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中）（新抗战系列之七十九）－戳破八路游击战无敌的谎言
萨沙原创




冀中根据地曾经是八路军最富饶，最巩固的根据地，最盛时拥有 44个县（其中22个县完全控制）800万人，部队6.3万，有丰富的粮食和兵员。因为富庶而被八路军称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而日军从开始重视冀中根据地，到完全摧毁这个根据地，花费了3年的时间，下面就听老萨说说。


冀中是八路军最富裕，最强大，最稳固的根据地 




 


冀中的地位很重要，这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决定的。


就面积和人口来说，冀中有近4万平方公里，比台湾面积还大，人口又有约1000万人，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密集的地区。八路军在此不但有相当的活动空间，更有至少25万的兵员可以提供。


 


就军事意义来说，冀中地处中国最为重要的三条铁路，也就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平津铁路之间，冀中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时切断日军华北的运输动脉！而且，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以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都设在北平，距离冀中也相距不远。冀中对日寇在华北的控制有相当的影响，所以从原则上来说，即使冀中地区的八路军不出击，只要没有和日军勾结成一体，那么他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


 


从经济上说，冀中是所谓华北的乌克兰。民国时期，华北并不是富裕的地区，甚至常年需要输入大量粮食以弥补空缺，但冀中则不一样。冀中平原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产粮区。晋察冀根据地的山西地区，属于严重缺粮区，大米白面是不存在，军队连小米和山药都吃不饱。连八路军司令部的彭德怀也是吃小米，柿子，土豆掺杂一起的所谓杂粮饭！由于粮食极为宝贵，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出现贪污，聂荣臻司令员规定，贪污10斤小米就可以枪决。这比贺龙规定贪污500元就枪毙还要严格的多。所以冀中不但能够负担起当地10多万军人和干部，脱产民兵的粮食，还可以大量补充到晋察冀根据地。仅仅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的半年多内，冀中就提供了1900万斤粮食，而当时享受这些粮食的根据地军民也只有200多万人，相当于半年内送给每人7斤粮食。所以如果冀中根据地挂了，晋察冀的晋东北和冀西根据地会陷入极度的困难中，很难长期坚持下去，也难以发展。


除了粮食以外，冀中还有棉花，矿产，渔业等丰富资源，这些都是日常需要的重要物资。


 


从群众来说，冀中是河北的核心区域之一。现在如何，老萨不清楚，在民国时期，这里属于比较开放的地区，交通便利，信息交流也比较快。由于和北平，天津这两座北方第一第二的大城市距离不远，所以冀中地区的民众相对文化程度较高，尤其几乎村村都有些见过世面的人，容易接受抗日思想，有一定民族意识。不像中国一些地方那么愚昧，根本不管统治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闭着眼睛做亡国奴。而且这里是自古以来的所谓燕赵之地，民风比较强悍，该省从军的人很多，以威震北方的西北军为例，大部分都来自河北，陕西，河南三省，其中河北人占一半以上。所以冀中的老军人较多，地方相对比较尚武，男青年好勇斗狠的很多，是比较容易拉起队伍的地区。


 


 


----------------超过20部以上的八路军抗战电影都发生在冀中根据地，包括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回民支队，平原枪声，粮食，白洋淀等等。因为冀中是八路军最稳固，最富裕，最强大的根据地，号称八路军的乌克兰！










 


 


冀中根据地的兴衰简述


冀中根据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是所谓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所谓黄金时期，就是乘着日寇和国民政府正规军正面血战，无暇顾及敌后的空袭，八路军在冀中建立了自己的力量！


 


这一时期，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的领导下，全力对付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试图短期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根本无心也无力兼顾敌后战场。


对于敌后的八路军，基本是放任不管，视而不见。


用日军自己的说法，就是日军对于华北的控制仅仅局限在大城市，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县城，以及重要的铁路公路线附近几公里而已。日军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区分国军和八路军，对冀中此处八路军武装力量也毫无认识，几乎没有给予什么打击。冀中形成一个真空区域，八路军机敏的把握这个时期，飞速壮大。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到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是所谓艰难时期。


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正面战场超过20万规模的大规模进攻大体停止，抗战进入持久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南下作战的一部，逐步回到原建制。日本的战略思想也由击溃国民政府，转为扶持中国伪政权统治中国，以帮助日军及早从中国泥潭脱身。


所以，此时除了正面猛烈进攻国军以外，也开始加强对敌后占领区的控制。只是日军在冀中兵力实在太空虚，连较大规模的扫荡也做不了，更无法控制面积广大的农村。八路军又采用游击战，四处在农村游动，日军显然难以短时间内歼灭八路军全部主力，只能慢慢的来。


这个时期前后约2年时间，刚开始的1年，日军主要处于撒网阶段，通过占领县城和修筑沟通县城的公路来扩大实际控制区。这一阶段虽然日军控制了冀中所有的县城，还将冀中通过公路隔断为很多分散的地区，却无力控制农村，也就不可能歼灭八路军主力，占领八路军的地盘。


不过从1940年开始的1年内，情况就开始急剧变化。日军大体完成了初期撒网，开始了中期的深度撒网。在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老狐狸多田骏的指挥下，日军开始通过修建更多的据点和公路，建立伪政权和伪军，将力量逐步渗透进入农村，开始实际控制农村，这下就让八路军非常吃惊且难以招架了！


到了百团大战的1940年中旬之前，冀中地区所有的县城和约一半的农村已经被日伪军控制或者基本控制，日军已经大体控制了冀中的大局，八路军陷入严重的被动中。八路军也知道时态严重，决定乘着日军还没有完成撒网之前，孤注一掷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大战目的自然是试图打破日军的战术，但百团大战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八路军更为被动。


 


1941年初到1942年5月是所谓的崩溃时期


1941年1月到1942年5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失败，战略目的没有达到，还遭受了战术上的严重损失。日军顺势反击，虚弱的八路军无法正面对抗，更进一步加大了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控制。此时八路军已经根本无力打破日军的战术，陷入绝对的颓势，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1941年中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下台，新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台的时候，冀中已经有百分之七十地区是完全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和日军力量绝对优势的游击区。


冈村宁次上台以后，开始了约1年时间的最后阶段撒网，也就是所谓治安肃正作战，终于占在1942年5月之前完成了所有的部署。


这个时期，日伪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冀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包括农村），将八路军挤压到一块被分割成几千块的狭窄地区，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空间，时刻处于日军的威胁下，实则已经必败。


为什么只控制三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百呢？关键在于冈村宁次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缓慢蚕食，可以通过一次战役就彻底歼灭冀中八路军，实现对冀中的控制。


在1942年5月1日，日伪军抽调2万多人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也就是五一大扫荡，以微小的损失击垮了冀中根据地，打垮了八路军4万多正规军，5万多地方武装和民兵！






-----------------富饶的冀中大平原，这里就是传统的燕赵之地，当年民风彪悍，男人比较尚武，是很少的兵员基地！
















老萨的观点


老萨分析历史，丝毫不带偏见的作出一个结论：事实证明，日军并非对付不了八路军的所谓游击战。只要他有相对足够的时间，尤其有相对足够的兵力（注意只是相对足够），基本歼灭八路军，摧毁八路军控制区是不成问题的。


冀中根据地的兴亡，就最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而之所以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兵力，说到底，完全还是国军在一线死撑的结果。


如果抗战中没有一线的国军以巨大的代价正面硬顶，日军集中在华100多万主力24小时围着共产党的部队打，用不了3，4年时间就可以基本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正规军的有组织抵抗，八路军恐怕就只能成为抗联那种零散的游击队了。


老萨对于抗战有个基本观点，自然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赞同，这就是是：抗战诚然是国军的正面战场，还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构成的敌后战场组成！不过，有个国内外史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国军绝对是抗战的主力，起到的是主要作用，而控制部分敌后根据地的共军起到的则是次要的牵制作用，是配角！


 


抗战可以没有共军，但绝对不能没有国军！如果没有国军，战争就不可能胜利，八路军也会死路一条，中国会亡国，沦落为朝鲜，波兰那种国家，战后仍然任人宰割。


如果抗战没有八路军，不会对战局有着任何本质性的影响！战争也许会伤亡较大一些，时间也许会久一些，最终一样会胜利，国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换句话说，八路军是否存在，对抗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只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们以往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肆意夸大八路军新四军的作用，甚至说国军不抗日，见到日军就跑，这自然是不可取。当然也不是说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没有贡献，它们在敌后的作战，多少牵制了一些日军，造成日军一些损失，也影响了日军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粮食的征收有一些影响，这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贡献。


不过因为政治原因，非要说八路军新四军贡献极大，没有共军抗战就会失败，国军就会覆灭，国民政府就会投降，这就没有必要了。


实际上，国家任何一个非党棍（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战历史学家，都和老萨的观点基本一致。


其实分析这个观点没有丝毫难度，简单的看一看抗战战场上被击毙于国军和共军的日军将领就可以很好的看出来。


老萨研究这个多时，除去我党宣布击毙还活了30，40年的没死的几个，还有什么乱七八糟暗杀，单纯就国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击毙的来说。


国军方面在八年抗战中，毫无疑问的是击毙了41个日本少将军衔以上将领，这都有中日双方资料作为印证。


只是，我们的解放军作家宣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击毙的6个日军将领里面，除了阿部规秀是中日双方认可的，其余5人全部存疑。


如59师团53旅团长山县业一少将，我党说是他在带着4个卫兵出游的时候，被新四军孙仲德部当场全部击毙。但日方资料明确说他死于这个所谓击毙之后，也就是不是当场死的，这显然和我党说法有着很大的矛盾。既然是新四军一个营兵力伏击区区5个鬼子，打死了以后，为什么不上去补枪或者确认是不是军官呢？至少也该把武器拿走吧，怎么能让他活着回去呢？况且抗战时，我党并没有宣传击毙山县业一，要知道他可以是不亚于阿部规秀的现任旅团长，甚至我党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直到80年代，日本方面宣布二战阵亡将领名单以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才将他揽到新四军的账上，这岂不是搞笑。








至于114师团长沼田德重也是类似，八路军在80年代宣布1939年7月初将他击毙，沼田德重本人在8月死亡，有趣的是7月底该师团就回国休整了。而八路军宣布的所谓使用部队伏击沼田德重的战例，各方面都不符合基本军事常识，甚至可以说是瞎编，很难让人置信。况且也像之前说得那样，沼田德重是比阿部规秀还大的师团长，为什么战时八路军不大肆宣传？估计又是战后发现沼田德重死于山东，就不管是不是于学忠击毙的，或者自己病死的，先揽到自己账上。


35师团35步兵团团长饭田泰次郎，八路军连他到底死在河南，还是河北都不能确认，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而清水喜代美和吉川资死亡也是类似，不多说了。有意思的是，清水喜代美少将只是一个大队长，而不是我们之前宣传的旅团长。而国军击毙的所有少将，全部清一色的联队长，大队长应该是少佐或者中佐军衔，就算追赠也应该是中佐或者大佐。为什么八路军击毙的清水喜代美却是一个追赠少将？很简单，因为它是战斗力低下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的大队长。这种独立混成旅团都是临时组建拼凑起来的，所以不但士兵乱七八糟，连军官也一团乱，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换句话说，军衔混乱，恰恰说明击毙的日军部队是垃圾部队。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第一军所辖独立步兵第十旅团为例：独立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板津直俊少将，司令部设太原。下辖独立步兵第227 大队大队长矢木野二少佐、独立步兵第228 大队大队长岩见新太郎大尉、独立步兵第229 大队大队长海野精中佐、独立步兵第230 大队大队长掘江三鹿喜大佐。区区死个大队长的军衔就有四种，说明这个独立步兵第10旅团之混乱。清水喜代美也是一样！而国军仅仅一个第三次长沙会战就击毙了5，6个大队长，这对于国军来说不算什么！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军真正击毙日军将领数据太少，很不好看。一些御用文人就挖空心思把日军公布的部分死亡将领，不管到底怎么死的，先都算在自己账上，这样至少表面上好看一些，有些面子。








就算我们把这些存疑的都算上去，就算都是真的，双方也是41：6，也就是将近7：1。而虽然抗战结束时候，国军有400万规模，但八路军也有90万正规军，新四军也有20万，双方也差不多是4:1的兵力。显然不用老萨什么多说，事实很清楚了。如果把存疑的去掉，恐怕就是让人难堪的41：1了！


其实这并不稀奇，作为游击战，本来就对战局影响甚微，更难以消灭到敌人的将领。就算没有存疑的阿部规秀，也是八路军在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用迫击炮对准有日军驻扎的房子随便开了几炮，结果意外的中了头彩。虽然炮毙了阿部规秀，但实际阿部规秀发动的这次扫荡还是成功的，八路军并没有能够扭转扫荡中的被动局面，随后代理的指挥官一样完成了扫荡。




其实，这些所谓问题，其实本不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态度问题。


只要有军事科学院存在，严格审核所有战史著作，只要不按照官方战史来写就一律不允许出版，情况也就不会改变。这也导致到今天这些基本历史常识，仍然是所谓疑问！












-------------------------上图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击毙的日军将领，下图是国军击毙的










 


第一个阶段 寺内寿一时代：鬼子只是路过，冀中完全真空，八路军先到一步，得以大发展，打垮了试图回来的国军




 


1.抓住时机，先行一步，抢占冀中




这个阶段八路军在冀中的扩张，老萨前一篇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党抢在一个有利时期，也就是冀中正好处于实际控制军阀29军宋哲元部撤退，而中央军尚且没有进入的空挡，突然进入几乎是真空地区的冀中，并且采用铁血手段吃掉游杂武装，迅速发展起来。


几个月之后，无论是29军还是中央军再试图返回河北省，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八路军已经在这里形成了气候，他们建立了数万人规模的军队，建立了政权，谁敢进来就打。最终，国军几次试图染指冀中冀南地区，却被八路军集中数倍主力，通过3次大规模战役歼灭近10万人，从此河北省几乎被八路军独占。


 


这边就抛去国共的问题不说，单独说说八路军和日军的问题。


这个阶段，日军对于冀中的控制，几乎是不存在的。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1937年，鬼子是路过冀中，1938年年底才开始占领一些县城。


 


日军七七事变占领平津以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下，依靠所谓速战速决，三月亡华的目标，几十万大军分头南下西进。河北境内，日军十多万人沿着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分别前进，国军则出动几十万重兵拦截。双方经过南口会战，保定会战，石家庄会战以及津浦路战役，日军以相当的惨重伤亡击退了国军的防御，仅仅南口会战日寇伤亡近万人。


 


而就在这一时期，冀中地区作为正面作战的主战场，在国军撤退以后，短时间内成为真空地带。


为什么会这样？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国民政府控制核心区域，地方政府是不允许撤退的，而且国军撤退也会留下一股正规军武装力量作为敌后作战，所以这里基本都是国民政府的敌后游击势力。新四军后来也是通过武力打垮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把他赶走，这才抢到了江苏省中部和北部的地盘。


不过河北省却非常特殊！在当时，河北省为地方军阀宋哲元的地盘，当地党政军全部都是宋哲元29军的势力，中央军根本无从插足。


所以在河北省正面激战开始之时，宋哲元表面上也安排了诸如张荫梧，石友三，孙殿英等敌后武装力量，却因为29军自己为了保存实力，擅自放弃河北省南下溃逃，导致地方政府几乎全部垮掉。


而宋哲元为了保存实力，下令原本应该在敌后作战的29军系统的张荫梧，石友三，孙殿英等大部也随着一起撤退，最终只留下一小部在河北敌后，兵力虚弱，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吃掉。


宋哲元军阀自保的心理，导致冀中在抗战前几个月，成为真空区。


而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此时也鞭长莫及，管不了这里。当时他们正在河北正面战场和日寇血战，伤亡惨重，根本无力再兼顾地方的事情和敌后抗日武装的组建。况且当时也不允许蒋介石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是抢宋哲元的地盘，宋好一点也就是明争暗斗，厉害一点说不定直接倒戈投靠日军。


在同时的张家口战役中，宋哲元在日军已经杀到眼皮底下的时候，仍然不允许增援的中央军晋绥军进入察哈尔省核心地区，甚至武装阻拦火车。


所以，冀中就出现了八路军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在1938年蒋命令兵力不过1万人的张荫梧收复冀中的时候，八路军已经先行在冀中站住脚，正规军兵力发展到4万以上，还吃掉了张在冀中的少量部队，张已经远远不是对手。


 


而当时日军在上海又打响了，随后规模宏大的太原会战又爆发，日军兵力极为空虚。所以寺内寿一大将下令，在河北省的日军除了必须固守平津的部队以外，余下一部驻守重点铁路车站，其余尽数南下。


即使这样，在山西境内的日军也出现一个第5师团被国军几个军夹击的场面！华北的日军都是以劣势兵力和绝对优势兵力的国军作战，作战是比较困难，也是比较危险的。以台儿庄为例，攻击台儿庄的日军也不过就是2个旅团组成的支队，约3万兵力。而国军在台儿庄一线部署了15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


 


由于一线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甚至自身难保，在日军敌后控制区，基本就只能放空，没办法兼顾！


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日军根本没有想到要控制敌后，因为他们认为敌后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很快就会投降，只要打垮了国军正面战场的抵抗，对付敌后游击队又算得了什么！以日军在东北的经验，到时候只要回头对付敌后的国军即可，根本是小菜一碟。在张学良败退出东北三省以后，日军调集大部分主力，用了区区1年多就基本搞定了五十万规模义勇军。


 


 


所以，冀中吕正操部在1937年全年，除了一开始作为东北军的保定战役时期同日军二三次小规模战斗以外，根本没有和日军有过正面的交手，因为冀中几乎没有日军存在，你想打也打不到。


 


日军由于兵力不足，甚至无力控制交通线和交通线附近的重要县城。


1937年12月12日，吕正操奉命率领3个主力团去晋察冀军区整训，就这样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甚至杀入了定县，新乐。


更令人无语的是，日军由于兵力虚弱，居然在八路军经过的定县火车站都没有驻军。所以八路军和日军没有交火，八路军放了一把火走路而已。


而新乐的则遇到了日军一小部的拦截（最多一个中队），吕正操以一个团的兵力攻击了一天，战死五六十人，毫无进展，只得退兵转而越过县城。


 


直到这个时候，日军才稍微重视八路军的存在，并且给予了报复。


日军是一个极为信奉睚眦必报的军队，任何时候他们如果吃亏了，一定用数倍兵力进行报复，非要占到便宜才行。


在抗战中，鬼子如果正面进攻失败，一般会集中双倍兵力再打一次，一定要觉得占到便宜才行。


如果是在敌后被袭击，也会立即报复，他死了多少人，一定要杀死比这还多的国军才行。


就算杀不到国军，鬼子也会在当地屠杀大量平民泄愤，总之日本人不能吃亏！


这些都是鬼子特有的野蛮手段，整个8年都是这样！


东史郎记录了日军一次报复性作战：三月十五日。距驻地三里左右，有一些零星的村子，我们今天曾经去扫荡了一次。但无论何时，无论我们怎么扫荡，总也抓不到敌军的残兵。所谓的扫荡也就是抓些鸡或猪回来，要不就是找姑娘取乐。今天就抓了三只鸡做成素烧鸡，大伙儿兴致勃勃，酒兴高涨，高谈阔论。


就在我们围着炉子唱歌的时候，从漆黑的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声。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炮声。


"有敌情！"霎时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在我们脑子里划过。


户外，传令员奔跑在洒满清辉的弯曲小道上。他大声催促着："森山队马上到联队本部集合！"随即又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军靴的"哒哒"声。


我们全副武装朝本部跑去，赶到本部又接到守卫北城门的命令。没多久，传来了令人悲愤的消息，并随之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森山队第二小队遭到敌人包围，正在浴血奋战，森山队马上赶去救援。"


 


中队长一行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愕和悲愤，马上就行动起来，恨不得能插翅赶去救援。清辉洒在我们身上，大地消失在广漠的黑暗中。城墙被我们甩在身后，只有道路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我竭力压抑着自己想早些赶去救援的念头，一言不发，努力与部队步伐一致，"嚎嚓嚓"地跑步前进。我们一行怀着悲痛的心情，行走在一轮清月映照的广阔大地上。我们全副武装，以备与可憎的敌人拼死一斗。三辆卡车全速赶上了我们，载着我们狂驰。不知司机是怎么想的，居然在半路上停下来，唠叨起来，这时马上就有人催促道："你说一句话的当儿，就会失去一条珍贵的生命，别唠叨了，快开吧！"


 


车子继续全速疾驰，掀起一阵沙尘。开了二三十分钟左右，左边出现了一个村庄。中队长说："要是村子里有敌人就糟了。让我们先射一通再说。"


 


我们停住车，在车上架起轻机枪对着村庄狂扫一阵。村庄里只传来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并没传来敌军回击的枪声。由此可判断村子里没有敌军，我们再次启动了卡车。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潞王坟站，准备开始进攻。


 


我们到达一个小山丘。已经前进了几十分钟了，但既没看到敌人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会不会全队都被杀了？"我们的心被这种沉痛的念头占据了。


 


终于赶到守备队的岗位。小队长荒井少尉等八人分别受了轻伤、重伤，一名士兵战死了，而敌人早高唱着凯歌撤走了。


 


今晚又有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月亮的清辉冷冷地洒向大地，广漠的大地冻结在冰冷的月光下了。我们为了防止敌人来袭，挖了散兵壕，并蹲在壕里守卫。


 


夜色更深，不知何时起，觉得肚子饿了。野狗在黑暗的远处吠叫。我们竖耳倾听着风声、狗叫声，等候着敌人。但直到东方泛白，他们也没出现。这一夜可真长呀！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呼出的气似乎都要冻成冰了。


 


三月十六日。


 


阳光从地平线上洒向天空，村民们还在酣睡中。这时我们重新列队去村庄扫荡。我们的队伍向村庄开去。村庄里有一片树林。树林、房子和人好像都沉浸在熟睡中。用重机枪堵住退路后，我们进人村庄。村民们惊慌失措起来，左右逃窜。中队长下了命令："逃跑者格杀勿论，没逃者带走审讯！" 


 


拂晓时分，突然响起了枪声，夜似乎也被惊醒了，树林和村子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我们挨家挨户地扫荡，看到什么砸什么。在村子边上的壕沟里，有十二三名妇女和孩子吓得筛糠似的发抖。她们都把脸伏在地上，为那场即将降临到她们身上的灾难而浑身颤抖，犹如看到恐怖的地狱一般。农民们汗流满面、没日没夜地劳作，但到头来苛捐杂税和麦子的歉收总把他们压得直不起腰来，农民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贫穷日子。而现在，可怜的她们又要经历野兽般的战争，她们被死亡和地狱吓得惊慌失措、痛哭不止。已经有一个少年被杀了，一个老婆婆抱着尸体，把自己的头靠在尸体上放声恸哭。少年毫无血色的脸被仰放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无力地垂挂下来。老太太骨节粗大、满是皱纹的大手沾上了鲜血，她就用这手轻轻抚摸着少年的脸，失神地盯着少年毫无表情的面容，痛哭流涕。她们是昨晚起就呆在这儿的，还是看到我们进村后才逃到这儿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她们居然都抱着被子，难道被子对她们来说当真这么重要？ 


 


有人把枪口瞄准了她们，我猛然制止道："她们都是些女人，并不想逃跑，不要杀她们！"女人和孩子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去射杀这些善良的人们。


 


六个年长的农民被带了过来。他们跪伏在地上请求饶命。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祈求，只听"呀"的一声，士兵的刺刀刺向其中一人。那人应声倒地。其他五人更是惊慌不已，一边本能地大叫："大人！大人！"一边抱拳叩头不止。被刺倒的人痛苦地挣扎，手指在地上到处乱抓，一会儿，又被刺了一刀，他被刺了两刀后就死去了。只听见"呀！呀"的喊叫声在空中回荡，顿时地上传来一阵呻吟声，过后，六个人全都被杀了，他们都是老人。 


 


吐血声、愤怒的呻吟声和杀人时发出的喊叫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蟋曲的尸体和鲜血在朝阳中闪耀。他们不是残敌，而是些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通报残敌会来进攻，或是因为他们可能暗地里与敌军串通一气，再就是因为我们的战友被他们的同类杀伤了而无处发泄，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是一群无辜而又善良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哀求饶命。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是无法举起刺刀的，但有的士兵却毫无顾忌地挥刀砍去。重机枪瞄准那些四处逃散的农民，"哒哒哒"地扫射着，很多农民被射倒了。我们杀的都是些年迈体弱而无法逃跑的农民。 


 


不一会儿，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灿烂的朝阳照耀在挺拔的白桦林间。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树林里都升起了几缕炊烟。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起，这是在做早饭吧！狗停止了吠叫，枪声也停了，女人们的恸哭声没有了，死的呻吟和诅咒也消失了，早晨来到了。血染的大地上只有约三寸高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垠。这么一大片麦田，以后将会由谁来耕种呢？ 


 


 


 


这就是这一阶段日军的作战模式，日军无心占领农村，甚至县城也没有兵力占领。他只在铁路线或者守备队被袭击以后，发动报复性的攻击，但屠杀完了以后就会撤走。


所以，这种打法对于八路军毫无威胁，因为八路军不会同日军硬拼，而是游击作战。所谓游击很简单，就是日军来了，八路军就跑，双方主力是不会碰撞的。


 


此次定县和新乐被八路军袭击以后，日军集中周边的兵力，突袭八路军在冀中控制的高阳，安新二个县城，击溃了这里的八路军，并且对定县城东南大小王耨村一带居民进行集体屠杀，残杀了200多老百姓，因为当时这些居民曾经帮助过八路军。


 


只是这仅仅是报复性的还击而已，日军报复以后，很快放弃这些地域，回到自己的驻地，保持战前态势。为什么呢？因为日军根本没有兵力占领这些地区。


1937年12月2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纲要》中明确写道：首先完成军队驻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的治安，逐渐向外扩展而及于全区。


 


此时，规模空前的徐州会战又爆发，华北日军为了围歼徐州地区国军几十万重兵，调集30多万大军赶到徐州。这样一来，河北境内更是唱了空城计，一些重要县城的日军也南下去了，之前占领的高阳，安新等县城也放弃了。非守不可的县城也只留下一些伪军，这又为八路军的生存扩张提供很好的空间。


 


1938年2月，吕正操的一个主力团北上大清河以北地区，这里本来不是八路军的地盘，是日伪军控制。现在日军撤离以后，此处就成为真空地区，八路军很快击溃此处的小股伪军，占领霸县等地。日军当时兵力严重缺乏，仅仅出兵反攻霸县，八路军立即放弃霸县撤走。日军随后因为无兵可用，占领霸县以后又撤退，继续由拼凑的伪军防御，随后又被八路军消灭数百人。


这样几次以后，日军因为没有伪军可以使用，只得完全放弃霸县这类县城。


至于日军反攻霸县同时，也顺便扫荡了献县、河间，都顺利占领县城，只是因为没有兵力长期驻扎，随后都放弃了。


自然，八路军战史上都写着是我军苦战，迫使日寇逃走！


 


随后1938年中旬，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爆发。为了对抗国军近百万大军，日军几乎把在华全部可以抽调的兵力拿到武汉一线，连日本国内仅仅只有一个近卫师团，河北境内日军自然空虚又空虚，连日常例行巡逻都很困难了。


直到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之前，日军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冀中地区异常安静。


 


所以，从1937年到1938年底这1年多时间内，在河北省八路军迅速从2000，3000人发展到10万以上。日军不过只有第10,20,27这三个师团各一部，总兵力区区2万多人，却要分兵把手津浦，平汉，平津这三条铁路，以及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各大城市，兵力实在是空虚到了极点，只能放任冀中八路军不管了！


更有甚至，武汉会战期间，连第10和27师团都全部南下去了，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的河北仅剩一个第20师团，整个师团可以作战的士兵，平均每个人要管10平方公里的地区。要知道，钓鱼岛才4平方公里，北京颐和园那么大才2.9公里，就算是铁臂阿童木也管不了这么大的地方。


 


所以当时日军对于冀中地区的控制，最多仅仅是覆盖了铁路运输线附近的几公里地区，以及少数具有极其重要军事意义的县城。大部分县城根本没有日本人的，至于农村根本就是完全放弃的，实在是力不能及。


这也就是冀中老百姓所谓：37年38年我们这里没来过鬼子，我们不知道鬼子长啥样！


 


换句话说，冀中根据地基本处于不受日寇威胁的态势下，八路军在这里轻松建立44个县的政权，建立了各种组织，军队扩充到6.3万人


 


当时是冀中的所谓黄金时期，吕正操回忆：他不但可以骑着马在冀中任意驰骋，甚至可以开汽车到处跑。






---------------------乘着冀中实际控制军阀宋哲元跑路，蒋介石中央军又在河北激战的有利时期，八路军先是安排冀中地下党起义，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军长为老红军孟庆山。随后又让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窝里反，拉走东北军一个团成立了自卫军。两股军队合拢，瞬间成为冀中最强的力量，很快就控制了冀中。等到几个月后国军敌后部队试图进入冀中，已经不可能了！










 


2.八路军为什么能在冀中站住脚？




自然，八路军能够在冀中站住脚，也和他们的特点有关系。


有部老电影叫做《新英雄儿女传》，说的就是冀中的故事。


八路军控制一个地区，大体是电影中这样。


在八路军到了这个地区之前，当地的村子基本都组织了自己的自卫队。小村子的自卫队主要是防匪防盗防溃兵，以及对付其他村子的武装力量（防止别村强行来本村征粮要钱之内）。实际对付不了正规的军队，只有大的联庄武装，才能对付一些军队。


八路军到了这里以后，首先从军事上打垮和吓垮本县的敌对武装力量，占领县城，并且驻军。


在军事保证的基础上，八路军派出宣传员进入地方村镇，宣传抗日的道理。自然，这种抗日宣传是从地主到贫农都赞成的。


同时，宣传人员强调所谓的合理负担政策，也就是税收主要有地主和富农承担，贫农只需要承担较小的一部分，而且以粮食形势提供。这就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立即受到低层老百姓的支持。而地主富农虽然不满，却因为抗日的大旗号在此，谁也不愿意背着汉奸的骂名，而且这其实也并不是和他们商量，坚决不执行只要死路一条。


 


一旦宣传到位了，八路军代表就开始活动。当时冀中敌对武装力量基本都被八路军消灭，但半民众自发的联庄武装，还是很普遍的。


由于联庄武装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如果一味强行武力进攻，怕是杀人太多，搞得民怨太大，无法收场。所以，八路军对于联庄采用武力手段和外交手段并存，将联庄武装最终全部瓦解。


 


这部电影中，女主人公杨小梅的丈夫张金龙（著名导演谢添饰演），就是一个大联庄的自卫队军官。结果八路军到这个联庄，先用武力给这个联庄武装一个下马威，将来征收粮食的张金龙他们用手榴弹吓走。随后，八路军用外交手段逼走了联庄的头头何世雄，这个联庄自卫队瞬间瓦解，大部被八路军吃掉，不可靠的人赶走，于是枪法不错的张金龙也就失业了。


 


瓦解老政权和武装力量以后，八路军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选取自己的村长，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等等干部，建立政权。


这里面一些干部是上面派来的，但大部分还是本土的老百姓。诸如电影中杨小梅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因为不满丈夫经常家庭暴力，去参加了县里面的妇女干部培训，回来成为妇救会主任。而一直暗恋杨小梅的贫农牛大水，因为出身和政治可靠，也被任命为民兵队长。


 


自然，刚开始的时候，无论八路军也好，干部们也好，对低层老百姓都是不错的。当时兵匪横行，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敢出门。但八路军控制区，这点就好得多。八路军战士九成都是本乡本土的男青年，一来都是乡里乡亲，不能不客气一些，二来由于八路军纪律严格，抢劫强奸偷盗行为基本没有，对女人也很客气。


基层干部们待遇不高，吃穿用都和老百姓一样，贪污问题在当年算是破坏抗战，数量稍大就可以枪决，所以贪污也不多。


总体来说，这一整套班子，看起来比之前军阀宋哲元的地方政府要好，也受到老百姓的支持。


不过，随着政权的建立，就开始对于思想和行为上严格控制。


宋哲元时代，冀中农村基本还是北洋时代的所谓村自治。村长，保甲长之内都是原有的传统乡绅，地主等一些人。


这些人的坏处是往往利用权力欺压老百姓，比较腐败。但好处在于地主农民都是世代共居一地，做事什么往往留有余地，不会赶尽杀绝。一般地主对于自己的佃户，往往还是讲道理的，大部分会给他们留条活路。


对于言论控制上，由于宋哲元地方政府的力量实际渗透不到农村，所以农村除了交税纳粮以外，大体属于无政府状态，没人管的。


这也是为什么冀中历史上多次出现暴动，甚至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的原因。


不过共产党一来，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组织结构更为严密，不但要控制村民的行为，还要控制村民的思想。这种控制，不是宋哲元时期的说说而已，而是落实到杀头的真的控制。


 


对于任何反对八路军的行为甚至语言，一律严格打击。地方实际上是实行报价连坐制度，农民之间必须互相监督。


一旦有不轨行为，一律给予严惩，也就是杀！


雷鸣远神父记录一个对八路军不满的男青年被杀后，她本来是家庭妇女的老婆在村里到处骂八路军，结果也被活埋。活埋的时候，本来还将他八岁的女儿也扔进去。在最后关头，一个八路军的学生兵还有些任人性，将小女孩抱出来，说：母亲是反革命，女儿不是。


这才救了女孩一条命，但这个母亲因为她的话被活埋了！


这类行为还多的是，反对他们的一律严惩，随便扣一个汉奸的罪名。总之，大体上和建国后极左时期区别不太大。这个上一篇说了很多了，不多说了！


 


而共产党的那套，很快也就开始了。对于地主和所谓有产阶级，是根本的不信任和打击迫害。电影中的张金龙有武功，还擅长使用手枪，但却只能在八路军民兵里面做一个小小的班长，因为他是富农出身。而其实狗屁不通的牛大水，因为政治成分可靠，倒是成为民兵队长。


纵观整部电影，倒是张金龙潜伏到日伪控制的县城杀了一个汉奸会长。而牛大水他们没看到有什么表现，甚至在后来五一大扫荡中基本没有抵抗就被俘虏。


 


政治上还只是一部分，还有经济上。以往红军的军费，主要是通过打土豪，也就是杀地主抄家获得的。


因为现在是抗战，要团结抗日，不能用杀地主的手段了，只得改为用别的。


对于当时无法消灭的地主和富农，则以所谓合理负担给予榨干。很多地方地主富农负担的粮食，超过田地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百，导致地主富农要卖地才能交足。更有意思的是，地主富农卖出的土地，必须由八路军政府以极为廉价的价格购买，不得卖给别人，实则等于变相强迫地主富农出卖土地。


最终八路军控制区的地主富商，基本都是倾家荡产，富农也受到很大打击，农村经济一落千丈。


 


所以很多地主富农对八路军心怀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拒绝交税不是枪决也是坐牢。


 


还经常搞什么爱国募捐，将钱款摊派到富商地主头上，实则等于变相的抢夺。冀中地区仅仅1939年秋开始，就强迫100万元的军费捐款，最终强行摊派给各地的有钱人，按照资产多少交钱。


以另外一个发展很好的山东根据地为例，1938年募捐的欠款居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即使1939年仍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六。换句话说，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是从地主富商那里强行搞来的。


著名电影《回民支队》里面，曾经和日寇血战的大队长白守仁，就是因为自己是地主，却毫无田地收入，还被政府斗争，一怒之下拉走部队要回乡报复，最后被马本斋击毙了。


有钱人如此，农民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农民种植的谷物，棉花等不允许自由买卖，必须强制交给政府。这样即使是粮食丰收的年份，农民除了最基本的口粮以外，根本一无所有，日常生活根本无钱。只有八路军军属，才有一定补助粮食优待。


所以一旦荒年，就算八路军控制区也一样大量老百姓饿死。无耻文人刘震云的温故1942中，把他的是日战区的老家延津县硬说成是国民政府控制区，讥笑国统区有上百万人饿死，还编造日本赶来来救灾的神话。


实际上，就在同一年，我党控制的晋冀鲁豫根据地，饿死的老百姓也有三四十万，逃荒的上百万人，这一点国家养活的职业作家刘震云们就视而不见了。


 


到了1942年，华北才开始普遍搞什么减租减息。其实这个减租减息才是对地主相对比较公平的，但当时大部分较为富裕地区都已经沦陷，冀中根据地也丢了，八路军控制的都是贫穷的山区了，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大村子连富农中农都没几个！ 再搞这个，意义不大了。


 


这个阶段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日军除了少量报复性扫荡以外，和八路军基本处于互相隔离，互不干涉的状态。


日军当时期望速战速决，击溃国民政府，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后割让中国的华北一部，大体控制上海，然后让中国做出巨额赔款以结束侵华。


这样一来，日军在占领东北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华北相当一部分地区，更控制了上海，所谓满蒙计划也就实现了。


在日军看来，只要国民政府屈服，宣布同意这个条件，那么日军立即可以将正面战场的几十万大军调回自己的占领区。


在日军看来，停战了以后，以如此雄厚的兵力，消灭日军实际占领区内区区游击队有什么难度！


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联也没有支持几年，就被他们基本消灭了！


所在在这段时期，日军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占领区。退一万步说，就算日军有这个意图，他也绝对没这个实力，兵力太空虚了，顾不上。


 


-----------------------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对普通民众都是不错的，深受人民爱戴。但真正站住脚以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自己一套控制地方的方法，对于异己一律狠狠打击，对于地主富农商人毫不留情，严格控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甚至延安的一个农妇伍兰花因为税收高骂了毛泽东几句，被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后毛觉得不妥，才将其的性命保住。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仅仅一个延安整风就造成上万人死亡！










 


 


第二个阶段 杉山元和多田骏时代：鬼子占领了县城，修建了公路，又开始逐步控制农村




 1.杉山元时代，日军控制了所有的县城，形成所谓的点，再修建沟通县城的公路，由点形成面


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日军虽然占领武汉地区，却没有能够歼灭国军主力，甚至自己还伤亡惨重。而当时日本已经抽调近百万重兵到中国战场，占领了华北华中大面的领土。国军仍然保有300,400万的正规军，继续控制着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没有丝毫要投降的意思。


日本军部沮丧的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持久战，那么扶持伪政权以减少日军在华兵力，并且通过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屈服，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而当时国民政府在敌后已经有很多的部队，保守估计也在60万以上。


别的不说，华北五省为例，国民政府建立了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这两个敌后战区，统一指挥江苏，山东，河北，察哈尔四省敌后抗日。在山东，由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的10万大军，还有沈鸿烈等其他国军抗战部队不下5，6万人在敌后转战，建立了多个根据地。在河北，石友三，孙殿英，张荫梧,朱怀冰四大力量在冀南，冀西坚持抗日，总兵力也有5万以上，其中朱怀冰还是中央军嫡系。而山西，国军和日军正面对峙，并且在日军敌后放置重兵，仅仅后来的中条山，国军就投入了18万大军。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领35军为主3万大军，10万民军坚持在西部抗战，多次发动反攻。


唯一只有察哈尔省，国军敌后力量薄弱，没有大规模的部队，只有东北挺进军，骑兵旅等游击作战。这主要是因为察哈尔省除了长城以南的少部分地区，北面全部是没有任何经济和军事意义的草原，荒漠，戈壁，无论日军还是国军都难以在这些地域长期驻扎，都放弃了！而长城以南的地域太狭小，国军大部队没有活动空间，只能以小规模游击队进入。


这个时期，日军开始重视建立伪政权，而伪政权的建立必须同实际性控制自己占领区相联系，那么，日军也就不得不重视敌后的占领区。


 


在1938年底之前，日军对于冀中地区的控制仅仅限于铁路沿线几公里而已，对于其他地区只有通过铁路，公路的线，连接成的点而已。


 


1938年12月，日本军部撤换了只懂得正面作战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由曾经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大将接任！


杉山元58岁，后来的日本陆军大臣。当时他已经从军30多年时间，参加过从918到抗战前几乎所有涉及中国的军事事件，对中国也比较了解。


不过，当时如果对付敌后的游击战，日军经验并不足，只有一些在东北对付义勇军和抗联的经验。


 


所以，杉山元开始也是在摸索。杉山元上台以后认为：寺内寿一时代的所谓大城市和大城市通过铁路形成的线，对于正面作战有很大的意义，但对于控制敌后毫无意义。


日军想要控制华北，必须将线转变为面！


 


从1939年1月开始到1940年3月，杉山元在华北进行了三次治安肃正作战。


 


日军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尽量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建立更多的点和线，形成所谓的面，他们认为只要有面，就可以控制占领区了。


所以开始日军的战略，仅仅是多修路，多占领县城而已，这和日军之前采用的报复性扫荡没有大的区别。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开始进行两件事。


 


第一，开始对冀中根据地的县城发动进攻，最终目标是完全控制所有县城。县城就是一个个的点！


 


第二，开始修建沟通县城的公路，将县城的点通过公路形成线，再形成面！


 


自然，占领县城的目的并不是像之前，仅仅是日军武力占领，还希望组织地方伪政权，帮助日军管理数量巨大的人口。


 


至于修路，除了沟通日军据点以外，也有破坏八路军游击战，不让八路军肆意游动的目的，限制八路军的游击战。


 


修路方面，日军倒是很有经验，他们修路很有水平！


 


吕正操回忆：我们破路，敌人却要求交通方便，以发挥其技术兵团威力，更有力地统治冀中，所以在进行每次战役时，都强迫群众修道，在战役的空隙，也都派部队包围村庄，强迫群众去修道，监视群众修道。在敌兵力薄弱的地方，敌人就送条子，命令群众修道，这样做当然无效。有时敌人还散糖果，或发给少量工资，加以利诱。起初，敌人修路是为了便利交通运输，连接各个据点；后来，还企图阻碍我军的行动，更小块地分割我根据地，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扩大敌人从点线到面的占领。


因此修路也有不同形式。


一是修筑公路干线，主要是平大公路，把路修得高出地面一米；路旁挖沟，深两米，宽近三米，还有的挖得更深、更宽。路面可并行三辆汽车，目的在隔绝我道路两边的联系，分割我们，使我们不易破坏，不易伏击。


二是修筑据点联络公路，一般与地面平，以能行汽车为限，路两侧有小水沟。主要为了联络据点，对根据地进行三角形的分割。修路时遇房拆房，遇坟平坟。


三是修平行公路，在一条路旁设平行路，行动时它可并行，以避免我军伏击，遇伏击也可互相掩护。


四是修公路圈，在主要据点周围，以五里为半径，修一公路圈，然后进行“扫荡”，驱逐五里地以内我方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建立伪组织；然后再修第二圈，以十里为半径扩大。就这样以波浪形式逐渐向外伸展，扩点为面。


 


只是修路也好，占领县城也罢，都有些困难。占领县城尚且其次，关键修路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冀中这么广大的地区，哪怕和平时期修路也是需要旷日持久，更别说现在还是战争时期。而且八路军在1938年1月已经抢先将冀中所有公路破坏，所以日军几乎是0起点开始修路。显然，修路是一个苦活和累活，需要至少2年到3年时间。


 


不过，过程虽然艰难，而日军修建公路的方法，却还很有成效的。


 


一开始是日军以兵力掩护，派民夫修建公路，八路军也发动群众破坏。经常是群众白天帮助日军修路，晚上就帮助八路军毁路，一段时间敌我双方的主要对抗就在这个路上。


吕正操回忆：敌人修筑石德铁路，曾派五千余兵力掩护，原定五个月内完成，但由于深县、衡水、晋县、束鹿等县的男女老幼积极破坏，打破了敌人的原定计划，敌人不得不再增加兵力，多设据点，并且再也不敢雇用当地民众，而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入。在群众连续破坏下，八个月后敌人才试行通车，但无人乘坐。于是，敌人不得不实行免票乘车，或贴以伪币及奉送乘客糖果、礼物，以引诱群众乘车。虽是这样，而这一地区的人民，始终坚持着民族立场，誓不乘敌车，而且继续予以破坏。


 


日军进展缓慢，很快转变策略。他们白天修路以后，同时增设护路的据点，安排日伪军驻守，并且强迫道路周边的老百姓参与保护公路和铁路。尤其毒辣的是，一旦这些路被破坏，日军就对负责这段道路的老百姓进行屠杀和惩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对破路有所顾虑。毕竟相对路来说，人命比较重要，为了路就牺牲这么多人，值得吗？而八路军游击战主要依靠老百姓，所以也不能不顾及老百姓的安危。


这样一来，日军修路的进度就有着明显的提高。


 


吕正操回忆：由于冀中军民的卓有成效的破路工作，使得敌人不得不加强对交通线的保护。在铁路及主要的公路上，每距二里到五里修一碉堡或看道房子，如通过村庄则增设为据点。在重要的两路交叉点，建筑吊桥，昼放夜起。碉堡附近，或交叉道口，设有固定或临时的岗哨，昼夜监视。夜间，在铁路两旁伏设交叉射击的火力配备，并不间断地派出巡查队，来往巡逻。


路旁十里以内的村庄，强迫建立所谓“爱护村”，担任道路的修筑及保护。由爱护村派人，在交通线上站岗，在每个碉堡之间派三人至五人为一组，以马灯、梆子、铜锣等为联络警戒信号。此外，更有传路牌的办法，由“爱护村”派人持路牌，从这一据点传到那一据点，并由日本人在牌上盖章。如果不能按时传到，敌即沿路巡查，有时在巡查中沿路开枪射击。送牌人迟误了时间，或遭囚禁，或被杀害。


在比较大的火车站上，敌人经常配备着坦克、装甲车队，或设有具有射击设备的装甲轧道车，作不定时的反复巡查。


在主要公路两旁，修筑五尺高的土墙，并把路旁的壕沟，挖成底大口小的形状，使我人马都不能通过。估计在我可能通行的路口处则伏设地雷。在电杆上绑手榴弹或缠以铁丝，以防止我军民砍拔破坏。还有的夜间在电杆上挂灯笼，“以增强戒备”。此外，在铁路及主要公路两旁，三至五里以内，禁种高秆作物，原有树木一律砍伐。


除去以上的一些办法外，敌人更实行种种残暴的镇压政策：路被破坏一次，敌人即在靠近村庄捉杀一人，将人头挂起，以威胁民众。拔一根电杆，罚洋千元；失电线一丈，罚洋百元。而且，还经常到沿路村庄去搜捕。


















-------------------------游击战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破路，日本人也针对这个防御。其实总体来说，八路军开始破路，日军是很难对付的。但稍后日军搞了这些看护铁路公路的爱护村，强迫老百姓守路，一旦路毁了就杀老百姓，这样八路军就很为难了！所以冀中根据地最后的毁灭，同破路不利有着很大的关系。










 


 


简单来说，日军使用这些残忍的办法，最终铁路公路还是修建成了。公路的危害开始还不太大，但修完以后，八路军就感到相当大的困难。


 


在百团大战之前1年多，八路军就已经感到公路网对于冀中游击战的极大威胁。1939年2月，一份发往八路军总部的密电，即引起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重视和警觉。这份密电是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发来的。电文指出：“日军最近修路的目的与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成、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 沟底宽6尺，沟面1丈6，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持的孤独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人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 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人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入其圈内。决不能让敌人修成，否则将造成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


 


可以，实际上公路封锁还是逐步修建成了，只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时间太短，尚且没有完备而已。


 


 


再说武力进攻县城上，日军倒是比较成功，很快实现了占领所有冀中县城的目的。


在华北，日军更是在1年内控制了388个县城中的312个。只是当时日军作战方式和寺内寿一时代没有什么不同，采用还是传统的扫荡。


传统的扫荡，也就是日军一般从几个据点出兵，然后分为几路攻击某一个点，而这个点多是八路军固守的县城。


日军分几路突击的目的，是迫使八路军分散兵力多路迎击，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支部队战斗力的绝对优势。


同时分几路突击，也可以从四面合围，歼灭八路军主力。


只是实施的时候，日军的目的却往往实现不了，只能占领固定不动的县城，消灭不了八路军的主力。


 


从1938年底到1940年1月已经进行了3次治安肃正作战，随后到百团大战的半年间，日军又发动了2次治安肃正作战。


这里就要说说八路军的打发了！


八路军在冀中进行的是所谓游击战，虽然有6万多正规军和至少5，6万的地方武装，民兵，仍然还是这样。


有人说红军时代就是游击战，八路军时代只是延续而已。其实这种说法不正确，红军只有在南昌起义后井冈山时代前期才是所谓游击战，井冈山中后期，以及建立中央苏区以后的五次围剿，则是完全的运动战了，甚至红军长征也是运动战，到了陕北的山城堡等战役也是运动战，不然又怎么可能一次歼灭国军一个团一个旅一个师呢？


也就是说，抗战以后，八路军放弃了红军时代的运动战，改用井冈山初期的游击战。


标准的作战模式是，日军只要一来扫荡，首先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不让日军找到，说通俗点也就是开溜。日军扫荡的地区是固定的，八路军只要脱离这个地区，自然就没事了！


日军扫荡都是短期的，一般几天，最多一周。所以日军所到之处找不到八路军，就将老百姓屠杀一通，抓一些青壮年的所谓嫌疑分子回去交差。


期间八路军的民兵或者游击队可能有零星冷枪什么，但给日寇造成伤亡肯定是极少的。


经过几天扫荡，日寇携带的粮食用尽，县城据点空虚，不能支持，就带着俘虏和抢来的东西回到出发点。


这时候，八路军主力又回到这里，收复失地，继续坚持抗日。


对于老百姓被屠杀，八路军是管不了的。


一来，八路军战斗力弱，对付日军150人一个中队，也至少需要一个团兵力，即使这样，己方伤亡人数也会巨大。以平型关战斗为例，以三倍兵力绝佳地形，第一流的八路军对付日军1000辎重兵，歼灭敌人800，自己伤亡也高达1000多人。


而敌后八路军战斗力更差，往往十倍二十倍也对付不了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打日军几十个人固守的据点，也往往使用几十倍兵力，打上很多天也吃不了。新四军最大的车桥战役中，集中几个团兵力，连车桥里面30多个日军都没有全歼。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使用游击战有一定道理，和日寇战斗力差距太大，不敢正面碰，因为碰不了！


 


二来，八路军的目的主要是保存实力，扩大自己力量，抗战相对是次要的。日军是极善于报复的，你杀他10个人，他一定要杀你100人。所以每次八路军打了日军，日军都来报复，这样长期以往，八路军损失远远大于日军，损失太惨重，这就不符合发展扩大革命军队的目标了。抗战对于八路军只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前的一个过程，八路军的根本目标是占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日军只是在中国的匆匆过客而已。


所以，尽量和日军保持均势，互不进攻为好。老萨的地雷战中写道，山东地雷战的故乡海阳，其实日军只有40,50人，而八路军有3000正规军，地方武装还有数千，双方兵力相差几十倍，却多年相安无事。其实只要八路军想打，这区区几十个鬼子，就算咬也咬死了。


 


三来，人民被屠杀，也是一种武器，雷震远神父在日军攻破安国县城，大肆屠杀几天撤退以后，带着神职人员救护县城老百姓。吕正操却极为愤怒的制止他，说要枪毙他。


雷震远神父表示不能理解，性格直爽的吕正操直白的说：老百姓被杀，就会仇恨日寇，就会更支持我们。所以老百姓死的越多，对我们抗日越有利！


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并不算稀奇。冀中五一大扫荡时，北疃村被日军包围，并对准地道投掷毒气，杀死了近千老百姓。而战斗还没打响的5月26日上午，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就向军分区八路军正规军要求支援。但27日上午战斗打响，打到中午，八路军部队还是没来。此后鬼子朝老百姓躲避的地道扔毒气，并且将逃出来的人集体屠杀，杀到28日上午才撤退，前后杀了近千人，但八路军正规军还是没来！


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 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位置，但均无结果。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无独有偶，关于潘家峪大屠杀也是这样！1941年1月25日，3000多鬼子2000多伪军到潘家峪屠杀了1000多老百姓，当时只有少数村民自发抵抗了一下。但是26日第二天，冀东主力团12团就赶到了潘家峪做安抚工作，还将12个幸存青年编入了部队。大家都知道，普通行军和急行军速度相差一倍甚至二倍，如果12团既然能够第二天赶到，说明他离得并不远。如果真的有心和鬼子拼了，该团完全可以急行军赶到这里。这样鬼子多少要分心和八路军作战，顾不上屠杀老百姓了，多少能救一些人。为什么不这样，其实很简单，鬼子有3000人之多，八路军怕是上万人也对付不了，区区一个12团哪里敢惹！这个12团八年最辉煌的一次战斗，不过自称歼灭了日军200人，其他都是歼灭100，200伪军之内。该团真正硬上去，恐怕全军覆没，只得先顾自己了！


 


日军对于游击战没有太好的办法，几次所谓扫荡，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战役，是1938年11月到1938年12月，日伪军出动6000多人。此战日军试图围歼八路军主力，结果是失败了。日军兵力空虚，还分为多路，导致各路日军之间有巨大的空档，熟悉地形的八路军可以任意突围。结果日伪军打了20天，只抓到一些小鱼小虾，草草收场！


 


第二次战役就来了真格的，日军出动1000多人攻打安国，博野，蠡县，八路军虽然拦截，但不是对手，三个县城很快丢失。


 


随后又是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就是著名的齐会战斗。


 


这五次战役后，日军已经占领了冀中地区全部的县城，完成了所谓占领县城的目的。


随后，就是需要修建公路，将县城之前联络起来，形成所谓的网，把网内的八路军赶出去。


 


虽然吕正操在回忆录中自称日军此次作战是失败的，并没有抓住八路军主力。但就后来看来，日军并没有失败，这只是日军整体战略的第一步而已。


 


在占领了县城之后，随后就是修路，同时从各个县城集中主力，对冀中八路军部队进行合围歼灭。


情况对八路军很不利，好在老天帮助八路。日军在1939年7月的所谓第六次战役刚刚开始，冀中突发百年难见的大水灾，冲毁了道路和农田，日军只得望洋兴叹，被迫停止了进攻，直到1940年。


 


总体来说，杉山元大将在华北的不到1年时间内，他的政策并不是很成功。


日军在杉山元离任的1939年9月之前，虽然占领了冀中所有的县城，能够确保县城附近的安全，也形成了一些面的控制区，但对农村的控制还是非常有限的。


以正定县为例，全县240个村庄，日伪控制的不过94个，其中还有一部分夜间还会有八路军进入。


而吕正操八路军控制核心的高阳县城，日军只能控制县城周围，通往保定的道路经常被破坏，很多电线杆被砍断，深夜还能听到枪声。


 


以国军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先例来说，占领县城以及重要城镇，并不能消灭红军。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和农村在中国是主要的力量。八路军需要的粮食，衣服，兵员的来源都是农村，所以八路军只要控制了农村，就有相当的力量！


换句话说，杉山元时代对于八路军的打击是有限的，占领县城和修路，在1939年10月杉山元离任之前，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一来杉山元上任期间太短，前后还不到一年，能控制所有的县城已经实属不易。


其次，还是所谓兵力极度短缺的问题。


以河北省的110师团为例，他总兵为21个步兵大队，临时编组为90个中队，却负责河北省中部高达6万6000多平方公里的警戒，扫荡，占领，运输等任务。平均1个中队负责的范围高达50平方公里，平均3个人负责1平方公里，相当于每个人要负责47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这么大的地区别说管人，还要和人作战，就算管一群只会吃喝拉撒的猪，你一个人管得过来吗？


恐怕现在冀中地区的城管，也要比这个数量多几倍吧！


至于日本人最需要的伪军和伪政权，当时都在草创期！


1938年1月1日，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才正式就职，由于大汉奸内讧，日本人的限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这个政权并没有什么实力，基本是空架子。




1938年6月，伪山西省临时政府才在太原成立，归属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9年1月10日，伪青岛市临时政府才成立，归属北平伪政府。


到了1939年伪政府才开始逐步发挥作用，之前基本没什么用处。


至于伪军的建立也是缓慢的，以河北的伪治安军来说，从1939年9月才开始组建。


杉山元时代，伪政府和伪军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不过，占领县城和修路的成果还是很明确的。 


杉山元时代短短近1年内，日军成功的占领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建立了公路铁路网，修建了一些据点，形成了很多的面。






----------------------上图就是日军修建的公路，经常都有这种铁甲巡逻车和巡逻队来回巡逻。路两边都有很高的封锁沟，人很难攀爬，大部队是很难通过的。还强迫民众看守公路，一旦发现哪里有八路军通过或者公路被八路军破坏，就杀死或者重罚负责的老百姓！下下图是破坏公路的八路军！












































2.冀中八路军最大一战，齐会战斗真相


 


八路军在河北可以轻松打掉了5万多河北国军，打日寇又是怎么样呢？


吕正操说冀中打的最漂亮的一战，就是贺龙的齐会战斗，是所谓漂亮的平原围歼战。


那么老萨就来说说齐会战斗。齐会战都并不复杂，很简单！


 


1939年1月，贺龙率领120师主力来到冀中。


到冀中的最初目的，可能是向取代吕正操，因为冀中非常重要，而吕正操毕竟是东北军旧军人，不可信。


所以吕正操也曾说：我这个司令官不行，请贺龙同志来做的。


显然这是气话，显然吕也是明白的！


本来吕正操部只有691团是正规军，其余6万人都是民军。


这些军队虽然也去山西冀西受过训，战斗力毕竟提升有限。


之前遭遇日寇，他们不敢正面对抗，都是首先开溜，最多打一个敌人的尾巴。


而这次贺龙带着120师主力来到冀中，自然要打个开门红，给冀中的军民看看。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土匪一般聚成一团第一次起事的时候，都要选择一个必胜的战斗去打，绝对不能败，这样才能拉起自己旗号。


道理也是一样的。


120师到冀中后不久，正好赶上日军对冀中第三次第四次战役围攻，贺龙选择了一股日军打，这就是齐会战斗。


 


为了选择这个目标，贺龙煞费苦心。本来日军从2月开始进攻，多股日军反复出动，有的是机会。贺龙为了慎重考虑，直到4月20日才选中了合适的目标。


 


八路军战史中记载：4月20日驻沧县之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第2大队800余人，连同伪军数十人，分乘汽车50余辆浩浩荡荡开进河间城。22日，又随带80余辆大车补给队，耀武扬威地向河间城北的三十里铺进犯，企图对齐会地区的八路军进行重点"扫荡"。


 


这股敌人显然是最合适的！


首先，他们的兵力仅有800多人，而贺龙的主力为120师师独立第2旅（辖第4、第5、第716团），独立第1旅（辖第1、第2、第715团），共6个团7000多兵力。


要知道，这6个团并非吕正操的那些民军出身的部队，其中一半，也就是4000多人都是120师的精锐部队，军官大部分是老红军出身。这样算来，光是正规军兵力有接近10倍优势。


更况且，这一线还有数量高达1万多人的民兵，八路军总兵力是2万人。


 


其次，日军此次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因为是例行扫荡，之前没有遭遇过八路军什么打击，所以这部日军毫无警惕的深入八路军控制区几十公里，而周边只有三个县城有日军，但总兵力还不到500人，平均每个县城仅有100，200人。就算倾城而出，这些日军也算不了什么，更别说他们距离这股日军都有一段距离，短时间内是绝对赶不到的。


 


再次，此次日军是前来扫荡，并不是在自己的据点，而是深入八路军腹地。所以120师实际上是在打伏击战，并不是攻坚战，也不是遭遇战。就战术上，八路军有着极大的优势，日军是绝对的被动。只要用兵合理，实战中会有极大优势！


 


最后，八路军是在自己根据地作战，除了直接使用的7000多主力，外围还有2,3万部队，更有根据地老百姓支持。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八路军都有绝对优势。相反日军失道寡助，到了八路军控制区基本两眼一抹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忙的向导。


 


作战过程也就不多说了，大家随便上网百度百度。


结果是，贺龙冀中7000多主力在齐会村伏击了这股日军。


23日，日军集中兵力攻击齐会村，贺龙命令最精锐的716团3营死守该村，这个716团有铁军的称呼，是走过长征的主力部队。鬼子拼命进攻，一度占领齐会村大部，还发射毒气弹，把贺龙都熏倒了。


随后贺龙调动全部主力，反包围日寇。这样一来，日寇就在野外无依托情况下，被八路军重兵合围了。


关家脑战役，彭德怀用2万八路军猛攻两天，对付不了冈崎大队500多人，己方伤亡2000以上，最后在敌人援军赶到的时候被迫撤退。


虽然打的很狼狈，毕竟也击毙了冈崎大队长，而且日寇还算固守险要地形（如果关家脑也算险要的话），并且日军大部队援军用了2天就赶到关家脑。


这次八路军以10倍优势，在根本没有任何地形可以借助防御的平原上，围歼日寇区区800多人，结果让人瞠目结舌！




双方激战到24日，日军以十分之一兵力劣势，居然杀开齐会村附近八路军层层拦截，突围出村外包围圈。


随后一路到处都是八路军的伏击合围，但最终日军居然一边作战，一边行军几十公里，期间还带着重武器，辎重，以及伤亡士兵，杀破八路军十倍兵力拦截。在没有援军接应的情况下，日军于25日晚上突围了出去，自行返回了河间县城。


期间三个县城日军都以100,200人规模发动求援，都被八路军阻击住，无法前进，对吉田大队没有什么帮助。


此战后，八路军宣称参战日军800多人中伤亡700多人，仅有80多人乘着大风逃走。


有趣的是，老萨查看1958年出版的《冀中抗日简史》里面说的却是日军100多人逃走。


照常理来说，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正是极左最厉害的事情，只会夸大，不会缩小。换句话说，100多人逃走才是相对可靠的。


为什么一会说80多人，一会说100多人，主要这还是我党关于八路军资料的一个特点。


我党的八路军公布的战绩，基本还是抗战期间的宣传资料，后来是不敢随便更改的。


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抗战期间无论八路军，国军，日军都有吹嘘的习惯，一般战绩都翻几倍，伤亡减少几倍。自然战时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美英苏都不例外，可以理解。


比如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时宣布击毙日军5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参战日军总数不过10万左右。


关键在于，战后日本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重新修改了当时的数据，比如蒋纬国主持的70年代抗战历史资料中，就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1万多人，不再瞎吹了。


可是，我党则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还是七十多年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战报，基本都是当年胡吹的数据，所以数字基本都不可靠，甚至有的说被击毙大量日军高级军官，根本就活的好好。有的战斗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都值得怀疑。


诸如这个齐会战斗，数据居然是战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就比如齐会作战为例，数据就颇有水分。


 


只是老萨没法买到27师团战史，不能侧面应征这个战斗。目前老萨拥有的所有日本方面资料，除了《支那驻屯歩兵第3联队史》以外，就没有一个提到齐会作战。唯一提到的《支那驻屯歩兵第3联队史》，对于齐会作战轻描淡写一通，只是说遭到八路军一次突袭，日军苦战击退八路军。根本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也自然没提到有什么惨重的伤亡。根据联队史的记载，老萨依靠自己半吊子的日文水平来看，日军该联队在齐会战斗那几天，战死的士兵也就十来个人。


正常来说，如果是800多日军被歼灭700多人，在华北方面军历史上，应该是一个罕见的大失败了，应该大书特书一下。事实上，日本方面根本就没什么人提到这回事，反而诸如百团大战中的一些伤亡100,200人的战斗却写的清清楚楚。而自称伤亡几十人的平型关战斗，日本也写的很明白，反而齐会战斗却不写，这就很让人狐疑。


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该战斗日军伤亡根本就很有限，虽然不见得是他们说得战死10几个人，但伤亡总数最多200,300人，占参战部队一半左右。这种伤亡对于日军来说，虽然比平时大，但终究没什么了不起的，日军没有在意，只是计入日常作战消耗中了，在联队历史里面提一提而已。


正面资料如此，我们再从我党提供的侧面资料来分析分析，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首先，一个基本常识在于，吉田大队长自己没事，而关家垴战役中，日军伤亡约七成，大队长就阵亡了。以日军军官的作战特点来说，绝对不可能部队伤亡九成，大队长还能不死的。就算他没有战死，回去也会切腹的。事实证明是没有，吉田大队长活的很好。一般来说，日军军官阵亡率远远高于普通士兵，这不符合逻辑。


再次，此战有个有趣的细节，之前说这个大队带了2到3门山炮，而战后八路军先说缴获山炮1个，随后改为缴获炮架1个（火炮的架子）。那么另外2，3门山炮去哪里了？


一个基本常识是，1门山炮需要多匹马和炮兵携带，如日军常用的41式山炮就需要6匹马背负。如果真的只剩下几十个或者100多日军，又是被包围在坟地随时可能完蛋。那么自己步兵突围还来不及，还有心情带着这几门笨重的大炮走？光是马匹就要十多匹，可能吗？稍微有智商的指挥官，肯定是就地一颗手榴弹破坏了大炮，先保住剩下一成士兵的生命啊！


另外，《冀中抗日简史》中写道70多辆弹药大车，有10多辆逃走。这和山炮是一样的，步兵自身难保，还有心情带着这10多辆笨重的大车吗？照常理来说，日军激战3天，这80多辆车的大部分弹药都应该打光了。显然，这10多辆车里面应该就是还没有打完的弹药。都慌不择路逃到坟地了，还有心情把所有剩余的弹药带走吗？这更不符合逻辑。


最后，我党自称日军伤亡700多人，注意是伤亡。那么按照战时死亡和受伤（包括轻伤，日本轻伤不在受伤统计）比率约为1：2来说，那么实际日军死亡人数应该是200人。这和贺龙时候声称日军遗尸100多具，倒是可以对的上。那么余下的500多伤员哪里去了？贺龙仅仅俘虏了3个重伤员，也就是日军以为死了，但心脏还在跳的人。那么剩下的500多人，显然是跟随吉田一同回到河间了。


那岂不是说，按照我党的数据，吉田大队出来扫荡的800多人，结果500多伤员和100多没受伤的共600多人回到了河间，占日军参战兵力百分之七十五。


请问，这个歼灭战，到底歼灭了什么？怎么打的。既然伤员最终都回到河间县城，你怎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受伤的，多少人没受伤？那么你事后说打伤了500多人，有什么证据？凭什么这么说？




 


八路军的伤亡究竟有多少？


开始对外宣传是歼敌700多人，自己伤亡200人。由于当时美军也打不出这种战绩，见老百姓不相信，又改为伤亡2000多人，一般认为这个数字还有缩小。


因为此战中，连贺龙本人都受伤了，团一级干部，甚至旅一级干部就伤亡多人，显然战斗打的很激烈，伤亡绝对不可能小。


如果参战的7000多正规军仅仅伤亡200人，也就是伤亡为百分之二，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几个团级干部和副旅长牺牲，这也是不符合逻辑。


显然，如果八路军真的歼灭700多日军，自己伤亡2000多人是最低程度的，也就是八路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敌我双方伤亡比率仍然高达3:1，参战八路军正规军伤亡了接近三分之一。这个伤亡比率，倒是比较符合历史现实的，当时国军也大体是这样。


如果日军和八路军大体势均力敌，八路军伤亡就不敢想了。


 


现在，我们就暂且把所有吹牛的数据当作真的，就这样来说，贺龙以7000主力八路军（包括几个著名的老红军团），附近还有1万多民兵的情况下，在方圆140余平方公里的宽阔空间，对区区800日军围攻3天，居然让其中至少100多人在没有援军支持的情况下，杀出几十里突出重围，带着大炮和辎重，顺利回到自己的县城！


可以说，怕是三国演义里面常山赵子龙也做不到吧。




而八路军己方伤亡2000多人，一个副旅长都战死，包括团政委在内的多名团级干部牺牲，贺龙本人也被毒气弹搞伤，这说明什么？


第一，   不会打围歼战。如果部署合理，十倍兵力应该是可以吃掉的，因为火力上也有最少3倍优势，不是单纯人多而已，毕竟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还被义和团用大刀长矛拦在去北京的路上！


 


第二，   战斗力太弱。鬼子这次也就带了2，3门山炮，一说重机枪仅有4挺。120师除了没有山炮以外，重机枪，迫击炮都有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优势，就这样也无法全歼日军。而对于这种近距离突袭作战，山炮的意义不大，主要依靠轻武器和迫击炮。可见八路军经过初期的大扩军，兵员鱼龙混杂，素质根本无法和老红军时代相比。而且长达2年多时间不打正规战，就打打冷枪，新兵实弹射击还不到20发，有没有战斗锻炼，导致新兵无法成长，老兵水平也急剧下降，突然一打运动战，部队根本不适应，胜任不了！


 


第三，   此战我们可以看到，且不论数据的水分，就按照我当公布的数据来看，八路军在这种作战中，基本对付不了日寇。在这种绝佳情况下打这点鬼子，尚且伤亡如此巨大，如果这样持续打下去，冀中八路军恐怕不用1,2年就要消耗光了。


 


第四，   再说，这个27师团也不是什么日军强悍部队，属于三流而已。本来是中国驻屯军，在华北作战中表现极差，成为笑柄之一，后来在南方作战中也被国军重创。


 


而这样一战，居然还被宣传为冀中历史上最漂亮的一战，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战后虽然我们大肆宣传齐会作战，诸如：1939年6月26日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有一条通栏大标题：《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


实际上，真实的战斗情况以及真实的伤亡数字，八路军高层朱德，彭德怀，甚至毛泽东本人都明白的。此战八路军在如此巨大优势下，居然没有获得大的胜利，自己伤亡过大，应该算是一个败仗。


这几个人都对此战表示不满，对贺龙的能力也有极大怀疑。


到了1940年百团大战中，贺龙120师表现又非常差，他的120师根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到了1942年6月，八路军总部就取消他120师师长职务，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这是一个闲差，不需要打仗的。相比当时其他的师长，除了林彪因为枪伤到苏联治病以外，还没有一个人像贺龙这样！


后来解放战争中，而他的第一战，也就是1945年10月18日的绥远战役，还是以惨败告终！随后贺龙再也没有被重用，居然长时间做彭德怀的粮草官，直到1949年底才率领入川打了一下死老虎而已。






----------------贺龙比较厉害的就是红军时期，之后没打过什么胜仗。这个人是土匪起家，是一个政客，心狠手辣，做事很厉害。在红军时代，他就用绑票的方式筹措军费，到期不能付钱的地主富商一律砍头，这同土匪几乎没有区别。贺龙在冀中没有什么作为，以齐会战斗为例，如果给林彪，粟裕，徐向前指挥绝对不会这样，毕竟火力也占绝对优势。贺龙的八路军主力多是老红军部队，颇有战斗力，装备也好！














 














3.第三个阶段前期，多田骏时代：将日伪的力量渗透进入冀中农村，以华制华，让八路军成为没有水的鱼




 








1939年10月杉山元大将卸职，由多田骏大将接任。


如果说寺内寿一伯爵是完全不了解敌后游击战的贵族军人，杉山元是一知半解的理论派军人，多田骏就完全不同了，他是有治理中国经验的实践派军人！


这个多田骏，可比杉山元和寺内寿一都要厉害多了！


多田骏早在30多年前就来中国参加日俄战争，当时对中国就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随后，他长时间在中国担任武官，实际从事谍报工作，熟悉中国的方面方面。


正式由于他是所谓的中国通，在918以后，他又担任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等职务，实则成为满洲国的最高领袖。


多田骏正式因为了解中国，才做出过和寺内寿一，杉山元完全不同的一些行为。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时，多田骏坚决反对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所谓全面侵华的主张。


对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狂妄宣称三月亡华，多田骏嗤之以鼻，认为是瞎扯。


而淞沪会战期间，多田骏力主和国民政府谈判，尽快停止战争，最后因为日本军部几乎所有人反对而没有成功。


 


多田骏在满洲国担任实际统治者期间，有着比较丰富的对付义勇军和抗联的经验。所以他上任以后，立即对杉山元的战略进行了修改，开始了新的治安肃正计划。


 


多田骏的治安肃正计划表面上和杉山元相差不大，实际上则有很大差别。


 


寺内寿一时代，对于敌后武装基本放任不管，只有日军被袭击以后才进行扫荡，屠杀一通进行报复。这也是日本战国时期对于敌方诸侯的作战方式！由于报复性的杀戮，一般会让日本人屈服，所以这种讨伐严惩的手段在日本是很有效的，但对于中国的敌后游击战实则毫无作用，因为中国游击战不会按照你的游戏规则来玩。


寺内寿一的时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伪政权存在。虽然寺内寿一扶持了王克敏的华北伪中央政权，但地方伪政府基本不存在，多由所谓维持会实行暂时的自治。


维持会只属于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一来没有什么行政能力，而来没有自己的军队，连警察也很少，实则起不到什么作用。


也就是说，寺内寿一时代，基本没有对敌后游击战造成什么威胁，日军的控制仅仅限于城市，重要的县城以及铁路线附近几公里距离。


 


杉山元时代，则比寺内寿一时代要厉害一些。


杉山元时代则强调占领县城和重要据点，也强调公路和铁路的联络，这样让日军在冀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


只是这个网太大太空了，没有办法收紧，实则对八路军的威胁不太大。而网内的公路铁路封锁线，由于兵力有限，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封锁作用，八路军还是可以相对自由的来回游击移动。


实际上到了1941年，公路网铁路网还是没有修建成熟，1941年初吕正操还组织数万群众将冀中的大量粮食运输到冀西去，期间就穿越了铁路线。如果说日军防备完善的话，这几万人怎么可能如此容易的通过呢？


当时的参与者回忆：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 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 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当年，这出戏主要有两种唱法：一是“武唱”，一是“文唱”。
　　所谓“武唱”，就是部队用武力掩护运粮队伍过路。当年冀中军区曾动用了4个主力团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来承担这项任务。“武唱”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原晋深 极县后马里村几位参加过运粮的老人对此留下了生动、具体的回忆：1941年的开春，区里下来指示，叫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再次向铁路西背送公粮。那 时，我们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觉着有使不完的劲，所以二次运粮任务下来，我们又被选上了。这次自动报名的是四十多人，经过选拔和动员，把个儿矮的、年 岁小的、瘦弱的都减了下来，最后共选了二十六七名粗腿大膀的小伙子，由村武委会主任李文法带队。走之前，人们在“青年救亡室”集合(原是财主孙老振家的客 厅屋)，检查了人们应带的东西——口袋一条、绳索一条、针线包一个、饭碗一个。在检查时，发现有的人不带口袋而带一条新粗布单裤。原来参加过运粮的人，发 现口袋不如裤子装粮背起来得劲——扎紧两个裤管，装上小米，绑好裤腰口成个“人”字形，往脖子上一套，走起路来又稳当又省劲。参加背粮的人，以区为单位集 合后便向定南县的存粮处出发。定南县的东里村(据说也有在邢邑装粮的)一带村庄囤积着大批准备运往铁道西的公粮——小米。沿途都是抗日根据地，天不黑就赶 到了目的地。后马里村的宿营地就在东里村，早有人给号妥了房子。听说东里村周围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背粮的人吃了晚饭就是睡觉；第二天白天，除了吃饭还是 睡觉。这是叫人们养足精神准备夜行军。据说这次运粮，不单是晋深极县一个县，定南、新乐等县的一些村庄也组织人参加了，估计是专署组织的统一行动。 
　　背粮的人，以村为单位去粮库装小米，每三个人分装一口袋——每人四十斤。并说明，背到路西，三个人的粮灌满一口袋就算如数完成任务——不过秤(嫌耽误时间)。
　　太阳平西，运粮大军出发了，成五路纵队朝正西偏北方向前进。回头一望，约有两万人，也真好看，每个人的肩头上都鼓起一个又粗又圆的家伙——有偏在一个 肩头上的，有两耷头套在脖子上的，也有两耷头偏在一个肩上前后搭拉着的。“人”字形的裤子粮袋套在脖子上，活像背着一个孩子，格外引人逗乐和羡慕。队伍浩 浩荡荡，俨然一股铁流。才开始走，小伙子们根本没把这“四十斤”放在心上，如同背了半袋糠，一路上撒欢打逗。有的人逗着别人一阵一阵地跑——他先是故意磨 蹭着走，挡着后边的人不能走快，当他和前面的人拉开一段距离时，便突然跑步赶上去。这一来，后边被挡住的人流也非跑不能跟上距离，越后头拉开的距离就越 大，跑的时间就越长，真使人哭笑不得。 
　　常说“远道无轻担”，几个钟头过后，觉得身上汗津津的，很少有人再撒欢，人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急促地走着。两万来人行进的脚步声，像刮大风，像不 断音的闷雷——“呜呜呜”、“嗡嗡嗡”地连续不断。在夜间，这股声响能传出十几里外。人们肩上负着重，没法使脚步声减低，慢不得，脚抬得高，步迈得大，落 音格外沉重，真是万马平川，纵情驰骋，大地轰鸣。 
　　掐着时间计算，必须在天黑时赶到铁路附近，待机猛冲过铁路。路西的目的地——大户村，距铁路还有几十里。完成任务后，还得趁夜跨过铁路返回宿营地——东里村。时间就是胜利。
　　天慢慢黑下来，接力式的口令不断由前往后传着：“离铁路还有二十里！”“还有×里了!”
　　“不要吸烟，咳嗽时把嘴用袖口堵住……”
　　“前边就是铁路!挨近距离，准备过路!”
　　这是前头运粮指挥人员传过来的命令。人们个个都憋足了劲准备冲过铁道去。
　　队伍是贴着距铁路不足半里的一个小村的东边向铁路运动。此处有个道口，可通大车，据说此处是卡子，白天有敌人的岗哨，晚上就撤走。卡子南北几里处有敌人的护路岗楼，这些岗楼已被定南、新乐的县大队包围，以掩护运粮队伍通过。 
　　正当人们要向铁路猛冲过去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开来一辆装甲车，这是敌人的铁路巡逻车。车开到卡子口停了下来，显然是敌人发现了异常的动静。“原地蹲 下，不许动！”前边又传下命令。突然，铁甲车上对空射上去一个贼亮贼亮的东西，亮得耀眼，人们的面孔、眉毛、口袋上的字等都看得清清楚楚。“照明弹，这是 照明亮弹!谁也别动!”有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人悄悄告诫人们。这个亮家伙在空中停了好一阵子刚要落下，接着又射上去一颗。“轰—轰—轰!”敌人从车上向东 面射出几发炮弹，在远处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机关枪向东面乱射一通。看情况，我们的运粮队是被敌人察觉了。敌人的装甲车不走，今夜的路就过不 成了。于是，指挥人员决定队伍撤回宿营地待机。命令一下，大队前锋一“卷簿”就返了回来。后边的大队人马来了个向后转，朝路两侧散开往东撤。最后边的人， 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见前头向回撤，就跑开了。这一跑，两万多人的跑步声，比来时大得多，敌人的枪炮朝黑暗处嗡嗡地乱打一通，枪弹在头顶高处吱吱地 飞过。后马里村的人没有跑乱，离开大队向东南方向穿过人流踏上漫地，谁知却误入一大片酸枣地，酸枣棵尽是二三尺高长满刺的朴拉荸子，密密麻麻无路可通，左 转右拐怎么也走不出去，可把人们扎毁了。走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走出这片酸枣戈针地。　
　　这一夜好跑，可把人们累坏了。这一带的井没井台，和地一般平，有人只顾瞎跑，“扑通”掉下井去，幸亏井水不深，伙伴们垂下绳索先把米布袋拽上来，再把 人拉上来，背起水淋淋的米袋继续走；有的人跑着跑着，布袋口绳脱落，米撒一地，便急忙连米带土收入口袋背起就走，跑出十多里外，人们才慢下来，枪声隐隐约 约还可听见，但人们已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大约是吃早饭的时间，人们陆续返回驻地——东里村，“四十斤”小米又如数背回。 
　　敌人的装甲车，这是意外的遭遇，使这次运粮过路没成功。两万多人不能在此久待，于是领导让大家暂回家去听候指示。半个多月后，我们又参加了第三次运 粮。和先前一样还是三个人分背一口袋，每人四十斤。这次比较顺利，人们在夜里跨过铁路急行军到达大户村时，刚好半夜，到了目的地，把粮一倒扭头就走，一刻 也不停留。我们没见过铁道，晚上又看不见，过路时我们蹲下来摸了摸，原来和个大铁梯子差不多，这也算长了点见识。 
　　从上面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想象，武装运粮是一项多么庞大、多么艰苦的工作。一位当年在冀中后勤部门工作的老人说：“向山区运粮，是一项复杂、艰苦的 战斗任务。每次运输，要把上千万斤的粮食首先集中到路东的集结出发地，从集结出发地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封锁线。每人都携带干粮，没有水壶一类用具，在铁路两 侧十至二十里的距离内都是小跑步，发生战斗情况更趋紧张，仅口渴一事即很难克服，途经的死水坑都喝干。”这段回忆显然经过了文人加工，但我们仍不难从中体 会到当年那些纯朴的冀中农民的心情，晴朗的星空，拂面的晚风，新鲜的空气，同村的伙伴，抛开了长辈的约束，增添了干抗日工作的荣誉，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 住。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枪弹，如果不是背着一大包粮食，这简直是一次愉快的晚间漫游。虽说跑了些路，出了些汗，但那几万人行军的阵势，过路时的紧张，退却时 的笑料，还有铁轨、照明弹、装甲列车……都够人们回 
　　味十天半月的，多么有趣、多么宝贵的经历啊!无怪当年大伙都抢着去背粮，连赵小栓的父亲这样年近五十的中年人都觉得跑这么一趟真过瘾。
　　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 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 
　　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 
　　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
　　“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 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 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 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 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 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 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大家看看，前后62万人次走过封锁线，才牺牲了200多人，说明日军的封锁网在当时还是不严密的。


 


 


封锁网尚且如此，日军对于冀中的农村地区基本都是放弃，仍然被八路军控制。


杉山元时代扶持了一些相对有实力的伪军和伪政权，但还是草创时期，没有形成规模。伪政府和伪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伪政府尚且不说，就整个冀中的伪军伪警察不过几千人，基本没有战斗力，都是乌合之众。而吕正操就有10万人枪，所以这些伪军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话虽如此，杉山元毕竟将寺内寿一时代对冀中虚弱的控制，转变为相对较强的控制，将日军的点和线，扩展为面，虽然这个面太虚太空，漏洞百出，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尤其对于大城市和县城，以及重要交通线的治安，日军基本完全控制了。基本上，平时普通的治安，情报和日常事物依靠伪政权职员和伪警察，对付游击队则依靠伪军，日军大体可以抽手。


以1940年初的保定为例，城内城外的治安已经很好，城内有少量日军驻守，但城门守卫的警备队已经是伪军。从保定到北京的火车一日开三次，从保定到石门的火车一日开二次，从没有任何问题，就算是保定周边的电话线，一年内也只有1到2次破坏事件，到了1940年就没有破坏事件发生了。而保定周边农村的治安也不错，各县的保安队也开始组建。


换句话说，保定周边各方面都已经被日军控制，也开始所谓以华制华，由伪军负责了。












------------------上图平原游击队剧照中，大家可以看到，伪军是打头阵的，鬼子跟在后面。下图就是大名鼎鼎的伪治安军，这是军阀齐燮元作为自己亲兵的一支伪军！伪治安军同地方伪保安队不同，他是正规军编制，有一定战斗力。治安军的士兵虽然大部分是强行征集入伍，但也有一部分是自愿入伍的，不是完全靠抓壮丁。伪军帮助日本实现以华制华，有了伪军的存在，日军可以大大腾出手来，可以有效集中机动兵力，用于更关键的地方。不过伪军成气候还是1941年以后的事情了，之前都不成规模！














 


不过当时的日军普通官兵，对敌后作战还是没有什么认识。


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的说发很有代表性：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 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多田骏上台后仔细评估，认为寺内寿一对于消灭敌后抗日武装没有贡献，但杉山元却颇有功劳，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也只是基础而已，离全面控制占领区，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杉山元的基础上，多田骏开始他的新治安肃正计划，也就是所谓囚笼战术，蚕食战术，以华制华三大战术。


 


从1940年1月开始，多田骏开始了第四次治安肃正，除了和杉山元时代一样强化修建公路，增加据点以外，战术上有所变化。


 


由于日军兵力极其空虚，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作战，尤其无法长期大范围的追击合围八路军主力。


多田骏开始倾向于所谓以华制华，通过建立伪政权，拉拢威吓民众以孤立八路军，征收各种物资，拉民夫，实现以战养战。通过伪警察，大体控制日战区的治安和情况工作。建立大量伪军以协同日军，驻守次要的炮楼据点，帮助日军扫荡，甚至独立作战，从而尽量让日军腾出手来。














 


经济军事上，还是坚持囚笼战术。经济上对八路军控制区进行封锁，任何物资不允许进入八路军控制区，并且在麦收的时候进行抢粮食和毁掉粮食，扫荡的时候连锅碗瓢盆和水缸都打碎，以消除八路军的物资供应。


 


军事上也是一样，八路军自己认为囚笼战术具体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碉堡也就是炮楼，作用是以此为据点，可以控制周边的大片空间，尤其是农村的大片空间，铁路则是割据八路军大范围移动的工具，公路则是让游击队无法在小范围有效活动的工具，至于封锁沟，封锁墙都是辅助性的工具，都是很有用的。


 


公路，铁路，封锁沟什么都是以往的强化，而炮楼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


炮楼是日军控制农村的工具！


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10米左右，也就是现在3层楼房那么高，驻军一般是一个小分队，10,20人。自然在一些重点区域，还有高达20,30米的大炮楼，驻扎一个中队上百人。


炮楼主要是内部土砖，外部石头修建，厚的不过1米多，薄的只有几十厘米。虽然并不坚固，但对于只有步枪集束手榴弹的游击队来说，还是几乎不可能攻破的。


炮楼外面是一到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一般建筑在开阔地，周边一切障碍物都被清除，就算夜间也能看几十米远，白天站在炮楼顶部可以看到方圆七八里甚至十几里所有人员的活动。


有这样一个炮楼存在，周边的大量村子就处于日伪军的威胁下。因为炮楼基本是攻不动的，但炮楼里面日伪军可以随时出来杀到周边的村庄去，你防不慎防！在日军这样持续不间断的小规模扫荡下，八路军很难在这个区域站住脚，只能撤退。


 


日军110师师团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 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 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 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 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 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同时，军事上开始以大量修建中小据点为单位，将力量完全渗透进入农村。


日军开始对据点附近的农村，进行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扫荡，以驱赶农村的八路军。赶走这里八路军以后，日军然后再新建新的据点，再将这里的八路军赶走，这就是所谓的形成面！这就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的吃掉，所以叫做蚕食战术。


这样一来，日军的面就逐步从空虚的面，转为实心的面，农村地区也逐步被日军控制了。


这对八路军就是致命的打击！


 


蚕食战术，其实是囚笼战术的延伸，也就是将囚笼逐步细化，深入农村，然后不断扫荡进攻，让八路军无法在这里站住脚，从而一点点蚕食八路军控制区。


 


吕正操自己的回忆也很真实：敌人的“蚕食”，一般是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散的普遍的，即依靠原有的据点，原有的兵力，向周围“蚕食”；一种是有重点地突击某一块地区，即以较大的兵力前进一二十里，建立一线据点，把这块地区与整个根据地分割开，再在里边建立若干据点。


“蚕食”一般地分作三步：第一步，主要是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派遣特务侦察预定“蚕食”地区的情况，寻求与利用我之弱点，寻找可供利用的对象，主要是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特务，以及对我不满的某些地主、富农上层分子，培植内奸，制造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


第二步，主要是进行军事“突击”，反复“扫荡”，驱逐我武装部队，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残暴地烧杀抢掠，制造血腥恐怖；同时，依靠内奸，对地主、富农等上层分子加紧诱降活动，直到村子里派“联络员”，成立“维持会”，作为“爱护村”为止。


第三步，以政治进攻为主，深入“清剿”，实行“自首”政策，破坏我各种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包括伪保甲、大乡，伪自卫团、合作社等政治、军事、经济组织，达到“面的确保”。


 


 


 


至于以华制华，则是囚笼战术和蚕食战术必须有的东西，因为日军兵力毕竟有限，伪政权和伪军可以确保日军将有限的兵力投入最主要的地方。


 


如果说杉山元时代的近1年内，日军只是控制了所有县城和一半左右乡镇，并且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控制网，没有歼灭八路军主力，也没有控制八路军借以发展生存的农村。


 


多田骏在1939年10月到1940年8月短短10个月内，却对八路军造成很多实质性的影响。日军开始全面渗透进入八路军控制的农村，并且建立自己的伪政权，这让八路军无法漠然视之了！


 


彭德怀写道：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这样，到了1940年8月百团大战爆发之前，这些战术已经颇有成效，冀中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炮楼密布，公路纵横，民众恐惧，汉奸伪军猛增，白区越来越大，八路军控制区越来越小。


雪上加霜的是，冀中太上皇贺龙走的时候，拉走了1万多人的队伍，这样吕正操的正规军锐减到4万多人，实力有所减弱，更是捉襟见肘。


 


不过，这段时期毕竟时间也不长，还不到1年。所以多田骏有一些成果，但离彻底击败八路军还很远，顶多是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的麻烦，触动了八路军的要害。


而且，由于日军兵力还是极为空虚，导致这种战术的副作用明显的出现。


由于要蚕食，囚笼，就必须建立大量据点，这就让本来就少的兵力更为分散。


这样一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军很难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缓慢的有所进展了。


 


由于在1940年被日军的新战术搞得极为被动，彭德怀才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希望一举击溃多田骏的新政策。


所以，百团大战一开始是所谓破袭战，也就是破坏公路和铁路。多田骏的战术，公路和铁路是据点之间的纽带，一旦被破坏了，整个战术也就瓦解了。


总体来说，百团大战破袭战还是可以的，导致正太铁路停止运行1个月，不过对公路破坏不大。


随后，彭德怀见日军兵力分散，几乎无力聚集在一起反击，又发动了第二个阶段的攻打据点作战。


因为据点和公路铁路形成了日军的控制网，光是摧毁路是不够的，因为有了据点存在，路是可以很快修复的。所以彭德怀认为必须彻底摧毁据点，所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打！


没想到，第二阶段却极为不顺利，每每以数倍甚至10倍20倍兵力攻打日军孤立据点，都是无功而返。除了东团堡等少数据点外，八路军几乎没有战果。


因为点没有被打破，自然也就破不了日军的面了！


随后日军从四处抽调兵力发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大扫荡，八路军只得被迫的反扫荡，进攻完全停止了。


 


百团大战就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没有打破日军的囚笼战术，蚕食战术，据点几乎没有破坏几个，对日军影响极小，而公路铁路的破坏，日军也很快修复，最重的正太铁路不过花费了1个月就恢复了，其他的大体也就1,2周。


 


而百团大战的规模较大，八路军集中了十多万人，这反而让日本军部更加重视八路军的力量，并且随后在1941年和1942年开始重点的大扫荡！


 


在百团大战中，由于冀中地区因为被日军控制的厉害，自保尚且困难，更无法进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战果。


就算我军自己公布的吹牛数据，百团大战仅仅攻占据点40多个，而在1939年底冀中就已经有200个炮楼，随后一年增加修建了很多。这自称的40多个据点中，真实的数据又是几分之一呢。这点损失，对于冀中又算得了什么。至于所谓破坏铁路，事实上这些铁路做多停顿几天时间，根本没有收到什么影响。


 


相反，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日军调集重兵进行扫荡报复，冀中八路军却遭受很大损失，之前占领的据点全部放弃，唯一的战果不过是破坏了一些公路而已。


 


而且所谓打破囚笼战术的目标没有实现，反而因为敌人的大扫荡，加深了囚笼战术。


 


百团大战以后，多田骏又继续担任了半年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又继续了推行了他的战术，直到1941年7月离任！


这样，多田骏实际上将自己的战术推行了接近2年的时间！












-----------------上图王克敏和下图王辑唐，都是华北伪政府的大汉奸。华北伪政府的特点是，多是北洋军阀余孽，或者留日的失意政客军人，大部分都是连日本人都不耻的流氓无赖或者三流政客。但伪政府的存在，让日军从容完成以战养战的任务，对日军帮助极大。大体上，征粮，征税，拉夫，抢夺华北矿产等资源，维持地方秩序，安抚民众，搜集情报，宣传奴化等等事物，全部由伪政府承担，日本人就轻松太多了，可以专心打仗。
























 


 


4.第三个阶段后期，冈村宁次时代：1941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期，日军收网时期


 


从41年开始，冀中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说：


37年日军路过冀中，根本没有进入！


38年日军只是占领少数县城，冀中地区还是没什么日军。


39年日军占领了冀中所有县城，但农村没有日军。


40年日军开始往乡下跑，建立了一个大网，只是到处都是漏洞，收不紧。同时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把鬼子打乱了！


但41年就不同了，41年冀中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了，42年冀中就完全是鬼子的天下了！


 


百团大战中，日伪军伤亡了5800人，由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受到日本军部严厉的批评。


多田骏痛定思痛，认为他的战术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会被八路军偷袭成功，关键在于华北的日军兵力太少，伪军兵力也太少。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所以，1941年多田骏开始大量扩充伪军，尤其是相对有战斗力的伪军正规军。华北治安军从1940年的5000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5万多人，到了1942年冈村宁次时代更是增加到10万人的规模。


 


由于伪军战斗力有限，只能协同日军作战，难以单独挑大梁。


与此同时，多田骏试图在华北增加日军机动兵力数量。当时在华北牵制日军最多的是中央军的中条山基地，日军有3个师团被中条山牵制，无法动弹。


虽然前一年打百团大战的是八路军，但多田骏确认为华北最大的威胁目前还是中央军，必须优先对付。


1941年，多田骏孤注一掷的集中12万主力，包括从华中抽调2个师团，攻击国军中条山基地，经过1个月苦战将其击破。而这样一来，就可以将长期被中条山国军牵制的3个师团腾出手来，成为机动兵力。


 


在中条山战役之后，高龄57岁的多田骏于1941年7月离任，由原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继任。


可以说，这个冈村宁次不用多说了，他是比多田骏更厉害的家伙。如果说多多田骏是中国通，是一个中学生，那么冈村宁次就是大学生了。他对中国尤其是八路军的了解，都远远超过那三个前辈。


彭德怀评价冈村宁次是：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 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 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 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冈村宁次和侵华日军总司令都认为，华北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敌后八路军和国军的武装力量。


而冈村宁次认为日军尽全力首先重创华北的晋南，鲁西，绥远的国军正规军以后，八路军就成为主要的反抗力量。


而其中冀中地区则成为重中之重。从战略上来说，冀中地区处于河北省中部，距离平津地区，以及中国主要二条铁路动脉平汉，津浦路都不远，是一个威胁。


从军事上来说，冀中地区平原较多，比较适合日军发挥威力，是比较适合对付游击战的地区。


从经济上来说，八路军最重要的晋察冀军区的主要粮食来源就是冀中，如果打掉了冀中，晋察冀山区的粮食供给就有严重问题，不打恐怕也会自垮了。


 


冈村宁次认为，多田骏的政策和战术没有问题，经过2年时间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只要坚持下去肯定就会有辉煌的胜利，只需要做局部的修改即可。


在1941年中旬冈村宁次上台的时候，多田骏的战术已经相当的成果。


 


彭德怀后来回忆：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 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八路军鼎盛时期控制区人口为1亿，1941年之前八路军最低潮时期人口也有2000多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 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特(国民党)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 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不过，在坚持执行多田骏原有战略的同时，冈村宁次还有所改变。


他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治安强化运动。


 


这个战法的特点在于军事为辅助，侧重于政治，强调以华制华。


为什么呢？因为在多田骏时代，已经完成了对冀中军事的部署，到了冈村宁次时代，军事打击已经十拿九稳，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冈村宁次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别对待。


 


治安区完全由伪政府和伪军控制，无需日军进驻，日军小分队（也就是1,2个班的日军）肆意活动也没有问题的。


而准治安区，是所谓日军中队一级才能有效活动，伪政权必须依赖日军才可以有效控制的地区。


所谓未治安区则是日军大队一级才能有效活动，中队一级长期活动会有威胁，伪政权在日军协助下仍然不能有效控制的地区。


冈村宁次认为治安区为百分之十，准治安区为百分之六十，未治安区为百分之三十。


冈村宁次提出的目标，是3年后（1943年）彻底解决华北的治安问题，将未治安区减少到百分之十，准治安区仅仅为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七十为治安区。


 


军事上，对准治安区残余游击队，采用较小的日军配合大量伪军反复打击，减弱他们本来就不强的实力，然后扶持伪军和伪政权稳扎稳打的将他们变成治安区。


 


对于未治安区，则采用军事上进攻的方式，采用反复清剿，持续扫荡，铁壁合围的方式，歼灭性的消灭八路军。对于一时不能控制的地区，日军虽然进攻以后就撤退，但也需要采用。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予彻底的破坏，让八路军无法发展，无法立足。最终目的是将它们转为准治安区，甚至瞬间转为治安区。


 


所以，在此之前，日军应该多采用所谓的蚕食战术，一点点的将冀中根据地吃掉，割据八路军活动空间，减少他们的支持者，然后一鼓作气掀翻他们。


 


政治上，对于肯归顺日伪军的民众，冈村宁次下令要优待，至少不能公然给予杀戮，甚至还是用了很多怀柔的手段，尤其组织新民会等伪组织，专门用于拉拢迷惑民众。


 


对于八路军和日伪军控制区中间的准治安区民众，除了所谓可疑分子以外，大体也给予怀柔。杀是要杀，但一般不再大规模屠杀。


 


不过，对于八路军控制区中坚定的抗日民众，则采用残忍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毫不留情，以让八路军无处藏身，无人支持，没有物资。


 






---------------------------------在冀中耀武扬威的日军。当时日军确实嚣张，以藤原彰小队长在冀中的一年多时间，他的中队仅有1人被打死，而他听说和经历的冀中冀东，只有两个小队覆灭过，而这所谓的小队，其实是10,20人的小分队。而日军所到之处，八路军基本立即撤退。日军觉得自己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以极为嚣张！他们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了冈村宁次时期，开始搞一些怀柔手段，不过杀人还是有的，也很频繁。大屠杀少了，但并不是不存在。五一大扫荡期间就有大量的屠杀发生，甚至还有一次杀死近千人的。总之，在鬼子严重，杀人和怀柔没有区别，只是奴役中国人的手段。




















 


 


大体来说，冈村宁次的手段是极为毒辣，也是相当凑效的。


这个老鬼子非常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的个性，也了解中国的现状，它的手段击中了中国人和八路军的要害。


在整个1941年，对于冀中的小规模扫荡多如牛毛，仅仅多田骏时代的2月底到5月底，日伪军对八军分区的扫荡高达近1000次。


而地处最北段的十军分区，则在1940年开始就不断被日军蚕食，到了1941年日军据点公路遍布十分区，到处都是伪政权，支持八路军的村子屈指可数。随后日军又使用小股部队开始挨村的清剿，前后长达1个月时间。


十分区实在站不住脚，只得放弃全部地盘南撤，这个地区全部建立伪政权，成为了所谓的治安区。


吕正操回忆十分区的惨状写道：四一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一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二百零四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在这种形势下，敌人再次集中优势兵力，进一步展开了全面“扫荡”。


四月一日，保定、徐水、固城、新城、安新、定兴日伪军两千多人，以容城为中心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扫荡”。同时，从高碑店经新城到霸县修了一条公路，建立了一线据点，把本来已经非常狭小细碎的十分区根据地，又作了进一步的分割。这是敌人全面“扫荡”和“蚕食”的前奏。从此，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六月十日，日伪军两万余人由保定、固安、安新、新城出动，对十分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敌人首先将大清河、拒马河和周围的公路控制起来，建立了一些临时据点。然后向大清河东地区节节进逼，企图将我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一举歼灭。我军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在大清河东分散地同敌人战斗了五天，给敌人很大杀伤，然后西渡大清河转到了容城以西。敌人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又组织第二次合围。我军再次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出以后，敌人分成多股，划分区域进行反复“清剿”。“清剿”时将河里的渡船沉没，严格控制各个交通路口，并设游动部队巡逻，然后以密集队形，在狭小的地面上进行“梳篦式”搜索。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这次反“扫荡”以后，十分区部队大部分都撤了出来，地方党政组织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转入地下。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结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十分区的根据地一时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人民在恐怖的环境中，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有的群众宁死也不暴露我党我军的秘密，宁愿在野外风餐露宿也不愿受敌人奴役。留下的共产党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员，日夜往来于星罗棋布的点线之间，潜身在青纱帐里，咬紧牙关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这一阶段，蚕食战术的表现还在交通网更加完善。1941年前4个月，日寇就修建了500多公里公路。而由于日寇采用爱护村政策，公路被破坏就要民众负责，导致破路效率极低。


八路军在日寇修建公路同时，用尽全力破路，但破路的长度还不到敌人修路的一半，完全失败了！


 


同时还修建了6000公里，公路傍边的沟，以隔断八路军的游击移动。，对于封锁沟的破坏更不到敌人的百分之三。


增加修建了200多炮楼，而八路军对碉堡的破坏不到百分之十五。


 


当时日军在冀中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可以得心应手，肆无忌惮的反复攻击八路军，让八路军疲于招架！


 


 


实际上，1941年的八路军，已经根本无力对付日寇的蚕食战术了，可以说是败局已定！


 


通过这些行为，日军更进一步控制了冀中地区的农村，具体的占领还是所谓伪政权，伪军。


 


日军驱赶八路军主力离开这些地区以后，立即建立伪政权和伪军，对于普通民众也采用保甲制度，并且强行组织伪自卫团，由民众负责保护运输线和治安，哪里出事就让老百姓负责。


更多的采用怀柔政策，日军以往每到一处，聚集村民训话后，大多是打骂，甚至公开杀人以威吓。


而现在扫荡中，日军仅仅将所谓的嫌疑分子抓走，不当场处死。有时候遇到全村人一起跪下求情，往往还把嫌疑犯放掉。同时日军还发宣传品，发少量粮食，糖果，扶中国老人，抱中国小孩！


还有就是放电影，发宣传品，甚至舞狮子，踩高跷，大力宣传日华亲善，日本人是帮助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日本人是帮中国人摆脱西洋人的控制，以迷惑老百姓。


还说皇军只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烧房子是因为八路军住过，杀人是因为帮助八路军。只要不帮助八路军做顺民，要钱给钱，要粮食给粮食，不烧房子不杀人，保证有好日子过。


 


同时，日军做红脸，让伪军做白脸。对于伪军正规军所谓治安军，他们自称国民政府中央军，也宣传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老百姓扫院子，挑水，说话和气，不调戏妇女，平时还挨家挨户询问是不是有人违纪。有时候日本人骚扰老百姓，由伪军出面赶走。还对老百姓宣传，日本人就要回国了，治安军是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会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治安军对鬼子是应付，对老百姓才是真心好。


 


伪政府的宣传工具，则是大名鼎鼎的新民会。新民会是一个政党性质的机构，主要负责各种奴化伪化的宣传，教育，拉拢工作。


新民会手段很多，也起到很好的效果。


宣传上，以亲日反共为主：强调中日同文同种，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共存，日军无敌，日本就要统治亚洲，中国人不能错失良机；另外则宣布共产党是红色土匪，共产共妻，流血斗争，横征暴敛，祸害中国，反共就是救中国。


教育上，有多种方式，其实一种组织训练班，青年训练所、青少年女团训练队、青年团训练所、农村青年训练班、政治训练班、新民突击队训练班等等！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组织去县城受训，每次1到2个月。受训除了思想洗脑，就是带着吃喝嫖赌，宣传跟着皇军跟着伪政府就能过上好日子，很多人成为汉奸。








拉拢上也有很多方法，对于八路军和地方干部，主要采用自首，悔过的政策。只要肯自首悔过，由地方村长等人作保，写保证书，一律不抓不杀，愿意加入伪军和伪政府还给与很好待遇。就这一点上，导致八路军很多人叛变。仅仅1942年6到9月，新民会宣布博野一县就有近500八路军分子自首！


对于老百姓，怀柔政策更多，新民会派中日医疗队到农村看病，有时候粮食发给特困户，组织新民农会许诺政府给予贷款发展农业，还搞伪民主，让各县对日伪政权和军队进行提案等等。


但新民会对于对还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家属，则给予残酷虐待。这种人家平时白天晚上不允许关门，随时来检查，没事就打骂勒索，强迫家属给八路军写信，声称不回来就杀全家。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用钱用权用奢侈享乐拉拢中国人，然后用中国人自私自保的心理吓唬中国人。


当时有很多潜伏的八路军干部被一些老百姓出卖，出卖的原因也很简单，有的是为钱，有的是为自保，这是人的两大欲望。


日伪说出卖一个八路军给多少钱，只要老百姓出卖了，当场给钱，绝对不含糊。中国人贪财，一些人就这么干了，换来一笔笔的钱。


有的则是因为日伪搞连坐，一家有问题十家连坐倒霉。有的人为了自己和家庭不惹祸，顾不了别的，就出卖了邻居。












------------------------------在冈村宁次的怀柔和亲善的表演下，大批八路军叛变，很多老百姓成为汉奸，更多的老百姓为了自保，不敢再支持八路军。










 


新民会的种种政策，手段其实并不高明，一些农业贷款，民主提案什么还是假一套，根本没怎么兑现，但对目光短浅的中国农民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受训的青年觉得跟着皇军大鱼大肉，鸦片女人，有什么不好。结果那个村子受训的年轻人多，那个村子的汉奸就猛然增多，八路军就难以开展工作。


一些群众认为，伪军也不错，不比八路军差，坏的是鬼子，但最近鬼子也好了很多。


有的群众还认为，八路军好是好，毕竟还是自己命和家人重要。只要不跟八路军有关系，鬼子就不会对付你。


一些最落后的群众干脆说：老百姓就是自在王，谁来给谁纳粮就是了，管他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更有些妇女说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钱就行！


这些女人大量嫁给风光的汉奸，穿红戴绿，珠光宝气的在县城到处混！


这样，到了多田骏下台，冈村宁次刚刚上任的时候，冀中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只是所谓量变到质变的必然。


而经过冈村宁次一年左右的经营，变化更为明显。


到了1941年末，也就是冈村宁次刚刚上任半年时间，八路军认为冀中34个县的7200多个村庄，已经被日寇完全控制4300多个，超过六成。日军的炮楼增加到1000个，公路增加到4300多公里，封锁沟增加到2700多公里。如果说八路军1941年初还能从容组织数万群众运输粮食越过平汉铁路，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


整个冀中已经形成密如蛛网的公路铁路网，八路军不但无法有效作战，连移动转移也成问题。在蛛网里面，还有日军1000个据点和所有的几十个县城，而日军也将之前大规模短期的扫荡，转变为各个据点频繁的小规模持续扫荡，每次都会造成八路军一定的伤亡。


据点周边八路军几乎无时无刻都处于作战之前的警戒期，高度紧张且疲惫不堪，实际上时刻都处于危险中。


当时在冀中一个镇子担任小队长的藤原彰回忆当时袭击八路军的情景：几天后，山崎龙一郎中尉所说的那种实战教育终于来到了。通常， 山崎中队长每天早晨都要主持“治安”维持会，并根据特别工作队[ 注：特别工作队就是当地的地主武装组成的汉奸队。] 的情况报告，研究每天的行动。大概是1941 年9 月20 日前后的某一天，有一份情报说，在景和镇西北方向的村子里有大约二百来人的八路军。山崎中队长说，对于藤原君第一次参加的作战来说，对方的军力大小倒是恰到好处，可以干它一家伙。于是，山崎中队长下令中队全体出动。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队长。中队长特意指定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下士官野村鹿臧曹长做我的副手。山崎龙一郎中尉交给野村曹长的任务就是， 当我要跳起来率先冲锋时，及时地拉住我。


中队集合后即向情报里所说的那个村庄急速前进。虽然在名义上我们是一个中队，可实际上的兵力只有五十人左右。我作为第一小队的队长率领二十来人打头阵。虽说是打头阵，但实际上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还有由当地中国人组成的特别工作队的二三十人，他们排列成躲避子弹的分散队形向前行进。因为情报很可靠，所以我们一接近作为目标的村子，就看见了几十名身穿土黄色军服的八路军士兵，零零散散地冲出了村庄。本来应该行进在我们前面的特别工作队不知什么时候突然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立刻向跟在我身后的小队发出“散开”的命令，紧接着又大声地发出命令：“目标，村子前面的敌人，射击！”就像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练习的那样。野村曹长马上拉住我，嘴里说着：“可别冲出去啊！” 


我拿出望远镜观察情况，非常清楚地看到散开在村子前面的八路军士兵。这个时候，我方的步枪、轻机枪已经开始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 子弹纷飞，但却一点儿也没有命中目标的感觉。因此，我跟野村曹长商量，“是不是使用六○炮射击”，随后即命令位于小队后部的六○ 炮分队：“距离300 米，射击！” 由于距离的测定很准确，因此六○炮一开始发射，就命中了村庄前面的对方的散兵壕，八路军士兵纷纷跳出战壕以躲避炮弹的轰击。


见此情形，我一边大声命令：“冲啊！”一边挺起身子冲了出去。野村曹长也来不及制止我了。我的部下都跟随我冲了上去。我们好不容易冲到村子跟前，才发现面向村外的房屋的墙上都开着枪眼，八路军士兵已经无影无踪，只是在战壕的边上躺着几具战死者的尸体。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作战。


另外，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景和镇的特别工作队的情况。特别工作队是独立的武装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姓队长的私人武装。高队长是当地的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亲被八路军镇压了，因此对八路军怀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跟八路军打起仗来也非常凶猛。这个特别工作队平时全权负责景和镇的行政和治安，据说还干着任意征收苛捐杂税那种横征暴敛的恶劣勾当。尽管如此，特别工作队对于日军来说，却是非常得力的合作部队。


我到中队上任之后三个月，也就是1941 年的年末时分，我们第三中队在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就出兵参加讨伐(扫荡)作战去了。所谓扫荡作战，就是根据有关发现了八路军的情报，为进攻八路军而发动的作战行动。扫荡作战的规模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我们一个中队单独进行，但联队规模或大队规模的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扫荡作战大体上每两次之中就会有一次跟八路军交手打个遭遇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不止一次地经历了作为小队长的战斗体验。在多数情况下，跟八路军作战的战区都在河间县城的东北方或东南方，也就是说，吕正操司令员所指挥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的第八、第十军分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偶尔我们也会跟八路军的回民支队交手。所谓作战的战斗形式主要是，日军遭遇八路军后即散开卧倒射击，八路军往往主动撤退，日军再奔跑追击，这样的战斗占据了我们作战行动的大部分。


只要不是有计划的预先埋伏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那些由射击和追击所构成的战斗对我们来说，还不能说是最可怕的。如果从华北地区的整体状况来看，日军在1941 年下半年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多少有一些可以自我夸耀的战果，八路军暂时陷入了艰苦作战的困难境地。即便是中国方面的历史资料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尤其是在冀中平原地区，日军使用自行车的机动作战一时奏效， 特别是驻地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村田队长)所组建的自行车小队，更是被日军吹嘘为“银轮部队”。我们第三中队也尝试着组建了自行车小队。我自己没有机会骑自行车，也不会骑自行车。但是如果被他人知道我什么都不会骑也是很难为情的，所以我的小队用征发[ 注：诚如作者所言，“日军所谓的‘征发’实际上都是抢劫”。为保持原文原貌，对于以下原文中的“征发”、“征用”之类的词语，都不再一一注解。] 来的中国战马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骑兵队。


八路军对付日军自行车队的办法是在村庄周围挖掘壕沟，而村与村之间则用坑道相连接，并有意造成壕沟和坑道的高低不平以妨碍自行车的自由行动。而居住在日军侵占的所谓“治安区”和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之间的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对策：八路军来了就挖壕沟，日军来了再把壕沟填上。有的时候，山崎中队长在挖掘了新壕沟的村庄集合村民，让作为代表的男性村民坐在壕沟里，再叫翻译告诉村民们，要以挖掘壕沟的罪名枪毙那个男性村民。村里的老弱妇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日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因此一齐哭着要求日军不要杀人。所以，挖壕沟也好， 填壕沟也好，对村民们来说都是为战争环境所迫。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我们中队驻扎在景和镇的1941 年下半年期间，几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动扫荡作战一次。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日军每天都会从日军豢养的密探、特别工作队和“治安”维持会那里得到关于八路军的情报。在对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中队长会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攻击对象，并决定是否需要出动作战。一旦中队长作出了出动作战的决定，首先， 负责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编制表，确定出战的人员。我们第三中队大体上每次出动40 人至60 人左右，中队长以下编成两三个小队，我担任第一小队队长。小队的兵力有20 人至30 人左右，编成配备轻机枪的两三个分队以及六○炮分队。我们出发的时间一般总是在半夜，以便借助漆黑夜色的掩护接近作为攻击目标的村庄。这样以偷袭八路军为目的的作战，在很多情况下，都因为作战机密被暴露而连八路军的面也见不着。也许就连景和镇内都有为八路军探听消息、通风报信的人。而且，日军如果是夜间行动， 四面八方的狗都会叫个不停，把我们的秘密行踪全都给暴露了。


而八路军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养狗，并组成了杀狗队巡回于各个村庄之间捕杀村民养的狗。因为狗不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们的叫声也同样会暴露八路军的行踪。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日军控制区与八路军控制区之间的游击区，一直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因此，恐怕还是日军无法隐蔽自己行踪的情况更多一些吧。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更为出色。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解放区就不用说了，连游击区的乡镇村落，八路军也都组织了自卫团，进一步让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组织了救国会。


1941 年秋天，我在景和镇的时候，第三中队频繁地进行扫荡作战，出动作战的次数相当多。在这一阶段，我们中队的战死者只有石井军曹一个人。当时，石井军曹骑着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走到一个村子前的时候，就被一发狙击的子弹击中。随后，野村曹长麻利地指挥部下在露天的野地里堆起小山一样的柴堆，给石井军曹举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队里有战死者的现实，让我感觉到了战争的严酷气氛。


因为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战斗报告里写上了比实际上大得多的战果。中队长跟野村曹长商量以后，决定写上缴获步枪七八支。结果，一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的战斗，在战报里却变成了“敌方遗弃尸体二十多具，缴获步枪八支”的吹嘘和夸大。至于作为缴获步枪的实物，我们中队为应付这样的情况，早已做好了相当数量的储备。就这样，我在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由驻扎和扫荡所构成的战地生活中度过了1941 年，所接触到的中国民众也仅仅是景和镇的居民而已。景和镇的居民们不得不“好好地对待”日军，并努力跟特别工作队“搞


好关系”。我在闲暇之际，也曾远眺过铁匠铺、豆腐房里人们干活的样子，但这只是在日军所控制下的“治安区”的街区才能做到。而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众全都逃走了， 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更是难得一见。“治安区”与“非治安区”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就这样，到达华北以后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我逐渐习惯了经常在“非治安区”与八路军作战的日军警备部队的生活。


 


 


要知道，1941年只是冈村宁次治安三年计划的第一年！


而1942年上半年日军继续强化冀中的控制，到了51大扫荡之前，冀中八路军几乎无法有效活动，更别说作战了，甚至连立足都非常困难。


当时冀中情况最好的七分区，也被敌人控制450个村子，八路军可以活动的只有几百个村子。


而大村子都被日军控制，所以七分区稍微上点规模的村子，不是驻扎着军队，就是驻扎着八路军机关，日军随便扫荡一次，每每都能遭遇八路军，这还谈得上什么游击战！


而所谓日军控制的村子，八路军不要说作战，就连出入都是极为危险的。当时老干部回忆：敌人控制的村子，三五成群的汉奸随时出动，搜捕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到处都是各种伪组织，迈步就是公路，抬头就是炮楼，支持抗日的群众情绪也很低落。


所谓的游击战，几乎没有空间了。


要知道，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分区，其他的更不敢想了！












------------------------------县大队这种地方武装，虽然很多时候穿普通衣服，主要是为了掩护自己，他们的武器和训练还是可以的，能够拼一拼。至于军分区的正规八路军，训练是比较严格的，武器更好。只有下图的民兵游击队，装备才差劲，不能和日军正面碰。










 


八路军名将，时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肖锋回忆当年情况：当时我们团是主力团，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 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 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 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 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 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 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 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 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 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 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 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 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 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 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 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 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 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 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 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 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 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老萨附注：肖锋就是金门战役惨败的解放军指挥官。他一生作战1365次，5次负重伤，因金门之战的影响，在1955年仅授予大校军衔！


 


八路军的主力团尚且感到如此困难，别的也就不用说了！


 


当时甚至冀中司令员吕正操自己也时刻处于危险中，他的司令部每3天必须搬迁一次，就这样也不保险。


他回忆：




桑园突围


一九四一年四月，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军民。工作组有二十来个干部，出发时我们只带了警卫连的两个排(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还预定带回民支队一个营，和该支队的一个剧团，当时这个营和剧团正在徐水一带活动。


先到安新、容城一带，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终日和敌人周旋。当我们过漕河时，都要下马走过一座独木桥，我和警卫员骑的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高大的洋马，其他同志骑的是本地的蒙古马，结果几匹洋马过桥时都掉到河里了，随即趟水过到岸上去。我们继续行军到了安新县的三台，当时，十分区的二十九团驻在那里。我们吃完早饭就休息了。九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因我们除警卫部队外，还有一个主力团，完全有把握打退来犯之敌，所以边打边轮换休息，我还睡了一觉。击退敌人以后，傍晚我们整队出发了，到徐水县属的崔庄，跟回民支队的一个营及剧团会合了。


这天夜里在崔庄休息。拂晓前，徐水的敌人就出来了，于是又和敌人接触一次。回民支队掩护我们转移，从容城西南转到容城北面，再转到容城东南面。这时敌人飞机不断侦察。我们原想过白沟河以东到大清河以北地区，但经过地方游击队侦察，得知白沟河的敌人增加了兵力，拦河堵截，于是我们就又转到容城的南面，到了雄县白洋淀边的留通。在这里，和分区、地委的领导同志会合，表示军区对他们的慰问。这时他们也准备去白洋淀，研究下一步的斗争。于是我们一起到了白洋淀的郭里口，村庄四周都是芦苇，很隐蔽，在这里停了两天，连夜开会汇报研究工作，之后就分头转移了。


我们带着回民支队和剧团坐雁翎队的船，夜行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白洋淀南边的北冯村，我们住在西街王家大院，休息了一天。当晚出发，穿过高保公路。我在前边，走得快一些，先到桑园，已是下半夜了。我睡了一觉后，后边的同志才陆续到达，还没休息，就听到枪响，才发觉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原来是县大队驻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转走，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回民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分别在村边布置了岗哨和警戒部队，紧接着回民支队就和敌人打响了。


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我们立即突围，出村进了道沟往西走，向着靠近敌人据点的方向转移。因为敌人出动，据点兵力必然空虚，靠近据点走比较安全。回民支队没有跟上我们，就向东南方向转走。突围出村后不远又和我们会合在一起了。


当时的战士对连续作战已习以为常，连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在他们年青的女指导员指挥下都非常勇敢，可钦可爱，身上的棉袄背包都扔掉了，却紧握手中枪，向敌人拼搏冲杀。二连指导员杨兆卿同志，在完成阻击任务撤退时，身负重伤，这时敌人距我阵地只有二百多米，通信员要背他撤退，他坚定地说：“不要管我!”通信员不忍丢下他，执意不走，这时敌人已进到距我阵地一百多米了，杨兆卿同志命令通信员：“听我指挥，立即撤退!”于是他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包交给通信员，又要了两颗手榴弹，敌人一窝蜂似的向杨兆卿同志扑过来，当距离我阵地只有三四十米时，杨兆卿同志抛出了一颗手榴弹，冲上来的鬼子兵除炸死者外，趴在地上不敢动。当敌人发现我阵地上只有一个人时，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并狂叫捉活的。杨兆卿同志面对敌人，沉着应战，敌人吓呆了，不敢前进。接着，敌人调来两挺机枪，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发起了第三次冲锋。杨兆卿同志用驳壳枪反击，子弹打光以后，迎着敌人冲上去，在敌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


下午我们到了潘营村，正准备吃饭，敌人又从北面、东面包围过来，我们的部队即和敌人接火。打了一个来小时，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先叫非战斗人员转移。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


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总是边打边走，一天之内往返接触多次，当时真觉得白天长得很。那天打仗，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因为蠡县三区普遍挖有地道，连敌人的公路下边都通过去了，有些是村村相通，也叫地下三区。因为洋马目标大，所以一经跟敌人打响，我就不骑马了，徒步随部队行军转战、突围。后来，这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几经周折，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转到清苑至张登的公路边上，路旁就是敌人据点，因只有少数兵力龟缩在炮楼内，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从据点旁边跨过公路，胜利地摆脱日军的追踪合击，进到了高蠡公路以西地区。黄昏时又折回到博野县的城东村，进入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住在一个逃亡大地主的高墙大院里。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一停下来才开始感到人困马乏，我一扑到炕上连腿都抬不起来了，酣睡一觉，已过午夜，醒来时，身心舒畅，精神焕发，昨天的紧张、疲劳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突围中失散的马匹，还有文件和行李等，当地老乡都给全部送了回来。这次突围，我们除回民支队有些伤亡，警卫连有几个负轻伤的同志，没有其他损失。日军急如星火地调兵遣将，尾随追击竟日，别无所获。


桑园突围，仅仅是冀中一九四一年春季反“扫荡”的一个片断，突围前后，军民团结，充分体现了冀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到了1942年51大扫荡之前，情况更是困难。当时冀中在七，八，九分区和军区机关部队，后勤部门，兵工厂等全部挤在一块南北七十多里，东西一百多里的狭窄区域。而这块所谓的根据地也并不可靠，由于敌人近在咫尺，随时可以通过公路突袭，到处都不安全。


1942年之光县的区委书记和区小队队员2个干部，驻扎在南百塚村。村子本来是我军控制的，但由于村里有个汉奸报告了附近的炮楼。一群鬼子和伪军立即来村子扫荡抓人，这2个人警惕性很高，把腿就跑。


村子后面是小河，游过河以后，鬼子也追到岸边对准他们开枪。当时是冬天，游泳湿了棉衣，又重又冷根本跑不动。两人情急之下，脱掉棉衣棉裤飞奔，这才躲过了子弹。


当时农民比较穷，没有内衣内裤一说，棉衣脱了就是光屁股。


这两人一前一后跑到邻村，也是另一个八路军控制的村子。只是因为距离鬼子不远，白天只有干部在，八路军部队只敢晚上来，所以村口没有哨兵。由于敌人可能还在后面追，他们两个人男人冲入村子，不敢留在街上，找了一户有人的房子，就冲了进去。


哪想到那家正有一群本村妇女在炕上打牌，见两个光屁股男人跑进来，年轻的小媳妇红着脸都躲进里屋，几个老婆婆惊慌一通以后，认出是八路军同志，赶忙问清楚原因。随后老婆婆们给了他们两件衣服，让他们穿上赶快跑：这里离炮楼也近，不安全！


果然，过了几天，连县长都被鬼子抓走了！


这些手段，都瓦解了八路军对地区的控制。


到了51大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光是封锁网就完成了1万多公里，号称是长城的6倍！












-------------------------------上图是百团大战中破坏炮楼的场面，但实际上破坏的炮楼非常少。这种炮楼是深入八路军控制区的钉子，只要有这样一个炮楼存在，周边几个甚至十几个村子，八路军就很难站住脚。大家可以看到，连冀中司令官吕正操都多次遇险，难以自保，这说明冀中情况已经非常恶劣。俄国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就是：如果连警察都不敢随便上街，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还怎么活！  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连冀中司令员吕正操都无法保住自己的安全，冀中根据地的其他军民还如何抗日？












 


所以，实际上，日军在51大扫荡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到了1942年中旬的时候，其实冀中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日伪控制区，八路军可以活动的空间很小，又被分割开，更无法有效机动。所以在日伪军如果只是扫荡一通以后就撤退的话，也许八路军还能够支持。


但如果日伪军可以投入一定的部队长期控制这个地区，八路军则根本无法再这里继续生存。


 


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冀中剩余地区进行蚕食了呢？因为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


此时冀中八路军已经是瓮中之鳖，冈村宁次认为只要一个大扫荡就可以彻底消灭，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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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憎恨TG五毛，他们并不爱国而是爱党的钱
 没有党的指示，就对《狼图腾》法国导演反华罪行毫不关注，有了TG笔杆子徐焰的发起，就对为国家民族流血的国军抗战将领百般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