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但不记得这段话是在墨西哥讲的还是在委内瑞拉对查尔斯讲的，亦或是对后者也讲了类似的话。所以当年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就对他报以希望，认为他能够启动中国的的政治改革，连《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纪思道也对他报以厚望，发表长文鼓吹时，我就判定：习绝不可能成为中共的蒋经国，也不可能将邓小平的一条腿的经济改革，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而加以完善。从王储阶段的习到目前的习所走过的道路，完全证实了我的判断。
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来看待习当年的这段话，似乎应当报以爱国主义的鼓噪，语言也运用得相当平实，属于习的那种固有的没有什么学识的朴素风格。然而面对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这种”封闭式“的讲话，完全不具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所应当具备的世界视野。尽管所有对中国政治生态有粗略的了解的人都懂得，习近平能够接掌第一位置，不过是政治平衡的产物，是中共党内各主要派别妥协的结果。斯大林模式的中共所走的道路恰如赫鲁晓夫下台后，没有由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出任第一把手而由平衡人物勃列日涅夫来承担，简直是如出一辙。拒绝政治改革、自以为得计的习一代，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错过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机，如同前苏联一样，在勃列日涅夫后的不远的几代，苏共走进了自己的坟墓。与勃列日涅夫画等号的习近平时代所经历的是完全一致的历史角色。习近平后的中共两到三代人，将面临着巨大的历史风险。本来可以像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延年益寿，却难免步苏共之后尘，难逃覆灭的下场。

习所推出的准则也好，条例也好无非就是强化”党文化“，我曾反复说明党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它终究会被驱除于我们的文化之外。制定这些准则与条例，恰好从反面证明，党文化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动摇，它们的直接对手并非是”腐败“，而是党文化的核心所谓民主集中制遭到中共党内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挑战。“妄议”就是已经通过所谓“民主集中制”而制定出的中共决策，被诟病、非议并且难孚众望，从而遭到了挑战。在气急败坏的局面下，只好党内先“封口"。但不要忘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共内部所面临的既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红军时代，也不是文革时代，文革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无信仰危机既然没有解决而延续至今，这笔欠债是迟早在中国文明史上是要还的，而中共党内的信仰危机正是体现了这种风雨飘摇。

习近平也不用标榜读过什么世界名著，他只要记住中国的周有光老人的那句话：”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就不会在王储阶段说出那段蠢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