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当年会见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谈判香港回归中国大陆问题。
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尽管人们对他的功过有极大的分歧，几乎公认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无论在对外还是对内事务上，邓小平的手段和决策都可以称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误也异乎寻常。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专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分两集谈邓小平在对内和对外事务方面的功过。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邓小平执政时期和他在幕后掌控中国政坛的时期，他的对外政策为中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丁学良教授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邓小平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强调了美国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动中国在介入世界人才、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流动。而邓小平对外决策的失误则是他没有让中国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权方面更接近世界主流。
对美开放的重要性
中国的对外开放远在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复出之前，而且是对很多国家开放，尤其是亚非拉国家，但是客观事实是，即使在对许多国家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的和大规模的变化。
丁学良教授回忆说，邓小平在他第三次上台后不久就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向美国开放，而这也是邓小平与其他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
邓小平曾把亚太地区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在二战后找到脱贫机会、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例子作过高度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那就算是在脱贫、工业化和介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找到了一条可靠的道路。
在丁学良教授看来，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大原因就是由于邓小平当初得出的这一结论，以及据此而制订的决策方针。
介入精神物流
纵观中国近代200年历史，每一次促进中国国内改革、维新和革命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都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本身。早年留学法国的邓小平自己也是构成和促进这种外部刺激因素的成员。
丁学良教授说，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最先做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把大量中国年轻人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
邓小平当时看得很清楚，所谓的对外开放，除了要介入世界物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介入世界的人才、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流动。
丁学良教授把邓小平派出大量年轻人去西方留学之举称为“晚清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介入全球人才、观念和精神的流动”。
他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拍板，让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年轻人去西方国家学习，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明天、后天的现代化中国。
最大的对外政策过失
邓小平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很清楚的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中国和西方要尽可能的接近。
在苏联解体之前、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威胁较大的一段时间，邓小平甚至表示，在安全和军事方面也必须与西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邓小平还曾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就是，从前蒙古和远东许多地区都在中国的版图上，丧失这么多国土，都是因为俄罗斯的侵占。
即便邓小平当年曾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丁学良教授遗憾的指出，他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权等方面本来应该跟西方走得更近，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丁学良教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对外决策方面的最大失误，邓小平仅仅功利地看到了中国需要在技术、人才交流、教育、武器和安全方面向西方学习，但他却没有意识到，中国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进步，也应该与西方世界的大方向一致。
关于香港的政治遗产
在评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时，绝不能忘记香港回归大陆的问题。当年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谈判时，态度极其强硬，最著名的就是他说的“主权问题不能商量”。
邓小平坚持回收香港的决策，受到香港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来自英国人培养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批评。
但是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近20年后，令人惊讶的是，邓小平的回归政策却成为了香港泛民主派现在强烈呼吁要继承的遗产。
丁学良教授把这一现象称为“历史的吊诡”，他说，香港泛民主派之所以要保护邓小平当年承诺的“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比邓小平这一政治遗产更重要的政治理由、政治依据和政治原则，来为他们想争取的民主和普选作辩护。
所以丁学良教授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拍板的“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准则，香港的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得多。
他还指出，如果邓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的话，是可以在邓小平留下的香港基本原则的框架下，作出更开通、更开明、更得人心、更能使香港的信心得到可持续支撑的具体决策。
（责编：李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