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是120年前的历史了，堂堂大清陆军和“强大”的北洋水师在“小日本”面前为何会一败涂地?其深层原因何在?这个基本问题几成“世纪之问”，时至今日仍令国人纠结不已!

一个半世纪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约同一时期在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前者取得巨大成功，日本这个岛国向现代化国家大踏步迈进!而后者则以失败告终，导致大清王朝继续抱残守缺，最终走向覆灭。

最能说明两国同时变法维新不同成果的正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中国除败退出朝鲜，同时被割去台湾、澎湖列岛之外，损失远不止赔偿2亿两白银。据日方有关资料，日本所得赔款及掠夺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6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清廷两年半的财政总收入，更相当于当时全日本岁入的6.4倍(另一说法是3.8倍)!日本由此尝足了战争的甜头，从此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因收获来自中国的这笔巨额财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以迅猛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痛惜两国社会变革截然不同结局时，有两个问题常被提及：1】“大清”的洋务运动及甲午战争后的戊戌变法为何没能成为日本的明治维新?2】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深层原因何在?对该两问题的思考，当然不限于纠结历史旧账，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关照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该向何处去。

凤凰网曾有一篇雄文，对其从四个方面做了系统分析。1】维新基础有别——清朝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中国则高度中央集权;日本虽闭关锁国，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则是对外一无所知，且毫无了解的兴趣。2】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3】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4】明治维新造近代国民国家，政权集权高效;清朝维护传统体制，地方借洋务做大导致国家分裂。

应该说，该分析文章既不缺依据，亦不缺逻辑，更不缺客观，给人不少启发。但遗憾的是，往深层看，还是缺点什么。在笔者看来，从完善其内容，并避免结论表面化的角度，至少有必要做两点根本性补充。

(一)原文未能从社会背景作深入分析，阐明中国思想文化与日本的不同轨迹，而这才是清朝洋务运动半途而废并吞下甲午战争失败苦果的深层原因。

简单说来，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背负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开。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泱泱大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统治阶层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昭然于朝野。

而加剧这种妄自尊大心态的是另一个更严重的思想意识弊端——一元文化。这一顽疾最早可追溯至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硬生生扼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开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思想文化传统。由此以降，除个别朝代，主导性正统观念之外，几乎不允许有不同思想、不同学说的争鸣。大唱统治阶级赞歌的一言堂大行其道。对敢于提出“奇谈怪论”、“异端邪说”的异己分子则极尽打压之能事，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 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852年最终成书达百卷之巨，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主张。该书流传到日本后产生深远影响，启发了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和大臣们必读书籍!而在中国，此书不但未受上层重视，相反受到谴责。

—— 中国近代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1877年写成日记体《使西纪程》，向清政府介绍西洋先进的管理和政教制度，并提出效仿建议。结果郭嵩焘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

—— 黄遵宪作为参赞曾驻日本达4年之久，他于1887年完成书稿《日本国志》。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近十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变化，认为日本已不再是从前的“蛮夷之邦”。虽经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向总理衙门推荐，却始终没有下文。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于1895年签订之后，这本书才自费刊印出来，风行天下，引起朝野极大震动。

从这几本书的遭遇不难看出清廷对待新思想的愚昧拒绝态度。这种从久远历史传承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有两次鸦片战争血淋淋的惨败，仍未能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统治阶层骨子里依然极其抗拒向西方“蛮夷”学习。极少数有远见卓识的精英和开明进步人士也只能限于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诸如此类的主张。甚至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应允和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惨败后短命的戊戌变法依然应者寥寥，仍无法撼动庞大腐朽的整个清廷官僚阶层，李鸿章这样的重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裱糊匠”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日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极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世界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的兴盛。明治维新主张西学或“兰学”(荷兰传入)，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比中国小很多。这是其维新变革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二)清庭作为满人少数民族统治人口巨大的汉民族，其政权危机感无时不在。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文字狱即可见一斑。在其长达两个半世纪统治中国的悠悠历史中，一成不变的最大国策就是“以汉防汉，以汉制汉”!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说。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环境中，从体制内寻求任何可能的变革之策时，必然遭遇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不能危及满清对汉人的统治!这也正是先行者孙中山举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旗的根本原因。

因此，发端于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弄些皮毛性质的改良，不可能奢望根本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事实上，几十年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也基本限于军事、工业等有限的实体领域。而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康梁的不少主张正是触犯了红线，犯了满清统治的大忌，被满清保守势力拿住了口实，抨击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百日维新被突然采取行动的慈禧太后扼杀于摇篮，以康梁逃亡国外，光绪帝被囚于瀛台，以及戊戌六君子被诛杀的惨痛悲剧收场。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有根本性区别，这个岛国尤其不存在民族问题。维新派充分依靠广大中下级武士、商人等阶层的庞大力量，同时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巧妙策略——打出拥戴天皇的旗帜，一举推翻了几乎与中国满清历史同样长久的德川幕府统治，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和无限可能性。一句话，明治维新首先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后才是科学技术与工业等领域的西化维新。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方面，至于国家大小，民族性格等因素都在其次。而凤凰网的分析文章对其它一些主要方面已有阐述，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