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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废品” zt
送交者:  2014年01月11日07:45:4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来源:万维博客     作者:高伐林

  我们这一代被毛泽东发动的无数政治运动改造了基因,从此不可能再去除;我们是毛泽东社会试验的小白鼠,终身带上了毛时代特有的偏见、局限,尽管我们想努力摆脱羁绊、想再次洗脑去除毒素、想人生归零另起炉灶……却无法根除我们灵魂深处所中的毒。我们哪有资格对下一代选择人生道路说三道四


  对于毛泽东带给中国的深远负面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形的损失,例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人受到冲击、迫害,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多少人被饿死;还有多少项工程损失多少……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都不难量化。我就曾读到一篇丁大华在中国《文史精华》杂志上刊发的文章,作者1966年是部队政工干部,被抽调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报到。他接触到大量资料,撰文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
  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这些数据,在当年未曾摆脱一穷二白局面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不难掂量的。这还仅仅是当局通过红卫兵之手四个月搜刮民财的战果!——当然,后来当局退还了若干,不过,根据我自己家的经历来看,退还的不到抄走的十分之一。在当时那种肃杀气氛下,一分钱不退还,只要宣布不继续迫害被抄家者,就足以让他们感激涕零了!从“文革”抄家来看,可以说,是继1949年政权易帜之后的又一次中国财富再分配。
  类似这样的数据,完整披露的统计虽很罕见,但一星半点透露出来的也不少了。这些信息让我相信,许多项目之所以不知道确切统计数据,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数据肯定是有的,但被密封在当局的绝密档案柜里而已。
  借用“硬实力”“软实力”的概念,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损失,也可以命名为“硬损失”“软损失”。上述毛泽东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硬损失”,虽然难统计,但毕竟还能夠统计;但他老人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软损失”,才真正无法量化、无法估计了!在我看来,如果从现在立即开始清算毛的罪恶,今后两代人,或许能够打扫干净;但如果“习大大”为了一党之私,为了“红色江山千秋万代”而死抱毛泽东不放,或许遗祸今后两三个世纪甚至更长。
  毛泽东带给中国人的巨大苦难,我曾认为,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浪漫主义、空想情怀,一部分是来自他的实用主义、功利算计。但学者冯胜平今天告诉我的一句话很精辟:毛泽东的这两者是结合得天衣无缝、不可分割的,正因为他有极端的理想主义,于是便自认为可以为了这个理想而有权极端地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大意,非原话)
  而经过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普遍在抽象意义上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豪言壮语挂在嘴边(什么建立了新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两弹一星等等),却在具体行动中对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的权谋机心、不择手段亦步亦趋。为了眼前实利,不惜选择性遗忘毛泽东的荒谬残暴和倒行逆施,甚至对自己与亲人、长辈受到的巨大戕害,都置之不顾。王光美、刘源主动邀请毛泽东的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属此例。毛泽东的后人当然与毛泽东不是一回事,我也相信双方确实在心灵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彼此抚慰,无可非议。让我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竟要在一起缅怀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这些竟被称誉为“超越了一己悲欢”,“顾全大局”!
  读到奚建伟在共识网上刊出的一篇文章《湖南,真有点另类的地方》,深有同感。他问道: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多次出现这样的描述:把地主士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我们在小学时就背熟的那段章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又多少加深着一个印象,毛对暴力革命的兴趣,那种亢奋劲头,比打了鸡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感性判断,现在的韶山人,靠山吃山,靠毛吃毛,连那些路边一字排开的农家饭店,都也一律冠以毛氏,以此作为吸引人的唯一商业标签。我不禁想问,他们是否都读过毛祖的那篇文?他们中是否还有人记得該文中特别“出彩”的内容?
  我甚至怀疑,吃毛的人中间,一定会有地主士绅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有的可能是被毛肯定或组织的农会戴过高帽子游街,甚至是被农会“法庭”宣判死刑并枪毙的。他们大多数应该不姓毛,有自己家族的姓氏,可是为什么现在做生意时要用毛氏给饭店冠名呢?是否也算数典忘祖?
  奚建伟接着说:
  毛的这篇文章,把农会以人身侮辱的方式给地主士绅戴高帽子渲染得饶有兴味,把地主他们为了保全面子宁可以罚代辱讲得是津津有味,甚至把农会他们冲进地主家“杀猪放粮”和到地主小老婆牙床上打滚的情景,也当革命的积极一面来褒扬。到了这个份上,知县成了个道具,农会则变成了政府的最高长官,农会说抓谁知县马上去抓人,农会要上午抓知县不敢拖到晌午……即便已经如此,毛似乎还觉得远远不够,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要求,要彻底推翻旧的政治格局,打倒封建专制,然后建立自己的农民政权给取而代之。为了这个目标的需要,所以哪怕真有“痞子”混杂其中,并且行为过激、过乱、过火,也不可以因此全盘加以否定,应该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进行适当的梳理。
  而人们对毛泽东这些论述,都视若不见,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一个人空手套白狼套到了一个政权的本事,似乎很少有人去沉重地思考,这场变革让中华民族花费了何等代价!

  冯胜平今天对我沉重地说: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50岁以上的人吧),其实都是“War
Trash”——冯所说的这个概念,是借用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战废品》的书名,而哈金这一说法,则是化用美国人的“White
Trash”说法。是啊,我们这一代,都被毛泽东发动的无数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改造了基因,从此不可能再去除;我们是毛泽东超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小白鼠(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都是他老人家的社会试验品);我们终身带上了毛时代特有的偏见、局限,尽管我们想努力摆脱沉重羁绊、想再次洗脑去除毒素、想人生归零另起炉灶……我们的努力十分悲壮,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根除我们灵魂深处所中的毒。中国搞成如此糟糕的样子,都是我们和上一代的“功劳”,我们哪还有什么资格,来指点下一代如何选择人生道路?

  下面这篇文章,分析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我们今天的思维误区。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不是都可以联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周围、乃至我们自身吗?



不择手段的山寨军师——简评水浒人物吴用
陈良,共识网

  梁山泊有三位军师,分别是吴用、公孙胜和朱武。其中吴用进入了山寨核心领导层,参与所有重大决策,为山寨第一军师。
  吴用首次出场的时候,小说如此描述:“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此外,还写了一首《临江仙》称赞他:
  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
  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字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
  由此可见,吴用非同寻常,不仅熟读儒家经书,而且精通兵家韬略。尽管吴用算是一个颇有真才实学的秀才,可是他并没有在体制内任职,原因恐怕是学历不够。因为在科举时代,秀才只是获得入学资格的读书人,国家并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仅有少数人享受一点补贴,叫做秀才补禀;只有取得更高学历,即考取举人、进士,才有资格进入体制内任职,享受吃皇粮拿官俸的待遇。
  古代就业渠道狭窄,读书人最好的出路是考取功名,进入体制内做官。不过,这是一条非常拥挤的羊肠小道,最终能够功成名就的只是极少数。毫无疑问,吴用当属读书人中的大多数。不能进入体制内,生活也得继续,吴用只好自谋生路,做一名教授。
  说起教授,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大学教授。其实,那时教授与现在教授教授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教授是大学里最高职称,拥有教授头衔,就意味着活得很滋润,除了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厚工资福利待遇,还可以争取科研经费,弄出一点名堂,既实惠,又风光。吴用所做的教授,其实是乡村私塾教师,相当于现在民办教师。身为教授,他只是教几个孩童读书识字,不能吃皇粮拿高薪,仅靠学生家长给一些柴米油盐维持生计;逢年过节,大概可以收受一些家长赠送的猪肉,勉强改善一下伙食。
  假如吴用当年能够享受现在大学教授的待遇,他恐怕会安心过日子,不时为朝廷歌功颂德。可以想见,一个足智多谋的秀才,只能做乡村教授,过着穷酸的日子,肯定让吴用感到憋屈,感到郁闷。或许他心里想过,有朝一日要改变这个命运。所以,当晁盖、刘唐提出抢劫“生辰纲”的时候,吴用毫不迟疑,积极响应。由于吴用谋划,晁盖等人首战告捷,成功劫取了生辰纲。
  说实话,晁盖、吴用等八人合伙抢劫生辰纲,其初衷原是做一槌子买卖,每人分得一份金银财宝,以便后半辈子好好享受。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事发之后,朝廷派何观察调查破案,抓了他们的同伙白胜,正要顺线追查下去,多亏宋江及时通风报信,还有朱仝和雷横两人打马虎眼,晁盖、吴用等人才得以逃脱,来到了水泊梁山。初来乍到,寨主王伦顾虑他们人多势众,不想收容他们。吴用趁机挑唆林冲,激起了一场火併,结果王伦被林冲手刃。于是,晁盖坐上头把交椅,成为山寨之主;吴用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为山寨军师。
  说起军师,人们很容易想起大军师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是何等潇洒!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军师,如姜子牙、孙武、孙膑、张良、陈平、诸葛亮、徐世绩、刘伯温等等,他们或辅佐帝王平定天下,或指挥军队出奇制胜,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
  小说作者称赞吴用,“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显然是刻意夸张,绝对言过其实。吴用岂能与陈平、诸葛亮这些著名的大军师比拟?!毫无疑义,作为一名军师,关键是要有谋略,善于筹划。号称智多星的吴用并不缺乏谋略,小说里写他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经他谋划做成了几件大事,诸如智取生辰纲、智取大名府、智取文安县、巧用双掌连环计等等。咱们如若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吴用的某些计谋技术含量并不高。比如说,智取生辰纲,就是利用蒙汗药麻醉差人巧取而已,对于这一招,杨志其实早有防范,只是因为手下人不听他的警告,而成全了吴用等人。还有,宋江被发配江州的时候,因在浔阳楼题诗受人陷害,吴用叫萧让模仿蔡京的手迹,伪造了一封家书,并盖上印章,让戴宗传递假信;尽管造假很逼真,结果还是让黄文炳和蔡京儿子识破,可谓弄巧成拙,差点让宋江丢了性命。

  即便吴用在谋略上不输陈平、诸葛亮等人,也只是一个山寨军师,与那些著名军师仍有很大差别,就像山寨手机与品牌手机一样,功能也许差不多,但是品质差别很大。吴用最让人不齿的是,他的人品低劣,缺乏人性的亮点。吴用富有心机,阴险毒辣,做人没有底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什么都做得出来。他的不择手段,没有边界,没有底线,几乎无所不为。
  为了目的,他可以不顾他人死活。试看,朱仝因为放走了失手打死人的雷横,被发配到沧州去充军。沧州知府与朱仝比较投缘,对他特别优待;知府的四岁孩子也很喜欢朱仝,乐意跟他一起玩耍。可是,吴用为了拉朱仝上山入伙,居然设计圈套,趁朱仝带领孩子看灯的时候,让雷横引开朱仝,让李逵杀死孩子。咱们且不说这个知府是清官还是贪官,至少他对朱仝有知遇之恩,杀害人家儿子,置朱仝于不仁不义境地,让他何以面对知府和他的儿子?一个天真无辜、活泼可爱的四岁孩子,硬是让杀人成性的李逵劈成两半,这是何等残忍!何等狠毒!只有吴用如此阴毒、李逵如此野蛮的人,才会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
  卢俊义武艺高强,名闻四海,人称“河北玉麒麟”。宋江久慕卢俊义的威名,一心想让他上山入伙。为此,吴用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悄悄来到卢俊义府上,将他忽悠了一番,说他犯太岁有血光之灾,并随口诵出四句卦歌,并让他端书在家宅的墙壁上。这四句卦歌是一首藏字诗,每句头一字合起来就是“芦俊义反”。吴用唆使卢府管家李固告密,官府捉拿卢俊义,并认定他谋反。卢俊义身陷囹圄,受尽了酷刑折磨,与此同时,妻子和家产也被李固霸占,最终弄得家破人亡。
  为了目的,他不惜挑起群体内讧。吴用与晁盖等人抢劫了生辰纲,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来到了水泊梁山。甫一上山,吴用就从自身所在的晁盖团伙着想,试图篡夺山寨领导权。为此,他留意察言观色,“早间见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气,频频把眼瞅这王伦,心内自已踌躇。我看这人,倒有顾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吴用与晁盖的对话)可见,林冲火并王伦,其实是吴用的预谋。当然,王伦本人心胸狭窄,缺乏政治才能,也是他遭到火并的重要原因。问题是,吴用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倚仗自己团伙实力较强,便产生篡位之心。王伦好歹是山寨第一任领导人,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其功勋不可磨灭。用阴谋诡计让他身首异处,未免过于残忍。王伦心胸固然狭窄,心地还算仁厚,假如他像吴用一样阴毒,完全可以先发制人消灭晁盖团伙。
  为了目的,他可以不顾民族大义。接受朝廷招安之后,宋江奉诏率领梁山泊将士出征辽国,作战节节胜利。紧要关头,大辽国主派欧阳待郎谈判,以高官厚禄引诱宋江率部投奔大辽。这时候,吴用从个人前途考量,认为弃宋从辽更划算,因此劝投靠敌国。宋江当即拒绝道:“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可见,吴用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不顾民族大义,可以卖国投敌。宋江忠君爱国,具有民族气节,远比吴用崇高。
  不可否认,吴用的不择手段,有利于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但是,他的不择手段,往往残害无辜者,超越了人伦底线。孟子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很多看过有些迂腐不切实际。其实,政治家也好,军事家也好,必要的伦理道德还是要遵循,否则便丧失了人性,不成其为人。
  当然,兵家讲究“诡”道,身为军师的吴用使用阴谋诡计理所当然。但是,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战争,也要讲究游戏规则,也有一定道德底线,这是人类文明的准则。比如说,中国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交战双方都遵循一些规则;比如,双方交战,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没摆好,不能击鼓进军;不重(chong)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等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乐崩坏”,出现了诸多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引起诸多非正义的战争。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类终究发现并认同一些普适规则。这些规则,全都建立在起码的底线之上。所谓起码的底线,就是个人的人身权,尤其是生存权,因为这是天赋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权利生存下去,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以此推断,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做人的底线。即便爆发战争,也得遵循战争的规则和底线,最根本的是,交战双方不能或尽可能避免杀伤平民百姓。反观吴用,他多次无辜者施用诡计,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死活,非常阴毒,非常可怕。
  中国人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上都有底线。做人,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讲究公正廉明,慎言慎行,有所敬畏。正是由于对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然历尽劫难,但中华文明的香火却不曾熄灭。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也蕴含着不守底线、不择手段的暗流,吴用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很多读者不仅没有认识到吴用实为文明的负熵(“负熵”这个词是作者用错了,从上下文看,作者的意思大概是“负能量”)反将他看作智慧的化身而大加赞赏。与此相应的是,当下中国人崇尚权谋,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已经成为风尚。
  日常生活中,似乎到处可见吴用的影子。尤其在经济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致富这个目的,不择手段地捞钱,把阴谋当智慧,把欺骗当技巧,把侵占当胆识,把贪污当本领。一个人若不守底线,便无所顾忌无所敬畏,只要能捞钱,什么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都可以不顾,什么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事情都能做出来。所以说,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是人类文明的负熵,可以导致社会道德滑坡甚至崩溃。任何目的,哪怕是再正当,再崇高,也不宜不择手段地实现;如果某个目的凭借卑劣或邪恶的手段而实现,这个目的就完全丧失了正当性或崇高性。
  对于吴用这个人,应当全面地看待。通常,人们习惯以德与才评价一个人。吴用足智多谋,实在是太有才了,可是他不择手段,未免太缺德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三家分晋、智伯之亡的教训时,明确指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并就德与才关系发表了著名的议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由此看来,吴用算是地道的小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为什么说无德有才是毒品呢?因为这种人做人没有底线,做事不择手段,他们的才能越大,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越大。试想,假如咱们身边有吴用这样的人,你就得成天提心吊胆地防范,稍微不留神,就可能落入他设置的陷阱,弄得你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如此智多星,无疑是他人的灾星。
  仔细思量,对于吴用这样的人,你究竟是厌恶?还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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