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全然不同的中美俄都存在令人担忧的资本外逃情况，可以说，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在于具体政策。美国的资本外逃源于过高的赋税难与世界接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税率从40%~60%降至20%~30%，而近年来美国却并没有降低税率，导致企业为避税而纷纷外逃。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美国资本外逃类似，是资本的“趋利”所推动，由于内外资待遇双轨制，外资机构和外国公民在所得税、关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享有额外的优惠待遇，因此许多国内投资者通过过渡性资产外逃，将资本转移至境外，再以外资身份回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险”，既有包括汇率风险、贬值风险和产权风险的经济风险，也有行贿受贿等非法收入为了逃避政治风险。而俄罗斯的资金外逃则主要源于资本规避政治风险。
因此，各国欲解决本国资本外逃的问题，须从政策层面自省，制定适于本国国情的方案，而非将资本定在道德的十字架上，甚至与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纠缠不清。寄希望于“经济爱国主义”，或是怒斥钱有“铜臭味”、资本有“劣根性”都无补于事，这种作为，不仅是执政者制定政策的无能，更是逃避思考的懒惰。资本如水，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无善无恶，载舟还是覆舟全在如何驾驭。过界的将资本从经济领域拽入道德范畴，反而会诱发社会多方面坍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市场必胜论达到了顶峰，市场不仅被人们认为能够最有效的分配资源和风险，还被认为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善。在这种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市场开始从经济领域进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一些原本由道德准则等支配的衡量标准被“市场价格”取而代之。直到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这场完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在经济领域能力的质疑，更让西方开始反思市场与道德的关系——市场排挤掉道德后，社会全方位的“沦陷”。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来中国大学演讲，以《金钱不能买什么》为题，讨论了市场原本不应当进入，却已经进入并且逐步泛滥的领域：监狱变成盈利性质、战争交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选票近乎被允许买卖、怀孕可以外包……似乎一切都变得待价而沽，所有问题都能够靠资本来解决，这种社会变化正是将资本扣上“善”的道德帽子带来的。
将资本冠以善恶标准来衡量社会所引发的道德沦陷值得我们警醒：在资本外逃的问题上，抛开善恶、抛开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专心探讨具体措施才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