大的公知视频，在网上不一而足。

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毕福剑后来遭受舆论围攻，甚至据传已经内部停职，即便有人把他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更多，相信也很少会有人把此事上升到告密层面。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毕福剑被一些举着维护领袖旗帜的人围攻，才让毕福剑饭桌上的话成为公共事件，也才让外界将他视频上传到网上的行为斥为告密。

当然，以上分析是否合乎事实还有待毕福剑事件更多真相公布出来。但是，作为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毕福剑在餐桌上发表调侃毛泽东的言论，完全是个体权利所在，即便存在脏话的嫌疑，顶多说有失格调，却不能也不应该遭受目前这样对待，何况他的调侃内容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如果把一个公民在私下场合对政治家的符合史实的评价无限上纲上线，甚至大加指责，予以严惩，不仅是对法律主张的言论自由赤裸裸的侵犯，更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的领袖崇拜。

毕福剑引起争议的言论主要是--“哎，可别提那个老逼养的了，可把我们害苦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下场合说脏话是一种世界现象，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习惯和语气助词，不一定是侮辱。毕福剑是一个东北人，而此处的脏话刚好是东北人的常用语，更多强调语气的意思，不能也不应该就此说明毕福剑侮辱毛泽东。

更重要的是，毕福剑“可把我们害苦了”的说法符合历史，符合中共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生于1959年的毕福剑，从小经历的恰恰是毛泽东的晚年，因此能够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由于执政错误给中共和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毕福剑出生那年不幸碰上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而这场由于大跃进导致的史无前例的饥荒与作为当时中国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毕福剑本可以入学的年龄，又碰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学校停课了，学生们被鼓动着成为红卫兵或者上山下乡，而且十年之间，有大约一亿的人受到伤害，以至于邓小平生前都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

1981年，旨在统一全党思想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通过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执政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毫无疑问，自小见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毕福剑，饭局上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符合中共的态度。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

既然如此，毕福剑调侃毛泽东的言论就不存在严重错误，因此不应该遭受指责和严惩。当然，这并不代表毕福剑没有错，相反他应该感到羞愧，不是因为调侃毛泽东，而是因为说了脏话。这种一种小错，无伤大雅，可以原谅，但不能也不应该被无限放大。但是，奇怪的是，毕福剑事件发生以来，放眼网络，他遭受的舆论炮轰超出想象，不应该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共对毛泽东已有定论的背景下的正常现象。遍布网络上的要求毕福剑为他侮辱开国领袖的言论道歉乃至付出代价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与文革期间狂热的红卫兵的表现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红卫兵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大多是真诚的，尽管狂热，却是真实反应，今天网络上对于领袖的崇拜则不够真实，更多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的领袖崇拜。

或许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虚假的领袖崇拜现象正在今日中国大量上演。无论是遍布官场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揣摩上意，还是整个社会的造神运动，都是虚假的领袖崇拜的体现。类似中国这种威权主义政治有个很不好的副产品，就是一旦最高层展示出某种偏好，或者是无意中展示出某种态度，就会被极尽政治投机的官僚们发挥到极致，从而把本来应该中庸温和的政治推向左或右的极端，失去了政治原本应有的服众之意。毕福剑事件便是如此，本来中共对毛泽东已有定论，而他只不过调侃几句，却被如此对待，实在不正常。根据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带有人治色彩的领袖崇拜现象属于前现代范畴，不能也不应该在今天中国大量出现，否则中国的形势堪忧，将再次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毕福剑事件折射出来的虚假领袖崇拜现象，无疑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