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一篇网文，分析美国发达在哪些地方 (see 《中国人亲历美国如何“发达”》)。其中提到，与美国的城市相比，上海和北京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是很高了。当然，该文作者并未认为那就等同于说中国已经是现代化了。

    这使笔者又想到西太后坐的汽车。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可能不是经常想起：“老佛爷”坐驾的车型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最时髦的。但要据此说中国那时候就现代化了，谁都会嗤之以鼻。

    有清华大学“终身校长”之称的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12月2日的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与此全面相仿，今天人们应当告诉自己：所谓大国者，非谓有广厦高铁之谓也，有大民之谓也。 

    那个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拿着尖溜溜的嗓子忽悠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啦”的湖南老倌，就是怕人民觉醒，认识到这个“站立”不仅是指在列强面前，更必须是在本国本族本社会的权势者面前。揆诸近现代历史，凡是曾经屈从跪倒在本国独裁政权淫威之下的群众——先后有纳粹德国的、军国主义日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又何曾凭借独裁者的一时得势就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光荣站立? 中国人民有何过人的天资，能够在里面曲意逢迎强权、作一个又一个皇帝的顺民，同时在外面赢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重、而不是鄙视和可怜呢?

    这叫缘木求鱼，难矣哉。

又及

    在香港于１９９７年回归中国之前，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位香港人（记得似乎是商界人士，属于有头有脸的）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他说的话大意是：我们是中国人；反对不反对共产党，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不需要英国和西方指教；共产党要是不好，我（们）自会反对它。 

    我当时听到后，很佩服他，赞同他对外国人的严正态度。我现在仍然佩服并赞同于这位先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