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代以来，“中国观”一直在演变，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直到今日仍然难有定论。国家主义者鼓吹的“多元一体的版图中国论”歪曲事实，伤天害理。这是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自在的缺陷所至。回顾近代历史，剖析利害法理，国家主义的“中国观”必须改变，重建“民本主义中国观”势在必行。

一、近代中国的诞生－“鸦片战争”带来近代中国的黎明
  一直以来的教育，说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近代一切的苦难都来自于外国入侵者。这几乎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学界舆论各种立论的基础，爱国主义教育的起始点、基本点。
 可实际上，这一观念既不客观更缺乏公正，早在1644年，中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了，而且是野蛮人统治下的半封建半奴隶制下的殖民地。这不是一句“多民族统一”，“天下就是中国，满清统治者自认是天下共主、中国之主”就能掩盖的了的。如果有心人去拿西方奴隶制乃至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情况和满清社会一一对比，除了语言文字无法改变，满清政权以禁毁书和文字狱来消灭隐患以外，满清中国的殖民地性质比起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洲人拥有法律特权、民事特权、做官特权，满汉不许通婚。而中国人被强制剃发变服，限制居行，满城不得入内、除中原外不得去满洲、蒙古、回部、藏区等地。此外满洲人还有跑马圈地，抢掠民女，没收民房民产，强制迁民等等国家允许的种种暴行。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基指出：“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部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也就是说汉官决不许染指上述地区。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1644年满清入关，中国沦落到半封建半奴隶制殖民社会，清代中国具有殖民地社会的所有特征，暴力恐怖、闭关锁国、文字狱，理教专制，暴政盛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军事，从阶级、民族到人的道德与精神品貌，都染上了殖民地社会的特点。
 愚民政策封闭了中国人的五官、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愚昧了中国人之心智。耳目已闭，口舌被钳，心智愚昧。不得思、不得言、不得悲、不得喜，中国人昏睡过去了，一睡200年，没有外来刺激就再也无法醒来。奴性、非理性、愚昧、盲从，东亚病夫不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龚自珍感慨满清治下的中国“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当鲁迅痛斥麻木丑陋的中国人时，我们都以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文化所害，其实不然，外界早就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满清殖民统治的恶果。英国军官F·A·Lindley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评论太平天国参与者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如何不同，其描述道：“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 类似的描述，我们也常常看到西方人在有关日俄战争回忆录中如何辨识出混杂在中国人当中的日本间谍。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如同晴天霹雳，带来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阶级、新的奋斗，如同一道闪电，惊醒了昏昏噩噩昏睡了200年的中国人。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打遍世界，既有野蛮人部族主义的一面，也有给世界带来富裕，传播文明和进步的一面。对于“鸦片战争”，我们不能只记住西方殖民者带来的鸦片、战乱、奴役和掠夺，也应看到正是西方殖民者砸开了满清部族统治坚固、僵硬、封闭的躯壳，从此中国迈进了近代的大门。电灯、电话、火车、汽车，这些只有经历过1840年的血与火才在中国出现。
 《庚子赔款》的第一批留学生，归来之后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栋梁。从意识从知识从能力上极大拉近了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距离。
 
  国家主义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看成单向度的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和反殖民的关系。这是不客观的，也违背了自己宣称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天朝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星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敏锐地洞悉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真正原因，马克思说：“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洲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洲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但是这一切，恰恰是国家主义者试图竭力掩盖的，他们一贯所为就是把闭关锁国、愚昧之罪过推给封建和传统。在国家主义者的眼里，1840是黑暗开始的年代，而在民本主义者看来，1840年是黎明终于浮现的年代。民本主义的断代史是从1644年满清入关，中国陷入半奴隶－半封建殖民地社会开始，中国人民反抗满洲殖民主义的斗争，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胜利。
 包括“鸦片战争”在内，反抗满清部族政权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则是次要方向。民本主义重名更重实，认为将次要矛盾变成主要矛盾的结果，客观上维护了满清统治，最典型的就是“义和团运动”，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反而使得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联合镇压群众运动。

 在《施琅大将军》里，国家主义者给郑经编了这么一句话，“这台湾岛，我宁予荷兰红毛鬼，也不给康熙大辫子！” 以激起中国愤青对台独的仇恨。满清本非中国，而国家主义者却拥抱野蛮，拒绝文明，站在满清角度，将明朝中华当作敌人，将明郑台湾当外敌，将西方列强当作万世仇敌。实际上满清的野蛮部族统治，有着比西方殖民者残酷百倍的残暴和野蛮，却没有西方殖民者带给世界的文明、科技和进步。如果当时的中国人在选择野蛮的满清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这两者之一时，会选择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给出了答案。英军入侵广州，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老百姓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聚拢围观欣赏满清与列强开战。
 如果当时的台湾真被西方殖民者占去了，也远比野蛮人占去强得多。台湾被西人占去之后，影响整个东亚大陆，满清帝国就不可能保持闭关锁国二百年，从历史而言，西方殖民者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早晚会让台湾乃至整个东亚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1840年来临并不意味着大难临头，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洋人并没有反感，洋人入侵紧张得要命的是满清政府。关起门来当大虫的日子到头了，生怕从此戳破其丑恶虚弱的嘴脸。洋大人进门后依附他们的买办、教民就将相继出现，足以宣告他们为所欲为当奴隶主的时代无法再持续了。
 所以，从那时起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条约核心条款只有一条，宁可承认鸦片贸易，宁可割地赔款，洋人绝不可进来，沿海口岸挡不住，就挡在城外，州府挡不住，京城是万万不可入的。
 1840年以后，西方殖民者一方面强迫满清打开大门，另一方面则扶植满清政府镇压内部叛乱和起义。因为中国太大，满清作为殖民地代理人是最合适不过的方式，满清政权虽不甘心，但也不得不搭伙分赃。然而晚清末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确让满清权贵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利用最愚昧的力量去和列强对抗，这充分暴露满洲贵族势力冥顽不灵，愚昧且不可救药，对文明、对文明规则破坏性极大。这个代理人干不好，帝国主义对其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势力最终放弃满清政府，从扶植满清镇压汉人到扶植汉人新兴力量，也就是军阀势力。
 从那时起，满贵才知道自己和早已沦为奴才的汉人一样，都是奴才，而且还是主子很不满意的奴才。

 《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四亿五千万俩银子，清政府治下的中国人一人一俩。惩罚和侮辱是针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这实际在传导一种意识，在帝国主义眼里，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无知、愚昧的野蛮人。帝国主义对原满清帝国所有地区的人民施行同样的压迫奴役，人民的境遇从此相同，反抗帝国主义成为共同的目标。这是将共同的命运强加于半殖民地人民，共同的意识萌发了，中华民族由此而诞生。
 
 帝国主义的入侵、挤压、奴役还迫使清王朝将原来分隔开的不相干的民族和地区不得不整合在一起。对满清的开疆扩土，给后世中国留下的这笔遗产，我们应从负面的角度去认识，类似于印度的辽阔是被英国殖民者带来的，俄罗斯的广大和扩张最初是来源于蒙古入侵和统治一样去认识。
 满清政权其广阔的疆土，其本意其目的决非留给什么汉人、回部、蒙古、藏人之统一体，其本意就是我满人的。全大清江山分区隔离自成一体，但都必须服从于满清部族统治。康乾年间内地人口已过三亿，人多地少，百姓嗷嗷，关外有千里良田却无人开垦，满清政府一直死锁柳条边，决不许汉人前往满洲。“偶尔越境的‘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关外）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

  大中国的建立,从观念意识到实际，帝国主义入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满清末年，赵尔丰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左宗棠平叛之后强化了对新疆的控制。与俄罗斯谈判《伊犁条约》，以法律形式获得边疆主权的确认。
 19世纪末，东北面临着俄罗斯、日本、朝鲜的入侵和渗透，满清政府不得不开关，这才有了清末的闯关东。民国时期张作霖大批大批用火车运关内人到关外定居，这才是东北留在中国境内最有力的民心基础，虽然一度出现伪满，但是人口结构无法改变。东北在中国境内的事实无法改变。
  由此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作用在于打破了满清政府的分区隔离格局，主子和奴才身份，殖民和被殖民意识，从那时起，所谓的中华民族意识，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意识才开始形成，不过这种形成不是荣誉性的而是被世界瞧不起的，“猪尾巴”、“东亚病夫”。共同的被蔑视，共同的耻辱特征、共同的屈辱－现代中国人意识在耻辱中诞生，在强烈挤压下领土主权观开始形成。

二、近代以来“中国观”的演变
 民本主义认为：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沉沦并不在1840年的帝国主义入侵，早在1644年满清入关开始就已经沦为黑暗的野蛮世界了，比起欧洲的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变革，“保教”、“保种”、“保国”三种观念发生激烈冲突，其背后则是“中国”这一概念的一次次的颠覆和重新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时，将“华夷之辨”导向种族方向，抨击满清非中国，满洲人是清妖，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种族革命。然而，太平天国以宗教迷信起家，引洋教侮辱传统和孔教，激起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曾国藩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一个保种，一个保教。结果是保教者血腥屠杀了保种者。
 在曾国藩、李鸿章满清官僚以及之后的立宪派、保皇党看来，尊孔、保儒就是保中国，尊孔、尊儒的就是中国人，满清延续了中华道统和治统，孔教中国才是中国。他们以此为理由，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孔教中国是有误区的，满清入主中国之后，儒学就已经改头换面，抽出了民本主义这一核心内容，变成了君主专制。谭嗣同就已经认识到：“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谙贱顼异种，亦得凭陵乎仁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谭嗣同《仁学·三十》）。而五四打倒孔家店同样也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这说明满清统治自有高明之处，惯用欺世盗名，与外界打交道，借中国之名，行殖民之实。统治内部，借儒教之名，行专制之实。欺骗和利用其伎俩足以维持到今日仍然有大批拥护者占据主流。
 19世纪末，在面临满清历次改革改良转型失败，帝国主义将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危机中，孙中山认识到：民族需要国家来提供保护。“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故曰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孙中山认为民族兴亡是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没有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与安全。孙中山自诩为“洪秀全第二”，可见其同样关注“保种”。
 1905年的同盟会大多数人都是民族论者，他们信仰血缘中华，认黄帝为先祖，以炎黄子孙自居和保皇党人保孔教派在《苏报》和《新民丛报》就“满清是否是中国”，“立宪还是革命”发起争论，结果是同盟会一派大获全胜。但梁启超的理论现在仍然在被沿用，百年争论并没有平息。

文化中国、血缘中国之错觉
  中国人常有的错觉：认为中国化了就是自己人，就是中国人，所谓“中国化”按过去的标准是儒化，这在史学界成为定论。而在今日，标准又被放宽到外国人会说汉语，喜欢中国文化，大多数中国人就善良地认为他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人们都难以相信满清－满洲人内心根本不认同中国，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比如：所谓的中国通第一个会说汉语的西方领袖陆克文，却是冷战后怂恿美国对华动武第一人。
 又比如中国媒体还曾经沾沾自喜地报道了日本华裔女议员莲舫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她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莲舫本人在北大学过中文，是典型的华裔中国人，更是中国人了。可是其政治态度在日本也算偏右，在钓鱼岛等等问题上唱反华高调。难道是华裔就一定帮中国政府说话？美国华裔官员－吴振伟在人权、环保和贸易等方面经常打头阵批评中国，华官在国外比其他本土官员反华喊得还响。

 回顾这场争论乃至这百年风云史，同盟会人的确有误区，血统论不应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主线。辛亥革命的革命者对“中国观”认识也是模糊的，他们深受民族压迫，又受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影响，简单化认为：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就要建立民族中国，忽视了中国具有巨大的文化融合的能力，政治包容意义。
 然而尊孔、儒教文化认同同样有极大问题，难以避免陷入明儒误区，满清入关后，剃发变服，残酷屠杀之后的却声称尊孔，大批拒不合作的明遗小儒就纷纷向满清王朝投降输诚。孔教保持不了民族气节。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标准是什么？真正的标准只有一条：认同中国做中国人必须以“民本主义”为根本原则。只要你认同了这条原则，既便你是北魏、鲜卑，是不同民族和种族，你也可以称是中国人，老百姓就承认你得到中国之治统，否则就是骗局，拜孔拜到天上去也是假的。
 
 今日我们纪念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然而对于当年他领导的革命党的一些口号行为，被国家主义控制下的媒体舆论，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乃至非常反感，常常看到批判文章，大汉族主义乃至卖国贼之类的罪名也常常加之与他，什么是爱国，什么不是爱国？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洞穿上下五千年，眼光极其远大，永远位列于时代而不朽。孙中山及同盟会带领中国人民发动了一系列起义，最终打倒了老殖民主义政权－满清帝国。同盟会孙中山用理论和实践，给国家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其实，就早期共产党先驱，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识同样也以民本主义为起点。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早年共产党的领袖一度是天下主义的演变－共产主义国际派，他们事事请示共产国际，盼望着苏联的赤旗全球飘扬，称其为国际路线，最典型的事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却号召“武装保卫苏联。”

 辛亥革命，是以民族主义打倒了满清王朝，辛亥革命是近代历史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辛亥革命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代表势力－军阀则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辛亥革命后，树立起的民族主义大旗，使得中国人从心理上建立与列强对抗的牢固意识，而这些意识的萌发又是从接受西方文明、西方观念开始的。当时的人们声称要报国保种却不保文化，对传统文化一概排斥和否定。“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中国被彻底抛弃，文化虚无主义到了极端。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也借钱玄同的话说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蔡元培等一批名士均提倡汉字拉丁化。
 在淡化文化中国意识的同时，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逐渐兴起：最著名的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恢复故土，争取民族生存空间就成为社会追求的主流。
 抗战爆发后，“还我山河”成为民族呼声，1938年陈嘉庚发电提案：“凡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观”的变迁和时代主题密切相关，但围绕的轴心却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在摇摆中前行，太平天国保种不保教，曾国藩保教不保种，“天不变道亦不变！”。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五四”彻底打倒孔教，保国必倒教。之后是救亡图存，保国就是保土。保中国逐渐从保教到保种到保土，到现在则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国家主义主张的是自古就是“夷夏一体、多元一体”，“版图中国论”。从教科书开始培养愤青，愤青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复满清时期的最大国土，一寸山河一寸金，金瓯缺一，就不中国了。

 当代中国除了主流的国家主义者－“多元一体的版图中国观”以外，还有自由派和左派“中国观”。
 自由派的“中国观”，是“虚无中国观”，自由派认同的中国还没有诞生，他们所设想的中国，立宪、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成分，在实现之前，中国是无意义的，现在的中国最好马上解体。

 左派的“革命中国观”：左派“中国观”就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革命史观。极左政治教育已经把历史弄成了一部革命史，永远革命、一直革命，不间断革命，革命万岁，革命就是全部。
 左派的国家意识，是革命的国家意识。用私有制和公有制、剥削和不剥削把人类社会分成两个阶段，把中国历史截然分成两段，中国从1949年才开始，之前可以不管，不算。不必有文化传承，不必有传统，从来没有文明积奠，那些都毫无意义，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对于孔子矗立天安门，以下左派言论非常典型：
 “新中国的特质，决定了天安门在今天所承载的，不是周口店的文明滥觞，不是夏商殷周最初的国家形态，也不是忽必烈、明成祖、皇太极在此定都。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铭刻的，新中国历史的源流来自1839年的虎门销烟和1851年的金田起义。
作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作为国家的政治符号，天安门广场体象征着国家的身份（identity），这就是人民的共和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这就是独立、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与此身份和意志相违背的落后政治意识都逐渐退出了前台：故宫成了这个群落中的“后院”，大清太庙被改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树起来了，人民大会堂和开国者纪念堂建起来了。这一切改造，不仅是为了彰显国体，也是为了符合国际惯例。”
 但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内容实在太贫瘠，除了斗争就是革命，极左眼里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史，斗争史，任何领域任何时候都需要革命，革命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历史博物馆叫做革命历史博物馆。永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任何问题都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去解决，斗完敌人斗自己。
 所以，极左接受不了孔子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因为他们始终站在革命的立场，不知道社会总是处于量变和质变的交替发展过程之中。革命不能当作中国的全部，只有到了社会不公正无法通过正常的合理合法渠道改变的时候，才需要革命，也必须革命，革命永远是非常时期。和平和发展也需要时代英雄，激烈的斗争永远是一瞬间的产物，“五四”只是一瞬间，而孔子已经树立了二千年，当社会不需要继续革命，不需要五四的偏激，孔子就会回来。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五四。

三、国家主义的荒谬和无耻－国家主义者给人民如此灌输历史的目的
 民本主义者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迟迟不能忘却“鸦片战争”的悲剧苦难，却将1644年以来256年野蛮的满清统治带来的浩劫和黑暗忘得干干净净，这是国家主义者的杰作，为了和当代西方大国对抗，甚至颠倒黑白把满清的屠杀征服说成是神圣的统一。
  国家主义者的“中国观”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之前有无中国是无意义的，他们认定的中国人的同胞感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之前是无意义的，所以，他们极其冷漠地看待明末清初的大浩劫。对那时的大屠杀、大灾难无动于衷。更没有文明人类该有的同情。他们对所谓的“康乾盛世”关心的角度和我们不同，他们关注的是巨大的税收和开疆扩土的武功。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并不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他们在乎的是能否在“鸦片战争”前积累下足够的资本同帝国主义对抗。因此人口、领土、资源的继承是他们研究历史古为今用的第一出发点。人为隔断历史，以1840年为划分标志的近代史，把中国历史变成了与西方列强的国家对抗史，1840年之前的历史是准备积累期，之后是开战期，各族人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因此，国家主义者不惜歪曲历史和将历史片面化，夸大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于洋人的仇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远远没有达到反殖民要独立民族解放的高度。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媒体从来不乏揭露、渲染帝国主义残暴的文章，这使得所谓反侵略有强大的正义基础，而满清的野蛮部族统治，有着比西方殖民者残酷百倍的残暴，野蛮，却没有西方殖民者带给世界的文明、科技和进步，国家主义者却根本不许媒体舆论有丝毫提及。

 就价值观问题，他们关注的正义和非正义要以国为界，只要判定为内战，谁能统一，谁就是正义谁就是英雄。问题是他们无法抹杀掉古人常说常用的“中国”这一概念，为了自圆其说，偷换概念就成了国家主义者的拿手好戏。例一、他们竟然胡说什么古人所说的“中国”不是中国，“天下”才是中国。杨圣敏说：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中, 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呢?在古代, 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 天下”、“ 四海”、“ 海内” 等词来称呼的,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 “天下”, 既包括中原地区, 也包括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天下” 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而“中国”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以后, 成立了中华民国, 提出五族共和, 中国才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画等号, 也不能把它与历代中原王朝画等号, 历史上的中国应包括中国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建立的中原与地方的政权。中国也最终代替了各种王朝或“ 天下”、“ 四海”、“ 海内”、“ 九州” 等称呼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国家的名称。（杨圣敏“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清史专家郭成康则借题发挥，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就象变戏法一样玩弄概念游戏，把世界共知的“中国”概念偷换为满清皇帝的“满清天下观”，再等同于“满清帝国观”。妄图抹煞五千年来的中国，把自古以来的文明中国变成满清构建之“大满清中国”。
  杨圣敏、郭成康提出“天下”就是“中国”非常滑稽，给了古人知后五百年的先见之明，预见到今天的中国版图和中华56个民族。按这种观点，曾经在“天下”之内的越南、朝鲜、缅甸、蒙古又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让今日中国去统一他们吗？再次，如此定义“天下”，不在“天下”范围内的地区，古人是如何表达的？比如，日本、流求、台湾、印度、新罗是天外吗？

 例二、把“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偷换成“1840年的中国范围”，弄出著名的“版图中国论”。谭其骧说：“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则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这偷换的概念就成了现今学界讨论所谓大一统的立论基础。

  明代时，明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苏禄等国并称。来明朝的外国人，一般都用中国称呼而非明朝，比如《利马窦中国札记》。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国名已经出现在明代对外交往的官方文件上，万历时，万历皇帝曾经颁发诏书：大明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圣旨，其中有：“…… 咨尔丰臣平秀吉 ，崛起海邦，知尊中国。” 就连满清自己也说自己是外国人。多尔衮颁布“薙发令”说“今中外一家”，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在雍正时，说：“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直到满清灭亡之时，满族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事实也是如此，溥仪建立伪满，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据溥仪回忆，当时在北京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体出席祝贺。
 中国、满清这两个概念一致吗？满洲人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对以上荒谬国家主义者毫不理会，面对明清易代，他们大肆颠倒黑白。满清入关，正义反而在满清，反派则是南明集团、郑氏集团，汉奸洪承畴、施琅倒成了民族英雄。是非标准仍然基于国家主义者的心目中的意义，以国家领土继承性而不以人民为根本的出发点。
  2010年11月，南安再度邀请清史专家马大正、李治亭无耻纪念汉奸洪承畴。他们有如下的荒唐诡辩：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是56个民族共同的中国，满清多民族统一是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所以，中国等同于自古至今的56民族的统一，洪承畴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
 国家主义者爱国吗？他们根本不爱，他们像变戏法一样，只要把“中国”、“中国人”的内涵偷换了，就能把征服者殖民者改成统一者，就能改变爱国的定义，施琅、洪承畴、尚可喜几百年来不论是各代政府包括满清政府还是民间都是公认的汉奸，而在国家主义者玩弄概念变戏法之后，就被拔高到爱国主义大英雄的伟大形象，还无耻地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向其学习？06年推出《施琅大将军》时，所有的媒体都以爱国主义民族英雄来评价施琅。这本身就不通，如果把明、清当作内战，内战哪里有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如果把明清还看作外战，怎么可能把入侵者当作了民族英雄去歌颂呢？这不是认贼作父吗？
 这一套玩弄概念的把戏当代能做，满清就不能做？日本就不能做，很明显，这些国家主义者就是强权的好奴才，强权把持媒体，舆论，标准、概念、内涵都能被他们来掌控，强权就是真理，爱国不爱国、民族英雄和汉奸，完全是强权的玩偶。也可以想象，这些国家主义者在国难临头，千钧一发之时，权衡强弱之后，国家主义者肯定去做汉奸。
 臣服于强权，选择奴性，这既说服不了中国人民，更激起世界人民的蔑视和抗拒。
“多元一体”的中国论，黑白颠倒，掩盖殖民地、亡国奴的历史事实，否认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事迹，拔高汉奸，否定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独立解放运动。国家主义者的“中国观”，挑战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底线，“版图中国论”，“天下”等于中国，让古人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和56民族，处处和常识作对，网络的普及使得这种掩盖漏洞百出。
 
 中国、中国人这两个名词的含义始终被时代所玩弄，被时局政治所左右，一直到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什么才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打倒民族英雄，把汉奸推上神坛的荒唐事情就在反复上演，我们就无法树立真正的中国形象，民族精神。

 国家主义者控制了国家政策制订和舆论宣传，国家主义的主张在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难以出现。靠的是变幻眉目，掩藏在幕后以“多元一体”为名，以“多民族统一”为名，以“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为掩护一直在实施，其行为鬼鬼祟祟，猥猥琐琐，獐头鼠目，阴暗见不得阳光，从来不敢与网民对话，展开讨论。他们动用满洲民族主义－满遗喉舌来鸣锣开道，以无知愤青保驾护航。
 他们大拍清宫奴才戏，请满遗专家阎崇年在央视胡说八道。为给“国家主义”保驾护航，鼓动起幼稚的愤青和阴险的满遗把一切反对的声音，诬蔑成“大汉族主义”、“分裂势力”。而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并没有把各民族、各阶级团结起来，反而造成了更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干群矛盾和越演越烈不断出现的群体事件，“躲猫猫”、“俯卧撑”，西藏“3·14”、新疆“7·5”事件。
 事实证明：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演化而来的国家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国家主义的实质
 国家主义是精英主义的一种，与民本主义相反，精英主义的特点是受益面越来越窄，而受损害面越来越广。国家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官权阶级，所谓“多元一体”、“两少一宽”，“新疆小偷”，街头遭殃的不会是官僚精英，不会是富贵大款，只是毫无权势的普通老百姓。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主义挂着爱国主义的牌子代表的是官权阶级的利益。
 他们真的爱国吗？2010年底以来全国出现大面积的柴油荒，加油站加不到油，渔民出不了海，通胀加速，老百姓怨声载道，令人不解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还将大量成品油低价出口给韩日，扣除税费后,上海汽柴油的零售价约为每吨6700元、5573元,而出口的汽柴油价格要比上海的税前汽柴油最低批发价折让8%到12%左右。前有媒体报道称，中石化自行掏出了一些补贴来鼓励各炼厂加大出口力度。成品油出口2688万吨，出口金额125亿美元，平均465美元/吨，
 这两大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利益垄断经营，以民企扰乱市场为名，竭力阻止民营企业海外购油。类似情况在改革前的电信业也屡屡出现过。反对市场、反对竞争，独霸垄断，爱国早就成了他们牟取自身利益的最好武器，而老百姓则是被愚弄了。
 
 “康乾盛世”再度被发掘和被质疑，反映了国家主义者和民本主义者对于“盛世”理解上的深刻差异，对于“发展这个第一要义”认识上的严重差异。民本主义者主张的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靠的是科技、靠创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国家主义者信奉的是“GDP主义”，把国家强盛、统一安定看作是第一目标，而又把强盛简单归纳为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国家税收的提高。“康乾盛世”，当时的满清帝国GDP占到世界的一半，而在“鸦片战争”时，满清国的GDP仍然占到世界的20％以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强大，康乾盛世是满清贵族的天堂，财富集中到八旗权贵之手，经济畸形，比如景德镇的粉彩瓷器、景泰蓝、鼻烟壶这些满足八旗贵族的小玩意得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发展，并且还成为了盛世的象征。至于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人多粮少带来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则被忽视。至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繁荣、社会健康向上，民生幸福，民众的精神品貌则完全不予考虑。这实际上就是庸俗发展观而非科学发展观。“康乾盛世”外强中干的本质被马戛尔尼一眼看穿。“鸦片战争”爆发时，普通老百姓看到洋人来打清廷，就像看马戏一样欣赏起哄。
 “重修清史”，他们的立足点就是国家主义，其中“康乾盛世”成为“新修清史”修史基础，要找出“康乾盛世”的前因后果，于是乎满清入关正义，屠杀、剃头变服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有利于中华民族等等谬论一概出笼。而他们自己也以盛世自居，提出什么“盛世修史”。

四、摒弃国家主义才能谈统一，谈复兴
 由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思潮、不同政治势力有着不同的中国定义，不一样的“中国观”。“一中各表”，中国含义不一致，如何能实现统一。这是百年来的老话题。
 06年国家主义者颠倒黑白，拍摄播出《施琅大将军》，把满清野蛮征服和摧毁最后一块中华文明残留地的罪孽吹嘘成神圣的统一，丧心病狂。视本国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对于国家主义者是一贯的，论坛上还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这句口号在愤青那里很有市场，长期流传。愤青只所以愤，是因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不用付出代价。如果真要表达决心，应该是这样的：“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拿下台湾岛。”如果真喊出了，只怕没人再跟着去愤了。视千百万台湾同胞的生命为无物，与台湾人民为敌的想法，只会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
  
 据最近的台湾民调，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又创新低，08年3月，笔者曾写过“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民本主义’统一中国”。提出只要以“民本主义”为政治基础，两岸可以实现政治认同，将文化之争、主义之争压缩到具体制度、体制、政策，治国方略之差异。在这种层面的求同存异就能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之后再通过两岸融合与竞争、互利与比较完成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统一。这两年的事实再次证明：只有国家和主义绑定才有吸引力，才有说服力，才能在文化上，在政治上达成统一共识。
 08年5月28日国民党吴伯雄在南京中山陵题写“天下为公，人民最大”，2009年8月31日，前民进党“立委”许荣淑在辽宁丹东市表示，她将和前“立委”邱创良等人共同组织台湾新政党--“人民最大党”。
 可见，一中各表，如果基于民本主义这条原则，就会越表越近，当我们把中国这个概念谈清楚以后，离统一也就不远了。
 我们再来回顾孙中山、陈独秀当年的建国理论，就会发现台独也巧妙利用了国家主义，把共产党、大陆政府妖魔化，就足以有理由台独建国。而在大陆的国家主义则成了台独帮凶。
  基于大陆主流的国家主义，台湾人民的不安全感正好被国家政权精英势力利用，不断寻求外界保护。当军购凯子，中国的统一应该是有利于大陆和台湾人民的统一。孤立打击台湾的国家主义者－台独分子，把台独精英主义和台湾人民分割开来。民主、票选毁不了中国的形象，阻挠不了统一的进程。

 从前两次国共合作来看，都是共产党放弃或者说暂时放弃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大纲领”，采纳民族的、民本的主张，国共合作才得以实现。不论是文化认同还是血缘认同都比不了政治认同。
 

五、民本主义的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
 百年前的杨度曾经说：“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对抗列强，杨度指出：“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
 民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国家积弱，维护国家自身安全就成了最重要的大事。“鸦片战争”以来为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中国大地曾掀起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打倒列强、抗日、抗美。这是为保卫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这是不得不采纳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当国家有足够力量自保就应及时扬弃民族主义，转向新型文明国家模式来处理内外事务。
 
 不以国家主义来对抗西方霸权主义，民本主义者主张的爱国主义，从来都是立足于民，是以民为本的爱国主义，而非维护官权阶级利益的国家主义，善恶是非不分的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以国家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来与之对抗。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世界里人民的力量，而是把整个西方国家看作铁板一块，试图以铁板踢铁板。
  以国家与国家、民族对民族这种形式对抗，树立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狼图腾形象，正是给反华势力以“黄祸”的口实，只能使得对手更团结更强大。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人类发展进步的角度来遏其恶，扬其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西方世界的内部开辟第二战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与盗用国家名义的邪恶集团对抗。
 当前，中国周边形势越来越复杂化，美国动员各国帮凶，日本军国主义有复活的趋势，它们包围了中国，中国如果陷入曾经的冷战方式，北约和华约模式对抗。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

 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集团，以知识产权、准入门槛、股份制改造、金融创新，合理合法地掠夺了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华尔街精英搞的次级房贷，榨取了本国和别国的大笔财富，造成的金融危机无人负责，亏空获得国家的大笔财富填补，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爆发前后仍然大发奖金。而危机的恶果完全转嫁给普通老百姓。美国启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滥发货币，造成发展中国家恶性通胀。这早就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为什么我们不在改变国际金融秩序和规则上力主正义，遏其势头。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危机过后，资本衍生品交易仍然没有任何清理。反而顺其自然大开国门，继续推进和引进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呢？适度投机有利于经济活跃，而现在明显的事实是金融投机的利润已经高于实体经济，他们并不创造一笔真正的财富，在纸上玩玩数字游戏、文字游戏就获得了丰富的回报。
 一个有着民本主义关怀的政府，当此之时，应举起打击金融寡头，寡头霸权的大旗，在世界范围内改革金融体系，遏制投机，遏制次级债，还利于民。赢得世界人民的拥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早已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和信息的隔绝状态，正义、道义已经具有普世意义，“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再局限在民族和国界内部。世界范围内人民战争正在打响。“维基解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跨国界人民的力量同盗用国家名义的精英集团宣战了。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内。人心可用。“维基解密”足以证明正义、公理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每当反华势力嚣张之时，在国外论坛里就充满了网民对西方政客遏制中国的不满、嘲讽。
 抵制国家主义，弘扬民本主义。以所谓“国家利益”为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实际是掌控国家的精英利益集团的主张，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是民本主义警惕和斗争的方向。所以要敢于以全世界共同的正义来与其对抗。
 21世纪，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要加强民间交流，中国强大起来，不应去做另一个英国、美国，而是代表全新的人类进步的方向，只要中国高举民本主义大旗，宣传民本主义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中国就能够成为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光辉照亮整个世界。

民本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
  应该相信人民的力量，18世纪以来，欧美文明是进步的，逐步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人权范围在扩大，惠及更大范围的人民，社会主义内部有健康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有健康的力量，反映人民愿望的集团有可能促使国家转化。要孤立和打击的只是极少数大精英寡头。同时也应看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需要。防止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更有必要，世界需要警察。相对而言，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野蛮的部族主义因素最大，极端残暴野蛮，其以部族权高于人类权，有着难以想象的疯狂。其野蛮性、残酷性类似于中世纪的蒙古、满清。日本的国民性、社会精神状态需要改造。在改造之前要警惕其军国主义的复活，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这是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种族恐怖主义。在今后三十年内要联合美、俄重点防范和遏制。

六、民本主义的中国是文明中国
 民本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从不主张关门主义，闭塞视听，不是愤青。民本主义主张恢复和建立文明的中华观，拥抱世界。中华的崛起是文明的兴起而不是野蛮的部族式的崛起，更不是为了复仇和称霸。
 对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不应抱着复仇心态。动不动“百年国耻”，那时的仁人志士就已经认识到：国家早就亡了，何来百年国耻？辛亥革命后新国家建立，应该肯定西方帝国主义的正面作用，正因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民族意识的传导。使得中国走入近代的同时，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得以形成，由朝贡体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从汉、蒙、藏、回、满分区隔离的帝国式国家走向一体，就如同当年的拿破仑战争把欧洲从中世纪带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说：“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做了极大的贡献，”马克思说：“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尤其是亚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冲击，是以野蛮的方式促发了历史的伟大进步。”
 民本主义不是极左，在极左的视角里是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贡献的，满脑充斥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然而正是在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里出现的发明创造、技术进步、有效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已经惠及人类，而这一切超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
 中华文明在世界立足，同样也应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多的发明，更先进的制度创新。应该由西方式民族国家转回到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是价值观统一的国家，是以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为主，淡化血缘认同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文明型国家以文明和野蛮之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应以文明型国家走出一条和平、和谐发展的新路，惠及世界人民。

 
 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虽然被推翻，满清统治迟滞中国科技的引入和社会发展，其恶果仍然由我们当代人来承受，不受列强欺侮成为百年奋斗历程，赶超成了百年梦想。也因为国家主义者搞的“民族和谐”、“多元一体”，“版图中国”，不准清算满清遗毒。以至于对传统的反思，对外关系，对未来的设计都走上了弯路。不梳理这段历史，不彻底肃清满清殖民文化的影响，中华复兴根本就无从谈起。中华文明的复兴迟迟不能走入光明坦途。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大汉族主义，所谓大汉族主义都是国家主义者歪曲事实强加于古人的罪名。中国人从来不保守，不狭隘，不夜郎自大，对带来文明和主义的西方人都给予最隆重的敬意和最大度的支持。竺法兰从印度传来佛教，汉明帝建白马寺助其传经。利玛窦带来西方科技，翻译《几何原本》，被中国士大夫当作良师益友，首辅叶向高赠诗：“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尊称其为“西来孔子”，比作“圣人”。近代以来，西方的马克思更是在中国赢得空前的信徒。
 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没有文明、没有文化、不讲道德、不懂规矩只会屠杀掳掠的野蛮人素无好感。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明“华夷之辨”，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对野蛮进行教化和改造才是真正的帮助，这是文明国家应有的态度。

 国家主义者拥抱野蛮，拒绝文明，神州大地到处都有丑陋的满清辫子，到处都有以蛮清为模本的复古场景。中华文明决不应与野蛮为伍，更不是认贼作父的国家主义者。应推倒带给世界屠杀、奴役，野蛮的强盗头子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塑像，严厉批判闭塞民智，闭关锁国，维护狭隘部族统治的康熙酋长，彻底否定满清王朝。要爱憎分明，谴责野蛮残暴，征服屠杀、专制的部族主义，剔除满清部族政权的丑恶形象，改变西方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华文明的偏见。
 “八荣八耻”第三条应该提倡：“以科学文明为荣，以愚昧野蛮为耻”。屏弃给人类带来黑暗、野蛮、落后的一切丑恶现象。
 要向世界宣布：野蛮非中国，中国不野蛮。崛起的中国不搞部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是蛮清的传人，不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实用主义。  
 
 民本主义国家要树立文明国家意识，遏制精英主义，弘扬民本主义，遏制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地方主义。当歼－20出现时，网上的美国人如同天塌了一般，而愤青们欢呼起来，却是这样的想法：“歼20虽然横空出世，但人们担忧的是，恐怕其最大作用只是作为阅兵道具，成为官方媒体嘴中大国崛起的象徵而已。 ”（《香港东方日报》1月12日）。中国崛起不搞民族主义，也不为了复仇和称霸。
 
 民本主义的对外交往原则，最低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谐发展、共同致富、共同进步”。要不断扩大人民受益的范围，走向大同世界。
 
振兴中华，应引导中国人做文明的传人，正义、公理、文明、民本是我们的信仰
 树立民本主义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要教育青少年，告诉他们什么是光荣，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荣誉，要以那些为人类为世界为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为榜样，鄙视那些诡计多端，杀人如麻，让人不寒而栗的魔王。
  民本主义者尊重给人类带来光明做出贡献的一切杰出人物，不管他们是什么国籍，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信仰。崇拜所有的科学家，是他们让我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是引导我们走向文明的开路人，同路人。要在各地树立起他们的塑像，还要树立起联结东西方文明的使者，利玛窦神父的形象，他的伟大和贡献将永垂史册。要纪念经过历史检验的各国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让世界知道中国是所有伟大文明的继承者。胸怀世界、心怀未来，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幸福而奋斗。
  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应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民本主义的复兴，给世界带来光明、文明、和平、和谐，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