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聯解體後俄“民主鬥士”的懺悔 |
| 送交者: 2012年08月02日23:09:32 於 [世界時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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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些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由於親身經歷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兩種現實,有了這種對比,他們對祖國開始懷有深情。當看到一個好端端的國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塊時,他們的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魯欣說,猶如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還有什麼比這更痛心、更令人難受的呢? ... ... ... ...
1991年12月25日聖誕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七十多年的紅色旗幟頹然落下,一個紅色巨人倒在了自己點燃的“革命”烈火之中。
2004年9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研究員弗·鮑羅季奇具體描述了俄羅斯悲劇性變化:“與1990年相比,20世紀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僅下降22%),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急劇貶值消費價格上漲1.7百萬倍。”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增長一直呈下降趨勢:死亡人口高於出生人數0.5-0.7倍。人均壽命從70歲降到64歲,男人降到58歲以下...... 2005年5月,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觀禮台上,目光憂鬱的普京總統檢閱着昂首挺胸正步通過的“蘇聯紅軍”,巨大的歷史落差讓他又一次感慨道:“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政治悲劇!”
面對着這一無法挽回的歷史悲劇,昔日的“反共鬥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昔日“反共鬥士” 著名“反共”學者季諾維耶夫這樣沉痛地懺悔 :“我寫了30本分析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要是我早知道所有這一切會有如此的結果,我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歷史的判斷,主要的標準只有一個:他接管國家時的狀態和他離開時的狀態。我一向反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但他1924年接管國家時,國家處於可怕的狀態之中,而在他離開時,國家成了超級大國,國際威望大增。”曾激烈抨擊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見者”梅德維捷夫如是說。
從美國回到俄羅斯的索爾仁尼琴,在實際接觸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現實之後指出: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終結來表達他們心中無盡的懺悔。自由派女詩人德魯寧娜在極度失望中服安眠藥自殺,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葉利欽發布解散議會的第1 400號總統令的那天深夜裡在書房中開槍自殺。
昔日的所謂的“反共鬥士”“思想精英”們在鮮血淋漓的俄羅斯母親面前終於幡然醒悟:與睿智的歷史老人相比他們不過是一群幼稚的孩童!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傑德科夫在青年時代受人道主義思潮影響,並作為人生目的。大學畢業後曾任《共產黨人》編委和評論員,象拉克申一樣擁護戈氏。到蘇聯解體後,他的理想才完全破滅,對新當權者達到了“全面反對”的程度,並固辭不就文化部長之職。他看來國家正用新暴力殘酷鎮壓人民。他明確表示“我不理解做一個恢復資本主義過程參與者的幸福”,全面私有化造成嚴重後果,國有資產被侵吞,大發橫財的“新俄羅斯人”趾高氣揚,整個社會成了商人,投機分子、企業家、經濟人的天下。他對此深惡痛絕。最後傑德科夫在思想極度苦悶和貧病交迫下離開了人世。
德魯寧娜,女詩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現場支持葉利欽三天,認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個月後服安眠藥自殺,遺信中她說:“我為什麼要走?我覺得,象我這樣一個不完善的人要留在這個可怕的、互相撕打的、為長着鐵爪的生意人創造的世界上,必須有可靠的後方才行----”她在遺詩中寫到“選擇死亡”是因為 “我不能,我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鐵杆“自由派”者,支持葉利欽,在蘇聯解體後才過二個月,撰文明確表示“不能贊同今天的暴發戶和不能為帶引號的市場改革唱讚歌,因為它打擊了我國人民當中生活最無保障的階層----領養老金者。”“過去的一年做了什麼?”“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麼回事,現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開槍自殺。
雷巴科因寫反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而出名。成為當時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對葉利欽等搞垮蘇聯表示 “很難理解和不能饒恕”,不接受他們搞的“野蠻的、營私舞弊的資本主義”。他說:“俄羅斯不應跟着別的國家亦步亦趨,而應走自己的路”。他後來稱“十月革命是偉大的事件,人們不要輕易的拋棄過去,不要踐踏自己的歷史”。 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回國後他到各地訪問,實際接觸到解體後的俄羅斯,感受更深,在杜馬的講話中指出:“在當今的俄羅斯沒有民主,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共產黨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戶,變成的150個到200個寡頭主宰。”又說:俄羅斯發生的事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目前的俄羅斯社會叫做“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在小說《轉折關頭》寫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黨是我們的槓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諸如此類的描寫,與作者過去的寫法截然相反,這說明他們的內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俄羅斯著名的軍事題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突然於1993年9月21日開槍自殺,在文學界和整個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事情發生在深夜,作家的夫人聽到書房裡一聲槍響,便急忙跑進去,只見康德拉季耶夫腹部中彈,倒在血泊里。他馬上被送往醫院,兩天后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而死亡。 在康德拉季耶夫逝世一周年時,俄羅斯報刊重新提出他的死因問題,並展開了爭論。1994年9月20、21日,《真理報》連續刊登了科熱米亞科的長文《康德拉季耶夫中士的最後一次射擊》,肯定這位作家是自殺身死的,並且根據他在蘇聯解體後發表的一系列言論,說明他自殺主要是由於理想的破滅和對現實的極度失望。科熱米亞科說,康德拉季耶夫曾有過“期待和希望的歡樂”,他幻想在改變制度後能實現社會的公平。但是新的統治者上台後他看到的卻是極端的不公平,這使他感到憤慨,又感到困惑不解。科熱米亞科接着說,他從近來康德拉季耶夫發表的文章和談話中幾乎能直接感覺到他的絕望心情的發展和精神危機的產生,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悲劇性的結局。
在目前的俄國,像康德拉季耶夫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這反映了現時俄國的一種社會情緒——不滿現狀,但又後悔莫及。
蘇聯的社會制度發生劇變以後,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國家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之中。曾經追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流的自由派人士發現,在新貴們彈冠相慶的同時,民間哀鴻遍野,怨憤遍於國中。社會的資本主義化非但沒有給國家帶來穩定,相反,正在把國家推向全面的崩潰。蒙受欺騙之後產生的失望感和憤懣情緒,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開來》而蜚聲文壇,後又發表反映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沒有戰爭的年代》的作家阿納尼耶夫,痛苦地發現今天俄國"正在建設的不是改革開始時人們想要 見到的那種民主和那種國家",新政權使國家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機之中,他感到無限憂慮。劇作家羅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了1993年面對國內所發生的一切,他內心無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場。過去聽人說蘇聯的解體"是反革命的勝利",他曾予以嘲笑 ,而如今覺得此話確實有理。
批評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與《十月》的爭論中,就置身於自由派陣營,在"改革" 時期又追隨原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咒罵斯大林。他也對"改革"給國家帶來的災難深為震驚,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從總的情況來看,我們的機體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但是深層的大問題是精神危 機。"他表示不與自由派合流,不願意沿着過去的道路走下去。到蘇聯解體後,他這種負罪感發展成一種對立情緒,誓與新貴們 保持距離。1993年,拉克申在《結局·死胡同 ·危機》一文中寫道:俄羅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聽到了掘墓聲。但安葬的不只是他一個人,而是我們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感到珍貴的東西--俄羅斯的歷史、俄羅斯人民、知識分子、文化","正在給這一切做着臨終祈禱"。
亞·季諾維耶夫不僅否定蘇聯的"改革",而且嚴厲譴責"改革"的始作俑者戈爾巴喬夫之流。季諾維耶夫義正詞嚴地指責他們為了金錢、名譽,為了獲得西方的青睞,而不惜賣身投 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聞人物"、"諾貝爾和平獎金獲得者"以及巨額演講費和稿酬施捨給他們,並不是慷慨贈予,而是另有圖謀。這些甘心情願出賣俄羅斯的"猶大",傾伏爾加河之水,也難以洗刷他們身上的恥辱。季諾維耶夫指出:"如果不考慮到戈爾 巴喬夫及其集團破壞蘇共和整個國家的活動,不考慮到他們的投降和叛賣政策,人們就不能理解現在的政治制度的實質。"
也許是季諾維耶夫親眼目睹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痼疾和瘡痍,所以他對於蘇聯解體後在俄國建立的社會制度特別鄙棄。他尖銳地指出了這種制度的特徵:"在政治領域力圖實行獨裁,在經濟領域力圖把西方的經濟制度強加給俄國。結果形成一種把國家推向災難的社會經濟雜種 。"他不無揶揄地寫道:目前在俄國建立的是"一種畸形的東西",是對過時的資本主義的模仿、封建主義的復甦、合法化的犯罪和手工業方式" 結合在一起。
馬克西莫夫是蘇聯時代另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因為替受審判的政治犯辯護和在國外發表詆毀現實的小說而屢次受處分。1974年出國定居於巴黎。他是國外僑民作家中著名的反共人士。蘇聯解體前後,馬克西莫夫從巴黎遠眺國內政壇的變遷。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嗣後葉利欽建立的制度,作出了否定性結論。他於1993年在俄國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責今天的俄羅斯是交易所做投機買賣的騙子和竊賊的天堂,商人和賺外匯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樣,而知識分子為了維持生活卻不得不去跑汽車運輸……他厭惡這種現實,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墮落,不願意用自己的存在給這個制度增添合法性 。
安德列·西尼亞夫斯基原是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由於被指控持敵對的反蘇立場,又把誹謗性作品寄往國外發表,於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被判刑7年,刑滿釋放後旅居法國。在蘇聯解體後最初一段時期,他是文壇的紅人,曾經是首屆俄語布克 獎的評委。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自由派的親密盟友,與傳統派作家進行論戰。但是,葉利欽炮轟議會這種反民主的行為,使西尼亞夫斯基清醒過來,重又對當局"持不同政見"。
這些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由於親身經歷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兩種現實,有了這種對比,他們對祖國開始懷有深情。當看到一個好端端的國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塊時,他們的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魯欣說,猶如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還有什麼比這更痛心、更令人難受的呢?筆者不贊成他們過去對蘇維埃制度的詆毀,但欣賞他們今日的愛國主義情緒。與那些昔日享盡了社會主義的特權、榮譽、金錢、地位,而在蘇聯解體之後又搖身一變,擺出一付早就是反蘇反共義士的架勢,用最惡毒 的語言詛咒他們曾經為之高唱過讚美詩的蘇聯歷史的自由派作家們相比,倒是這些"持不同政見者"較為客觀和誠實。 不少作家指出,這是鑽進蘇共和蘇聯國家最高領導層的野心家、投機分子叛賣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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