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中国的行程遇到了意外。在介绍《2030年的中国》报告的记者会上，一位叫杜建国的中国学者闯入现场，打断佐利克发言，演讲抗议，散发材料，要求“投毒者和骗子们，滚回美国去！”

    微博上，杜建国的行动不乏响应者，数百人在世界银行的博文下留言让其“滚”。不少网络“意见领袖”称赞身为乌有之乡网站创始人之一的杜建国为“民族良 心”、“爱国学者”。世界银行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何杜建国们对这份报告反响如此激烈？这份报告果真是美国人投给中国的毒药吗？

1  世界银行为什么给中国出谋划策？

  世界银行报告是美国人针对中国的阴谋？

       在许多力挺杜建国的网友评论中，许多人纷纷质疑，世界银行不就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吗？凭什么要对中国如何发展“说三道四”？

     更有人认为，世界银行行长向来由美国人“世袭”，显然是美国人用来控制世界的工具。此番向中国提供建议，肯定别有居心。

     这种说法有些过于“阴谋论”了。事实上，世界银行建立的原因是为了帮助二战后欧洲国家的重建，所以在1945年，欧洲和美国之间达成默契协议：所有世行行 长都是美国人，而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都来自欧洲。此后，世界银行的任务是资助世界各国克服穷困，由于最主要的出资方是美国，所以美国人一直在世行中 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近年新兴国家一直在挑战世行行长由美国人“世袭”的做法。而且，新兴国家已经掌握了许多世界银行的重要话语 权。例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就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

即便如此，为什么世行要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解决贫困、提升发展水平是一个一揽子工程。世行不仅会提供资金，也会提供资金的使用方案。世界银行对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出台各种中长期报告，并不是单独针对中国。

“药方”其实是中国和世行一起开的

     杜建国宣称让世界银行“滚回美国去”，这让许多网友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并不是 世界银行单独撰写的，而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历时18个月的合作成果。世行行长佐利克称，这个项目报告的实施得到中国副总理李克强的“坚定承 诺”。并且，报告所建议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可以在一个仍由国家控制所主导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打算削弱中国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权。

可以说，这份报告展示了中外最高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共同看法，只让美国人“滚回去”有什么用？…[详细]

  
  

世行报告本质上是一种建议，用不用中国人说了算

    当然，一直有人批评称，世界银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主观意见，强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不过这种说法对于日渐“财大气粗”的中国并 不适用，因为这份报告并没有绑定什么贷款或资助计划。如同佐利克所说，报告只是建议，最终如何执行还要中国人决定。

在建行的研究员赵庆明看来，世行报告的这些建议整体来说是有高度，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世行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众多的国家接触，对中国也比较了解，并不是一个平白无故或特别主观的方案。

不过，有赞自然有弹。正如佐利克所说，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肯定会引发争论，肯定会有人不同意。那是否会如杜建国所说，世行给中国开的，真是一剂在国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毒药？

 

2 世界银行开的是一剂毒药吗？

“全盘私有化”是对世行报告的严重误读

在 杜建国散发的《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世界银行这次向中国贩卖的是在拉美等国已经被证明失败的、全盘私有 化的陈词滥调，是毒药，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杜建国称，世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奥古斯 托·德拉托雷已经承认了拉美私有化政策的全盘失败。

但杜建国的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和误读。德拉托雷确实曾宣称，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 代进行的私有化进程过于激进，因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私营部门应该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代替国家的作用，但事实证明私营企业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 作用，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

然而，德拉托雷当时还接着说，激进的私有化进程是上世纪90年代在拉美出现的普遍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目前“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都普遍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在世行对中国的这份报告中，并没有强调以私有化为目的，相反，报告中给的各种建议，落脚点都是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

  
      

“国企运转得很好”是一种荒谬的假象

    杜建国称，“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显 然，这番话违背常识，用着天价吊灯、喝着茅台炼出的油为何有竞争优势、是不是利用了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谁都明白怎么回事。不过，在很多人眼里，也确实存 在这么一种疑问：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经历了阵痛式改革后，经历多年的发展，确实已经甩掉了当初负债累累、效益极低的印象，虽然存在种种问题，国企现在 似乎确实做大做强了，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呢？

事实上，国企已经“做大做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对此，经济学家王健最近曾做了一个非常 直观的解读。王健发现，从2005年“非公36条”实施开始，到2007年，国企迅速退出低利润行业，在平均利润率5%以下的行业中，国企的产出从80% 左右降到不足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企仍然牢牢控制着高利润行业：在利润率高于10%的行业如烟草、石化等领域，国企产出仍然占总产出的 85%。这说明，国企只是在利润低的行业都撤退了，而在高利润行业，靠着垄断地位大发其财——国企利润最高的两家企业利润顶得上民企前500家的总利润。 而且，这种做法在总量上还能够维持着“国退民进”的假象。

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么多利润，但国企利润上交率不足15%，这完全违背了办国企的初衷。现在的国企还不像原来那样需要承担一揽子的企业责任。这种现状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所以，国企必须进一步改革，世行报告给出的方案是：政府应缩减大型国企规模，让他们的运营更像商业公司。建议由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国企，保证这些国企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政治目的经营，同时让私营公司更容易参与竞争。

至少从方向上看，这都是很好的建议。

  
  

提升私营企业的活力对中国未来极为重要

    杜建国还称，报告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这并不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创新，而是会导致投机和诈骗。他认为，美国的银行就是以私有化为主，所以导致了金融危机。

    显然，杜建国混淆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区别。不过，即便不谈这点，杜建国对世行报告的解读也是错误的。报告并没有要求国有银行进行彻底私有化，它提出的 金融改革建议是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资本市场。简而言之，就是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更加市场化，让国有银行向民企开放，向需 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创业者提供更多的贷款。这正是近年在金融改革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世行报告的建议显然是值得决策者参考的。

提升银行的效 率、更加市场化，对于提升私营企业的活力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在垄断领域放开壁垒，私营企业活力又能提升的话，那当然会形成良好的竞争，国企也会进一步提高 效率、减少腐败，这对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杜建国把世行的建议形容为“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显然是不正确的。

3 只有不断改革，中国才能迈向高收入社会

“中等收入陷阱”

在 世行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目的在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行200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以前也往往叫做“拉美化陷阱”。指的是，很多与 中国一样达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多年来人均收入一直没有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水平为人均年收入在1,006美元至 12,275美元。据该报告说﹐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在2008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分配不均、贫富差异大、政府执政能力差、知识创新能力等缺陷将会严重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

中 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正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虽然中国目前整体的发展势头仍然强劲，但很多“瓶颈”已经显露出来。例如，由于农村信息化推进 的困难，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速度近年开始放缓，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则让很多学者对出口是否能维持增长表示忧虑，而在2010年经历了飞跃式增长的汽车市场， 在2011年增幅的缩窄幅度几乎超乎所有人想象。

所以，改革是必须的。只有不断改革，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世行报告指出， 改革的主要障碍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在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的国企，以及在现有权力结构中享有特权的公司及个人，但如同胡舒立所说： “国有资本具有体制粘性。由于同国家权力的同构关系，国有资本除了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及政府合同，还很容易通过游说，通过庇护自己的法律，实现于己有利的 再分配”，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会很不容易。

  
      

   中国新一轮改革信号明显

不过，从最近的各种信号来看，当局对改革的决心似乎很大，多家外媒都注意到，从货币自由兑换到国企改革﹐甚至到户口制度，最近都有启动改革的迹象，仿佛要打一场“改革闪电战”。国务院与世行合作这次报告，释放的信号也相当明显。

上周﹐《人民日报》社论也郑重的呼吁改革。文章发出了严重警告：“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希望这次新一轮改革能够真正贯彻下去。

   

   抵御改革风险，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制定政策的讨论

进 一步的改革，面临各种风险，这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讨论之中，世行报告的建议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在这方面声音 越来越响亮”，而政府应当“依照明确的规则赋予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学术界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相关权利，鼓励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