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美学者潮水：《靠武力夺回钓鱼岛的最好时机或并未失去：不看不得了，看了吓一跳》（组图） |
| 送交者: 2012年08月30日01:02:5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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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武力夺回钓鱼岛的最好时机或并未失去：不看不得了，看了吓一跳》（组图）
作者：潮水 1987年夏，我负责筹备出版第二期《中国联邦德国经济合作与贸易专刊》，应邀访问了联邦德国。在采访完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并取得联邦德国总理专刊祝词后，准备在法兰克福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北京。就在这时，接待方忽然提出利用一天时间往访下萨克森州的联邦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理由是哥廷根大学曾经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母校。我欣然同意。我的德国朋友，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埃姆瑞赫特意打电话告诉我，接待方别出心裁，改变计划，访问小组不搭乘德国汉莎在德国国内的航班，改乘汽车。一部德国大汽车公司的奥迪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行程完成了一半，车子上了7号联邦高速公路以后，坐在驾驶位子上的德方接待人员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这条高速路还是他父亲参与修建的。我问他是哪一年，他说二战前。他说1929年德国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领衔开始建造德国历史上首条高速公路——科隆至波恩高速路。康拉德·阿登纳雇佣了近6000名德国失业工人，1932年8月建成揭幕。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上台执政后，看准了建设高速公路“一石二鸟”。既可以解决失业工人的失业难题，又可以为发动对外战争准备好基础设施。在当时的工建高峰期曾经达到13万德国失业工人被招募参加高速公路的建设。他的父亲就在此时参加了修路大军。我问是否他的父亲感激希特勒当时解决了失业工人的饭碗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使他感到些许尴尬。但是，他不讳言当时的德国民众确实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报以满意的政绩评价。我又问，那么德国人民今天仍然会怀念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吗？他断然否认。他对我讲“德国人已经彻底告别军国主义了，德国不会回头的。”到达目的地以后，主人引领我参观了哥廷根大学的旧礼堂。望着优美恬静的校园，我仿佛也沉浸在现代德国人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氛围中。这一年正是柏林墙被推倒，冷战结束的前两年。  图片里的牌子上书写着德文“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乔治 - 奥古斯特 哥廷根大学 图为位于植物园附近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旧礼堂大厅的前面。 日前，在人民网强国社区军事论坛，见到一篇不署名的“教授”文章。标题为“靠武力夺回钓鱼岛的最好时机或已失去”。文章为中国放弃战争，放弃钓鱼岛主权之争立论，说钓鱼岛不能打，打不得。为此作者为其观点罗列了欧洲有德国可以加入欧盟的制度，接纳了德国，中国也应该在亚洲接纳日本、因为中日互掐两败俱伤，所以中国打不起、拿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四马车”命运说事，拿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比喻中国的钓鱼岛，说法国为与德国走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捐弃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类比中国也可以效仿法国对日本“相逢一笑”，容忍日本对中国领土争端钓鱼岛的侵占。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立论有些许不当，不利于当前维护中国钓鱼岛主权的国家核心利益，也不利于通过遏制已近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扶持日本正义力量，重建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值得商榷。 首先，必须承认战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战后落在法国的手中的事实。法德两国从此再无阿尔萨斯·洛林领土争端。作者此处比喻完全不恰当。而作者所比喻的“西太平洋的法国”——中国，在二战后，因美国违反美国参加签署的二战《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把美国一度“托管”的“中国的阿尔萨斯·洛林——钓鱼岛”私下转交“西太平洋的德国”——日本，继续“托管”，使“中国的阿尔萨斯·洛林——钓鱼岛”落入“西太平洋的德国”——日本的手中。作者比喻的结果是，战后的结局是战胜国法国失去了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与管辖权。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与管辖权回到战败国德国的手中。这完全与事实不符。设想如果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与管辖权回到战败国德国的手中，法国必然不会与德国“相逢一笑”，更不会“泯恩仇”。法德两国也不会走上一体化的进程。 我们权且按照他的逻辑，把日本比作德国，把中国比作法国。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够使得“欧洲的军国主义日本”——战败国德国放弃了“钓鱼岛”——阿尔萨斯·洛林？又是什么原因使“欧洲的战胜国中国”——法国取得了对“钓鱼岛”——阿尔萨斯·洛林的控制权与主权？这是因为德国人彻底告别了军国主义使然。 德国人彻底告别军国主义的历史成因 一、战后盟国从刑事上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在纽伦堡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审判，这次审判，使纳粹的暴行桩桩件件暴露于德国人的面前。同时，从拉文斯堡、达豪等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德国反纳粹分子，向他们的德国同胞透露了纳粹统治下骇人听闻的详情，大多数德国人声称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所有这些，都使平时在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德国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使他们的灵魂深处受到强烈震撼。其中绝大多数人对审判是赞成的。根据美国新闻机构1946年发表的调查表明，约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是无可辩驳的。关于这次审判的意义，美国首席起诉人罗伯特·杰克逊说的好：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地警戒未来”。 尽管战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面对被占领的事实，德国人普遍存在着悔过自新的心理。他们从纳粹罪行中进行自我反省，从精神上寻找克服贫困、“民族孤独感”的力量，为实现民族道德和经济的复兴，重新振作精神。 二、战后盟国从国体上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 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分割为东西两德国。四国执行彻底摧毁德国战争潜力的“非工业化政策”。通过拆迁德国工业设备作为对战胜国的战争赔偿。虽然随着冷战的加剧，北约需要一个西德作为盟友，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约，并于1955年结束了西方战胜国的“占领”，取回了半个德国——西德的“主权”，美英还制定了“修正的工业计划”，“允许被分割的两个德国占领区的工业能力达到1938的70%-75%”，1948年，西德的设备资产总额超过1936年的11%，使西德得以建立起的物质基础，但是，苏战区经济损失惨重。苏联占领当局在1945年-1953年拆除和取走设备总价值超过了300亿美元。事实上的赔偿额是苏联原来要求的三倍，严重影响了东德经济重建的物质条件。 二战还没结束时，盟国即开始讨论由德国对纳粹受害者赔偿的事宜，授权德国的新政府先没收纳粹政府所掠夺的一切财产。战后，占领当局即着手将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但仅限于财产，当时赔偿还没延伸到从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纳粹迫害的受害人。1947年美国实行的一项军管法规定，这些财产或物归原主，或给予被掠夺者相应补偿。该法成为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赔偿法的指导性原则。从此，联邦政府建立了使赔偿制度法律化的机制。到1998年，德国已付出1000亿马克，并预计增加到1240亿马克。这笔赔偿金总数有2000亿马克之巨。 盟国要求德国立法对二战纳粹受害者赔偿。自1949年8月22日联邦德国通过了为纳粹受害者而制定的《人权和私有权法》、《为战争受害者提供帮助法》后，于1956年又制定了《赔偿受纳粹迫害者联邦法》、《为纳粹受害者赔偿联邦补充法》，1957年则制定了《赔偿受害人类别和原则法》。而且每次新法的出台或对上述法律的修正结果都将赔付范围扩大了。为实施这些基本的赔偿法，又制定了几个相应的辅助法，以帮助那些纳粹歧视政策的受害者。 三、战后盟国对从思想上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 战后“集体过错”论在西欧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主张集体过错论的还有一批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这些人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允许纳粹执政、普遍热烈支持纳粹政权、消灭犹太人以及战争后果等责任。甚至认为，那些虽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上述一切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人也有责任。这些人的偏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 四、德国知识界在反“集体过错”论的辩驳中自我清算 当德国人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认真反思的时候，战胜国的一些人却有失公允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全体德国人，使德国人深为不满。使德国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德国知识界首先站了出来，回击范西塔特主义，并在具体的辩驳中，找到了如何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区分战争责任的途径。著名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应该承认纳粹暴行的事实，但也希望维护德国人的自尊。为此，他在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演说，后来被结集为《罪责问题》一书出版。 纳粹政府倒台后不久，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恢复任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精神病理学家Karl Jaspers卡尔·雅斯贝斯（1935年被希特勒解除教职）以“反思德国人被烧毁了的意识和良知”为主题进行演讲。在这些演讲里，雅斯贝斯反复向听众诘问“德国人民有罪吗？”这首先在德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进而扩展到整个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全体德国民众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演讲向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无序的世界里进行理智和道德思维的路径。 雅斯贝斯在演讲中，理性地讨论德国人的病态问题。德国人在历史上蹂躏其他种族、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他认为是德国人的这一病态迄今诱发了德国人的侵略“狂热”和无端的蹂躏其他种族的“愤怒”。他说这既不是逃避道歉，也不是否定一切，对德国人曾经对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德国人民的健康，妄加谴责。他的演讲辨明了德国人的罪责类型与过失责任程度（加害于其他种族、国家的人命、财产损失）之间的区别。 他列举了4类德国人的罪责：一是“刑事有罪”。以支持纳粹蹂躏其他种族、支持纳粹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offenkundige Handlungen（ overt acts）公开行为对纳粹的承诺。二是“政治有罪”。“民主选举”出纳粹政府，在政治上默许纳粹政权执政。三是“道德有罪”。朋友之间的私人判断误入歧途。形成共同的德国社会生活及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错误地形成一种德国社会意识形态。德国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被扭曲，起不到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四是“抽象罪”。德国人宁愿选择继续活着，而不愿选择死在对纳粹暴行的抗议中，造成了纳粹政权的存在与发展。这是德国人无可推卸的全社会共同责任。  （卡尔·雅斯贝斯简介：德国著名哲学家、精神病学家Karl Jaspers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他在取得的医学学位之后，很快就对精神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一位标准的工作精神病理学专家，以及特殊的斯特林博格、凡高和尼采研究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来到海德堡。在这里他成为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学专家和早期指数存在主义的哲学教授。他是使德国读者了解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的第一人。卡尔·雅斯贝斯不得不在1935年辞去教职。希特勒纳粹政权强迫他从远离学术研究的校园。卡尔·雅斯贝斯于战后的1945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从新拿起教鞭。 1945年在他的第一次演讲中，他有力地提醒他的听众关于德国犹太人的命运。卡尔·雅斯贝斯完美无瑕的反纳粹历史记录、他的同情心、以及为他的同胞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的着力点使他成为德国民众战后所倚重的思想大师。） 雅斯贝斯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保持清白的经历，对秘密警察和纳粹学术界的威胁进行了一贯的、英勇的抵抗。为帮助德国人反省痛苦的历史，他在1945年11月创办了《转变》杂志，其宗旨是帮助德国人在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自己的方向。“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是战后人们突出关注的重点。雅斯贝斯力图就这个问题作出既符合历史又能使德国人心中产生希望和自新的结论。他把该问题上升到“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高度，认为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德国人不能对外界的指责无动于衷。罪犯只能是个人，而不能指责整个国家的国民都犯了罪。他把区分为德国人的“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种罪责加以具体化，认为刑事要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要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来承担；道德罪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新生；抽象罪惟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罪行”，德国人民应该受到惩处、认罪和赔偿。犯有战争罪和政治罪的少数人应受惩处，纽伦堡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公正。现代国家是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内的，因此，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高踞于我们的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所有德国人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他认为几乎每个德国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但对这种罪的认识需要个人的良心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他说：“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 雅斯贝斯的观点得到了对国际社会清算德国军国主义产生对立情绪的一大批右翼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的接纳。德国社会形成了自我反省道德罪和抽象罪的社会风气。认真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反思为什么自己的家人参加了纳粹冲锋队，自己也没有予以劝阻，以使自己“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发现真理。”  德国历史学家Friedrich Meinecke佛里德里希·迈内克 书原名“Die deutsche Katastrophe”德国的灾难 德国战败和战后的困境也使人们对德国的历史进行反思。一批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德意志反对军国主义文化传统和“普鲁士民族主义”精神传统的立场，并对战前德国人所崇拜的民族历史人物马丁·路德、俾斯麦、尼采等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价。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在他发表的《德国的浩劫》一书中，回顾了德国现代以来统一、冒险、分裂的历史，客观地分析了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政治上的专制和军事上的冒险与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日尔曼精神的联系。他认为纳粹法西斯的出现，并非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发生在现代史上与德国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迈内克认为，德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把文化传统和民主权利、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是通向希特勒独裁道路的主要历史根源。 五、战后德国宗教界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 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表示：“我们给全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要改弦更张，重新开始。”在反省清算德国军国主义的反省中，教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以满足精神和信仰需要的特殊方式帮助人们减轻现实的物质匮乏。在教堂里，教士们鼓励意志消沉、表情冷漠的德国人鼓起勇气，相信上帝，但也不要回避罪与恶的问题。号召要在十年的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1945年10月19日，德国福音教会发表的所谓斯图加特认罪书说：“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现在我们代表整个教会说出我们已经向教友们表示的意思：我们曾经多年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纳粹暴政所体现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我们也要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明认，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愉快地相信，没有更热烈地爱。”这份认罪书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泛泛的礼拜式的认罪，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具体地说出了基督教徒负有一定的责任，打破了德国社会彼此推卸责任的恶性循环。 六、战后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使德国民众已从内心摆脱了军国主义的束缚 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评价了5月8日即德国投降日的意义。他认为，德国在战后40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说“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据德国舆论界所做的民意调查，有80%的德国人认为5月8日是解放日，只有12%的德国人认为是战败日。德国民众已从内心摆脱了军国主义的束缚。德国真正告别了过去。 日本人重新拥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历史成因 与战后德国正相反，战后的日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清算。一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为了冷战的需要，并没有坚决执行从刑事上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清算。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后，所有在押日本战犯都被减刑释放。二是，战后盟国没有从国体上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被占领分割成两个国家（反而是受害国朝鲜一分为二），保留了军国主义的象征天皇制度，盟国也没有强制日本立法对加害国民众经济赔偿。日本政府仅仅象征性地做少量政府间经济赔偿，敷衍了事。在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中否定侵略中国为“进出”中国，拒绝道歉，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重新全面宣扬战前的皇国史观与军国主义思想。而日本政府与民众则官民一致，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教课书美化侵华历史，积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三是，战后盟国缺乏从思想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相比战后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清算德国军国主义“范西塔特主义”的“集体过错”论，谴责德国应承担允纳粹执政、普遍热烈支持纳粹政权、消灭犹太人以及战争后果等责任、那些虽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上述一切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人也有责任、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战后盟国中并无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持“范西塔特主义”的“集体过错”论。美英政界、学术界无人要求日本人承担允许天皇军国主义整体执政、普遍热烈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消灭华人以及战争后果等责任，也无人认为，那些虽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上述一切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日本人也有责任，更没有人指责日本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无战争罪责一身轻，促进了日本人加速忘却对战争责任的反省，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四是，日本知识界并无感受“集体过错”论的压力，更无反“集体过错”论辩驳中自我清算的需要，反而使日本人产生了复活军国主义的冲动，出现了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代表人物。五是，战后日本宗教界不但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清算，其神道教反而充当了复活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以1867年日王明治维新后，建立靖国神社祭奠对外侵略战争死亡的炮灰灵位，作为唤醒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 读者看了以上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欧洲的法德关系与亚洲的中日关系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法德可以走上一体化的道路是缘于法德两国中的德国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德国自愿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与控制权。而中日两国中的日本却拒绝自愿放弃对钓鱼岛的控制权。中国不仅不可能与日本走上一体化的道路。正相反，中国正在被动地被迫接受日本在其临时非法托管地钓鱼岛的战争挑衅。 关于作者的所谓“两败俱伤”的危言耸听不能成为中国人维护领土主权的借口。这句话作者应该说给日本听，而不应该用来作为压制中国守土维权的理由之一。关于作者的所谓中国的发展成果都在沿海一代，一旦开战，就会打碎中国的“瓷器店”论，就更加让人眼熟。这已经不是反对中国维权的什么新观点。难道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不在沿海的江浙地区？难道因此中国就不应该守土抗战？而应该容忍日本的入侵，放弃中国的大好河山？ 武力夺取的领土再靠武力夺回的最好时机或并未失去 关于作者的所谓“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条件不具备”，“无战略机遇”论，更是罔顾事实，无根据的错误武断结论。武力的使用最讲究的是“时机”，但是并非中国通过武力夺回钓鱼岛的最佳时机，仅仅为二战后战胜国的索赔。1974年中国对美国支持下的南越，在西沙群岛打的海战，就是非二战后战胜国的索赔而成功以武力收回主权与管辖权的实例。同理，索回日本通过武力攫取去的钓鱼岛等中国领土，也是历史给与中国人的机会。现在，中国面前又面临了同样的机会。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用作者自己的话，我们也来问一句，“中国现在是不是又遇到了这样的时机呢？”时机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现在中国以武力解决钓鱼岛的时机正是“天是时”、“地是利”、“人是和”。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看“天是时”。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或崛起的爬坡阶段，离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还相当遥远。有分析认为中国再过100年也追不上美国。原因是家有恶邻。恶邻在钓鱼岛争端等领土争端中牵制掣肘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在西沙海战以后过去的近40年对恶邻做出了让步。但是，让步并没有阻止入侵者的脚步。中国亟需一场卫国战争彻底打残入侵者的对争端领土的入侵魔爪，才能断绝其扩张念想。再迎来一个“中印边境战争后的二十年和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才能真正出现。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中国崛起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意味着中国将在21世纪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当然包括在遭遇恶意挑衅时是否动武的抉择。动武，乃至全面战争爆发，毫无疑问会暂时打乱眼前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甚至暂时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但是，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不抵抗就会激起内部民变，不利于中国维稳；同时，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不抵抗就会刺激外敌作进一步的入侵，从此中国国无宁日，打断中国的崛起，打乱民族复兴大业的步法。这才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这说明一个问题，眼前的动武可以彻底遏制周边敌人在今后二十年的入侵野心，而且眼前的动武是被敌人所逼迫，例如，日本政府明令日本武装力量海上自卫队介入钓鱼岛争端。动武是被迫卷入战争。眼前的钓鱼岛动武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命门——中国东海的唯一出海口，被迫卷入战争。夺回钓鱼岛控制权变得比暂时终止和平发展更重要。而夺回钓鱼岛控制权才能避免长远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步法不被打乱，保证长远的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断。因此，眼前在钓鱼岛动武，比暂时的和平发展更急切，更有必要。眼前的钓鱼岛动武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部份。钓鱼岛动武与民族复兴大业并不矛盾，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已经没有其他选项。中国一直严格遵循和遵守《联合国宪章》中各国必须遵守的七项原则之一的明确要求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但是，目前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在考虑不受这一法条的制约，悍然派出自卫队对中国在钓鱼岛动武。作者所谓的“这对包括中日在内的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在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时都是一个制约”不过是束缚中国手脚的紧箍咒。结果就是给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海重演1894年黄海大东沟海战的一幕的便利，日本军舰开进战区海域，中国海军幻想日本会遵守各国必须遵守的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法条。中国海军被麻痹。日本军舰突然挂起日本海军旗对中国北洋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中国因此被日本的背信弃义中断了民族复兴大业。 其次再看“地是利”。钓鱼岛距离中国近，距离日本远。中国海航10钟就可以飞临钓鱼岛。另外，中日动武，战争不可能就在钓鱼岛上烧。日俄南千领土争端、日韩独岛领土争端都会借机发端，牵制日本。俄国杜马通过决议案为南千两大岛改俄国名字，表明决不归还日本的决心。韩国李明博总统登独岛，并把日相野田的亲笔信退回，形同宣战。而且日前英国路透社发表文章代表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说，“对于战时日本占领大量的中国领土以及对韩国殖民的记忆依旧深刻。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与韩国的一些岛屿争端也在加剧，这表现出日本政府在二战后70年左右时间里处理领土问题的失败。这些争端的出现也令别国怀疑日本对于战争和殖民暴行进行道歉的诚意。”路透社的文章骨子里透出英国对美国违背“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关于日本在太平洋岛屿归属必须经过中国与英国的同意的法条所表现的不满。英国“怀疑日本对于战争和殖民暴行进行道歉的诚意。”英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走向武力摊派持不支持日本的立场。还要看到另一方面，遭受海啸与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害的日本战略纵深浅近。日本数十座重要的核电站都集中暴露在日本本土，是固定的打击目标，即使中国不用弹道导弹，而用战机发射的东海十，或战舰发射的长剑十，也可以轻松毁灭日本。如果中国使用核弹，大可不必直接瞄准日本本土目标，而仅仅向靠近日本本土的海域发射一枚核弹都会引发地震海啸，造成日本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美准备对叙用兵无暇东顾 收复钓鱼岛“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2012年8月14日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伊朗在叙利亚培养亲政府民兵组织，试图为岌岌可危的叙利亚政权提供支持。他还表示，美军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目前，如果美国再在钓鱼岛用兵就会形成“两线用兵”。“打两场战争”，对美国非常不利。解放军军事专家经常讲“战略机遇期”。眼前就是中国收复钓鱼岛的最佳“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的“窗口”可能仅仅开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战机稍纵即逝。下策是继续外交口头“务虚”示强。上策是军事“务实”，抓住战机对钓鱼岛用兵。虽然中国东部将面临威胁，但中国有宽广的战略纵深，不怕瓶瓶罐罐被打烂。作者刻意贬低的所谓“习惯歌舞升平的和平环境、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外敌的进逼下将重新紧密团结起来，民众积极响应梁防长的民兵国防动员。外敌的入侵反倒促使中国官民一心，并敌一向，一致对外。在铁与血的卫国战争中，中国人重新认识了积极备战“深挖洞，广积粮” 的意义。古语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有备战意识的中国民众，在战火降临到头上的民族危亡关头，下定了“愿作主人而战死在疆场，而不愿作（日本人的）奴隶而青云直上”（聂耳语）的决心。 再看，“人是和”。《孙子兵法》中关于胜战一个重要条件是“上下同欲”。中国亟需一场卫国战争实现凝聚民气，实现官民同心。在外敌迈着鹅步入侵，走得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中，中国人被动地从“和平崛起”的美好憧憬中惊醒。原来，“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是亡国灭种的精神鸦片。并非跟着喊“全球反对战争”的口号就可以换回侵略者对中国的仁慈。侵略者已经拿起了屠刀，并且把屠刀架上中国的脖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只有对民族与国家利益怀有异心者才要与日本签订21世纪的“投降协定”。中国不能“降”，中国也“降”不起。中国“降”则会激起内部对不抵抗不满的民变。孙子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这句话用在军事上，是说集中己方的全部资源用于攻克敌军之一点。同理，用在国家内政维稳上，是说集中己方的全部民心、士气、心智和精力用于击败外敌的入侵这个同一点，官民同心，同仇敌忾，并敌一向，“上下同欲”，一致对外，达成胜战。“上下同欲”只是人和的一个方面，还需“外有强盟”。在外部，中国有俄国、韩国这两个与日本有领土争端世仇的伙伴国。而日本只有靠不住的美国假意支持，还说钓鱼岛的主权不是日本的，对于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美国反驳日本说“美国不持立场”。中日开战，中国容易得到俄韩两国的外部真正支援，而日本难以得到俄韩两国的支援，而只能得到俄韩两国的战略制约。例如俄韩近日分别针对日本在与日本有领土争议的海域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并且明告日本这是针对日本的“夺岛演习”，让日本心惊肉跳。特别是韩国对日本抢夺中国钓鱼岛保持高度警惕，已经作好了独岛对日战争的万全准备，有可能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的海军攻击军事行动。日本对中国磨刀霍霍，日本对俄国磨刀霍霍，日本对韩国磨刀霍霍。日本对三国张开嘴，它没有对三国抿嘴“相逢一笑”。日本眦出让人心悸的白森森的狼牙。面对日本杀气腾腾的凶恶嘴脸，中韩俄三国怎能“泯恩仇”？（作者：潮水） （作者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秘书、原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编辑室副处长、商情调研员、美国哈特福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知名媒体政治军事评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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