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藤老树

世间之事皆有一定之理，循理而行，方能达到目的，且事半功倍。数学上，三个点是能够建立一个稳固平面的基础。这一规律，似乎也适应于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范畴，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三足鼎立”、“三驾马车”等等说法。

分析今天习近平时代的执政特色，最好的概括是“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概指反腐、经济改革、管控意识形态和舆论这三个方面，它囊括了所有极具习近平个人特色的政治行为，是对迄今为止习近平政治作为的提纲挈领。“三驾马车”也分别对应于王岐山、李克强、刘云山三人的权力职能，从功能配置和各自作为而言，他们也是习近平的“三驾马车”。常委中的其他三位，角色都没有如此吃重，不过是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已。

实际上，邓小平时代也是“三驾马车”格局，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时代的“三驾马车”，结构上与习时代之“三驾马车”类似：“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是“三驾马车”的核心驱动力，犹如发动机，与习时代的反腐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改革开放是踩油门，负责为前进克服障碍、增加动力，与习时代的经济改革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踩刹车，兼带方向盘功能，一方面调节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另一方面避开一些危险区域，与习时代的管控意识形态和舆论类似。这种“三驾马车”结构，有动力有方向，有增速有控制有调节，事实证明，是能够在现行体制下保证社会稳定前行的结构。而邓、习“三驾马车”具体内容的差异，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以及政治家对这种变化的把握和适应。邓时代以前的社会是政治挂帅，经济被搁置，所以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习时代经济发展已成为定式，地位类似以前的“政治挂帅”，因此无须再作强调，反而经济“发展后的问题”彰显，反腐就是为解决“发展后的问题”而选择的突破口。邓时代的改革，主要也是经济改革，但当时闭关锁国已久，所以改革之外还强调开放;而今天开放已成潮流，许多方面反倒面临需要自我保护的问题，所以开放不再被着重提起。邓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方起于青萍之末，虽影响不小，但覆盖面有限，所以执政党只须强调自己的四个坚持即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和炙手可热的显学，仅仅强调执政党自己的坚持，已经不够了，所以必须强化管控，不管控，则前苏之殷鉴不远。

相较而言，江、胡时代只是邓时代的延续，本身没有进行这种整体框架的建构，而只是在具体方向上进行修补和调节。其中，江、胡又有差别。江时代是对邓时代在方向上的深入和扩展，其重心是开放。当时不但对外开放加入了WTO，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展了空间;对内方面，开放也是前所未见。身在其间还有人抱怨、不满，但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否认，江时代无论言论还是思想，开放程度都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几乎达到了这个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此后的时代，因种种反弹而导致收缩，就充分说明了问题。一个体制能够容纳什么样的开放程度，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过程中免不了收收放放的反复。

胡时代的主要特色，是对邓小平方向的修正，重心是强调公平，具体表现为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分配调整政策。就理念而言，科学发展观是对不科学发展的修正，和谐社会是对不和谐现象的修正，只不过，执行上力度有限，效果不如人意。不是说邓时代主张不科学发展和不和谐，而是说客观上出现了这种现象和结果，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然积累的负面性，在所有高速发展国家都曾出现过。

以胡观习，可以看出更多东西。本来，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核心驱动力，据此构建新的“三驾马车”，但习近平为什么弃公平而取反腐呢?其中自有深意在。一方面，反腐的共识程度更高，不但覆盖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中下层，也包括了与权力关系不密切的部分上层。而且，反腐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不会因观念带来分裂。另一方面，行公平则要求削富填贫，需要将矛头直接对准富裕阶层，这对于面临下行风险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不能承受之重。换言之，公平纵有价值上的充分正当性，却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彻底奉行的，最多只能是有所兼顾，有所表现，首先要抬高底部，避免社会的极端性风险，就像胡时代所做的一样。由此也能理解，胡时代高举公平，为何却在实践上触入不深、行之不远。一个重要原因，公平本身在这个时代须面对许多掣肘，具有客观局限性。

反腐与公平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二者具有延续性。也可以说，反腐是公平的初级版，公平是反腐的升级版。对于立足于现实的政治家而言，当然应该先行初级，再谋升级：当经济形势稳定，反腐达到相当效果、不再足以成为核心驱动力时，则须转以公平为核心，打造新的“三驾马车”。笔者原来认为，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正当致富普遍的当下中国，践行公平必须清算所得税(见拙文《重建公平的最优选择——清算所得税》)，现在却发现，可以仅仅通过开征遗产税、馈赠税等较少引起反弹和动荡的方式，就能够隔代实现公平。纵然一代实现不了，二、三代也就差不多了。关键是必须坚守遗产税开征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政府汲财，而是为了调节分配，实现公平。

习的胆魄，通过反腐已展露无遗;舍公平而取反腐，又可见其眼光。有眼光、有胆魄，人们不能不对习近平时代充满期待。这个时代的主要框架已经搭建好了，真正的变数是经济：中国经济已走到全新阶段，面临全新问题，而且看起来，政府还准备采用全新方式应对，结局将如何?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