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今天，又读到钟国忍的文章《李光耀含蓄批评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中国前途》，他说：“毛主席连自然科学都不信，就相信自已的精神原子弹，结果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邓小平对自然科学信服了，对社会科学极不尊重，结果导致了计划生育的灾难，给自已的一生抹下了最大的败笔。”历史对邓小平一生的成败是非，将有公正的结论，但我以为计划生育非但不是他败笔，而是他的功德。

那位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点很鲜明，他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绸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它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而芸芸众生，是否还能像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度日如年呢?

中国政府反覆强调人口多负担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人口只有十三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人口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是与各人的“生活的质量”标准有关;而干饭好，稀饭好，还是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李光耀隔岸观火，说的尽是风凉话。

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早就大大超过了限度。

李光耀非议中国的计划生育，他又了解中国人口的真情吗?如果不知道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当今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靠的。记得“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汤汤。“十三亿”不过比“六亿”翻了一番，何至于今天处处象百岁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的。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爆炸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零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还要继续下去。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

那次1986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个“团派”人物，六十年代初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着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很英俊;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八路，他完全没有听我讲话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打听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还向我解释为何要对一些“特殊情况”予以照顾。我从口气里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没有见识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以当时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2005)

备注：朱学渊，美籍华人，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