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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第五部分)
送交者: 调侃军政 2019月05月26日13:27:4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第一部分) 大国如海鲜 于 2019-05-25 11:19:43

五  唤醒国人

1.  人民需要信仰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先驱们、以及今天的民主派,都痛苦地发现,要唤醒国人有多么困难。谭嗣同为变法赴死,却得不到中国大众的理解。教育家马相伯百岁时感慨,“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鲁迅、柏杨、刘晓波等,都严厉鞭挞中国人的奴性,但又都觉得无力改变。唤醒国人很困难,根源在于国人的内心。人们普遍信奉功利主义。不管智商有多高,思维有多么复杂精巧,他们在内心深处、在最根本的地方,执念于万事对我有什么物质好处。功利主义就是中国人实际的信仰。如此骨子里自私自利的国民,不可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

民主的生存需要这样一批公民,他们主动为社会正义和他人的利益付出,即使自己得不到直接的物质好处。就像美国国父华盛顿,完全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安定生活,却冒死反抗英国殖民者;可以做终生国王,却主动退位,回乡做一介平民。再比如六四屠杀发生之后,那些冲到人民广场去抗议的上海学生,明显冒着巨大风险,却不可能有个人收益。他们为的是民族的长远发展,也为死难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伸冤。美国的民主制度成功了,因为它有一大批具有这样思想品质的国民。六四民主运动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为社会的正义、真相、或他人的命运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那些大学生的勇敢,也是昙花一现,在事件后的政治整肃中云消雾散了。

很多先贤们鞭挞国人的奴性,揭露国人品质里的阴暗面,例如鲁迅和柏杨。但是很少人说清楚,到底怎么唤醒国人、什么样的人才算觉醒了。我觉得唤醒国人,就是用一套适合于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体系,替换国人现有的、适应于独裁制度的功利主义信仰。那些只看到独裁制度的缺点、民主制度的美好、和国人品质的不足,却没有具备新信仰的人,还不能算真正觉醒了。就像那些六四后在人民广场上示威的上海大学生,痛恨残暴的独裁,向往民主,但没有新信仰,内心深处还是功利的,所以他们的勇气就不能长久。觉醒的人必须有适应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完整信仰。

民主制度需要社会的中坚力量崇拜正义与真实。这样的现代公民理念和特点,从来不是凭空存在的。历史上,它们诞生于西欧和北美的基督教文化圈。从理论上讲,在各大主要宗教和信仰体系中,只有基督教明确地把正义和真实作为最高崇拜对象。在今天的世界里,先进的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圈里,比如美、英、法等。其他文化圈内的民族保持民主制度,经常是在美英法等基督教国家的带领和监督下实现的,比如美国对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保护,以及英国制度对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影响。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又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和自尊,就要求中国人民自主地建立现代公民理念,也就需要中国人自己懂得崇尚真实与正义。因此,中国需要基督教信仰。

总之,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自由和民主。人民的觉醒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经之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也必须为之努力。唤醒国人,就是要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睁开眼睛,发现和体会真理、正义和爱的伟大,坚信它们,坚定地与它们站在一边。这种信念,就是基督教的实质。有这样坚定信念的人,就是最好的基督徒。这样的国人足够多了,真理与正义才可能有力量战胜强大的独裁制度,自由和民主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2.  基督教强调灵魂

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神重视每个人的灵魂,无论贫富贵贱。耶稣经常与社会最下层的人交流,比如麻风病人、寡妇、妓女、残疾人等,并赞扬他们的美德。基督教的神爱人,用爱挽救和感化人的灵魂。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套简单思想的深义。按今天中国人习惯的语言,基督教维护每个人的自主性。即使作为世界主宰的神,也是靠爱来感化人的灵魂,才能影响人的言行,而不是强迫人的灵魂、或越过人的灵魂直接操纵人的言行。基督教不但允许、而且要求,每个人的灵魂驾驭和审视自己的言行。在基督教里,神承认和保护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自主,并要求每个人灵魂警醒。

只有人的自主性被承认了,才有可能讨论人的自由。否则,自由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意义了。只有“灵魂平等”的观念被广泛接受,才可能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如果人们认为灵魂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就会推论灵魂低贱的人应该服从灵魂高贵的人。归根到底,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

作为对比,传统中国文化以忠、孝、悌为本,现代中国以忠于党和领袖为最高原则,都是要人绝对服从权威。在中国政治中,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把自己当成权力的附庸。如果古人说自己的心独立于皇帝,或在文革时有人说自己不忠于毛主席,都会引来杀身之祸。清朝的官服是马蹄袖,其含义就是,臣就是君的犬马,在皇帝面前根本不算人。现在则宣扬“螺丝钉精神”,就是每个老百姓都只是一个螺丝钉,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听从领袖或组织。古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实质都是权威直接控制人的言行,人自己的灵魂靠边站,人因此失去独立判断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人民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当然就不会发展出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希望老百姓永远是自己的犬马或“螺丝钉”,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最近一百多年里传入中国,让统治者们感到了巨大威胁。于是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奋力反击,双管齐下。第一是不让老百姓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或多或少都比中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心灵。如果中国老百姓信奉这些宗教,他们的自主意识就会抬头,不利于继续做奴才。第二是鼓励功利主义,让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锁住老百姓的思想。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天真地用自己的历史经历推测中国。在西方历史里,平民利用商业活动积累财富,实现经济独立,摆脱了传统贵族的控制,促进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很多西方政客们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就能体验到生活中的多种选择,也就会理解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进而就会理解和追求自由与民主。西方人低估了中国统治者们的聪明与毒辣。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利出一孔”的计谋,就是皇帝或政府集中掌控天下财权或全国经济。这样一来,老百姓即使追求财富,也逃不出统治者的手心。这就像农夫在毛驴前面挂一个胡萝卜,毛驴就会心甘情愿地努力向前跑。毛驴以为自己在追求胡萝卜,实质上是被农夫利用。政府主导经济的情况下,独裁者就像农夫,老百姓就像毛驴,财富就像那个胡萝卜。看今天的中国,在几千个大小城镇的每一间高级饭馆里,每一天都上演着类似的戏码。就是商人花大价钱宴请官员,官员们白吃白拿还对商人颐指气使。商人花钱设宴,送礼给官员,还要陪着笑脸,生怕官员不高兴。有时政策变得严格一点,官员们不来赴宴了,商人们反而着急,觉得丧失了挣钱的机会。这就是“利出一孔”的直接后果,中国商人必须依靠与权力的关系才可能发财。他们即使挣了钱,也还是统治者的奴才,体会不到自由,也不会发展出独立人格。中国的有钱人对权力奴颜媚骨,很难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

3.  六四后我的困局

唤醒国人,就要传播他们还不熟悉的新思想,就必须依靠交流、讨论,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就如此,现在的民主事业也一样。我和朋友们经常交流思想。我的体会是,清谈和逻辑经常不能打动功利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每一片思想都是基于“对我有什么好处”。他们的逻辑和清谈,只是在功利主义思想框架内部打转。功利主义者要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只能依靠内心被真理、正义和爱感动。我就是在六四中被感动,然后认识神、抛弃功利主义的。我愿意写出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就是希望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帮助他们回想和审视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从而理解功利主义的谬误和渺小,然后突破它的桎梏,早日认识到代表真理、正义和爱的神。我远非完美的基督徒,所以不配做别人的榜样。但我与读者一起回忆和缅怀六四,共同的经历和情感有助于触发读者与我之间的思想共鸣。

六四事件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的事业前途一片迷茫。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未来就像一个黑洞,什么都看不清,所有方面都飘忽不定。我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其对口的行业都是国营,体制比较封闭,并且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所以我那时就清晰地懂得,我花费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期学来的专业知识,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用了。我这辈子不太可能做本专业工作了。即使撞上大运,找到了这个行业里的入门职位,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机会,因为政府不会给六四分子这样的机会。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也非常尊重他。为了回报师恩,我才花精力做研究。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钻研的动力。

远在东北的父亲有时鼓励我出国,但他不太了解我的具体情况。我当时哪有可能申请到护照?我在学习上松懈,父亲就会为我着急,批评我。有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例子来激励我,让我在看似无望时保持努力,因为机会可能在想不到的时间、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被他推动,我多次下决心学英文,但总是努力了几天以后就放弃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出国的可能。没有希望时,不能假装有希望。骗自己说机会可能突然出现,短期内还有一点鼓动效果,但不能长久。

4.  信仰为我打开视野

我在六四期间的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虽然在夜深人静、反思自己时,我也曾对功利的人生感到“没意思”,但那时我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满足,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改变。在六四之前,我的重要人生选择,比如勤奋读书考大学、选专业、大学里再继续用功、参加社团工作等,都是基于功利的人生规划。六四期间,我选择站在自己认定的正义与真理一边,开始信神,也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因此失去了很多现实利益。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信仰使我获得很多始料未及的、非功利的好处。现在回头看,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失去的。

有了信仰以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笃定。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坚实的根基,就好像原来漂浮在水上的船,现在突然有了锚。我更加自信,看问题也更加通透。虽然我本来最看重的职业计划被摧毁,但我当时并不觉得悲哀,反而觉得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的未来人生回归成了一张白纸,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设计它。我意识到,职业确实很重要,但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健康,友谊等。我开始重视锻炼身体,也有意识地与朋友聚会、交流。那时构筑的友谊,很多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当然我还在信仰上继续探索,开始读《圣经》、去教堂,也关注过其他宗教。不久以后,我又遇到了爱情。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了一个新人。回想以前,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未来职业,其他事情都为它让路。信神后,职业排在信仰、爱情、友谊、健康等之后。从那以后,我选择和计划有关职业的各项问题,比如工作地点、专业、单位、晋升目标等,都自然地为信仰、家庭等因素让路。信仰让我理顺了人生问题的轻重缓急。

我想对读者朋友们说,功利主义可能让你舒服,让你的思想自洽,但它限制了你的精神发展。你的灵魂本具有慧眼,可以发现和感知真理、正义和爱。但是功利主义鼓励你的灵魂睡眠,让它游离于你的言行之外,让你不是真正的你。基督教信仰不能保证你的事业发达或世俗成功,甚至经常损害你的物质利益,让你放弃感官享乐的机会,因为它总是鼓动你为他人和社会的公义牺牲自己。但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让你体验到希望和美好,让你的内心得到非物质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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