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人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的说法，认为走农民路线是毛泽东的首创，而历史真相是，与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之理论-实际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一样，首先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也是列宁。共产国际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

孙中山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后，共产国际从1922年起，提议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个提议最初遭到中共领袖陈独秀的抵制。陈独秀是一个理想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加入到资产阶级政党中去？但是，无奈中共的经费来源完全依赖于苏联，在苏联的坚持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让步，1923年6月，中共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苏联创始人列宁去逝，列宁长期的战友斯大林接班成为苏共第一领袖。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权力有着更炽烈的欲望，统治手段更粗暴残忍，对待政敌更冷酷无情。斯大林上台后，为消灭政敌，在苏共党内发动“肃反运动”，实行大清洗，清除对自己权力有任何威胁的异己分子。大清洗最终变成对苏联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近70万人遭枪杀。在大清洗中，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枪毙了9个，列宁时代最后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中，1162个代表，被枪毙了1095个，苏联红军的五个元帅被枪毙了三个。大清洗活动也波及到社会上许多人-知识分子，富农，神职人员，科技人员等，被逮捕送押劳改集中营，其中不少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劳改营中。斯大林还在其任期内，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镇压抵制集体化的富农和中农，最终导致了乌克兰，伏尔加，哈萨克斯坦等苏联多个地区出现大饥荒，造成至少六百万以上的人因饥荒而死亡。为了控制饥饿的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苏联政府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斯大林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将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的反人类暴君。由苏联孵育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长环境格外凶险恶劣，给中共未来的品质留下了中共后人无力修复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后畸形邪恶的根源。

毛泽东1923年加入国民党后，先是负责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支部，之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提携下，于1925年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5月，蒋介石发令禁止中共党员做国民党部门长官，毛泽东被迫离开宣传部，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在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苏联代表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方针，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配合执行国民党的政策，因此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只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没有以暴力手段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权。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向中共提出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主张“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老实纯朴，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属于游手好闲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皮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