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巢居、穴居的迁徙与文明中心变化的研究

----------祝融部落迁徙对小麦的推广与长江流域文明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摘要】：从城头山遗址距今约9000—8300年的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古人类已经发展出了城墙搭配壕沟的"城壕"式的防卫措施。从彭头山"环壕"到城头山"城壕"横跨2000年，远比北方以及安徽的遗址要早，与有巢氏诞生在九嶷山以南一带吻合、燧人氏早先诞生在湖南洞庭湖一带与考古吻合。气候的变化，植物的发现，人类出现迁徙与不同阶段的文明以及文明中心；祝融部落迁徙，对推动小麦在北方的种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长江流域文明是从北方庙底沟二期文化被迫迁徙而来的祝融文化。

关键词：有巢氏 燧人氏  祝融  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

    《遁甲开山图》说： “石楼山在琅玡，昔有巢氏治此山南。”(《艺文类聚》卷十一引)传说，有巢氏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曾经游历仙山，得到仙人指点而有了超人的智慧。因受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最先发明了"巢居"。既挡风避雨，又可防禽兽的攻击，过去,有学者认为有巢氏出生地是苍梧(今湖南九嶷山以南)，立都石楼山(今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石楼山在山西省西北部，吕梁市东北端，因其形似三层石楼而得名，矗立于万山环抱之中，突起于群峰之上，远看象天外奇楼突兀而至。)。也有认为有巢氏的生籍在山东，或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时至南宋倾向有巢氏生活在巢湖流域。著名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今福建莆田人) 主张“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 ，在《通志·三皇纪》云：“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 亦曰大巢氏。” 郑樵以《通志·氏族略》中从姓名学定义得出新的见解：“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子孙以国为氏。”康熙《巢县志》沿革志进而确载：“罗泌《路史》称有巢氏。”罗泌（1131～1189年，今江西吉安人），以《路史》记述上古迄两汉事，保存大量的古代史料和佚闻，认为堪可采信。那么，究竟有巢氏最早在哪里发生的呢？

    至于汉代纬书《遁甲开山图》说:"石楼山在琅玡，昔有巢氏治此山南"(《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有巢氏治都于此，并无实据为凭。以致人们曾存疑问:有巢氏时期连一座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哪里会有都城呢?琅玡山在山东诸城县，山西的石楼山亦相距甚远。所谓有巢氏治于此，实不足为信。那么，究竟“有巢氏治此山南”是什么意思呢？又表示什么意义呢？

   1，“巢”、“燧”、“羲（牺，牺牲表示牲畜）”、“农”等表示时代特征

     有巢氏，又叫“大巢氏”：《始学篇》记载：“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　《通志·三皇纪》记载：“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 ；称“大巢氏”，跟古代尊称习惯相关，称“大”，“大”者，尊也，敬也。古代用“大”于人称，往往体现德高、位重、辈长之类。王棕材《世本集览通论》论：“古人名号与国，多以‘大’称者，‘循蜚纪’有大騩氏、大敦氏，‘因提纪’有大巢氏，‘禅通纪’有大庭氏，又黄帝师大填，颛顼师大款，黄帝臣大挠、大隗、大丙……伏羲后有大风，少昊后有大费，诸书称舜曰‘大舜’，禹曰‘大禹’。” 。

    有巢氏，简称“有巢” ，简称“巢”：鲁迅《自文字至文章》云：“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南朝宋鲍照《河清颂》：‘窥刊崩石，捃逸残竹，巢风寂寥，羲埃绵邈。” ；唐张九龄《龙池圣德颂》：‘巢燧之前，寂寥无纪；书契而后，焕炳可观。’” ；《先秦史》云：“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

    “有巢氏”称号是后世之人，根据传说而给“首创巢居”的人追赠的荣誉性称号。是那个发明巢居的人的称号，也是这个人所在的氏族的代号，也是这个人所生息的时代名称。领袖人物的称号便渐成为他所生息的时代的名称。文史学者徐志齐说：“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指钻隧取火的发明者、‘神农氏’指最早开创农业的民族等一样，其人是无法考定的。”。有巢氏实际上代表着当时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从原始的山洞居住发展到建造“房屋”的阶段，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宁业高、宁业龙考证说:"'有巢氏'不是神而是个圣人(或者是一个英明的人类群体)……'有巢氏'不仅代表着一个原始氏族，也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代表着中国文明史肇端的典型标识。" (《论有巢氏功德与古巢国演延》)；文史学者徐志齐说:"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燧人氏'指钻隧取火的发明者、'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神农氏'指最早开创农业的民族等一样，其人是无法考定的。"。

    国学大师钱穆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段，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其实，我本人认为：后人习惯把一个时期的代表性发现，就以“氏”命名，况且“氏”是在接近夏朝时期，分封首领式的赐氏而成“氏”，以区分姓的男性专用的父系部落的称呼。远古之时，只有姓，何来的氏？套用后来称呼之前的阶段性的发现，代之以“巢”、“燧”、“羲（牺，牺牲表示畜牧）”、“农”等表示一个时代特征。根本就无法确定哪个具体的人，只是一个时期。用一个具体的人名或后来的父系氏族名代称，形成习惯称呼而已。

    毕竟，称“氏”，这是古代的一种名称样式。古文献中，有关传说式记载的远古时代帝王，几乎一律地都享受这样的称谓，如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等，之所以如此，大凡此等称谓兼有氏族意义、时代意义，还多少包含着对他们的尊敬意味。

   2，对“巢”时期的有关论述

    战国末期《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东周战国中期庄周的《庄子·盗跖》记载:"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汉代纬书《遁甲开山图》中提到:"石楼山在琅玡，昔有巢氏治此山南。"(《艺文类聚》卷十一引)。

    汉代东方朔的《林邑记》也说:“苍梧已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屋宅，依树上住宿，食生肉，采香以为 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引)

    三国时吴国项峻《始学篇》：“上古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

    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    

南宋罗泌撰《路史》记载：“昔载上世，人固多难，有圣人者，教之巢居，冬则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搏兽而食，凿井而饮。桧秸以为蓐，以辟其难。而人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木处巅，风生燥，颠伤、燥夭。于是有圣人焉，教之编槿，而卢缉藋，而扉塓涂翳，以违其高卑之患；而违风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号有巢氏。驾六龙，从日月，是曰古皇。龟龙效，图书畀，于是文成而天下治。其为政也，授而弗恶，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礼臣而贵，仕之专而不享。欲削之权，惧而生变，有巢氏遂亡。居于瓕及盘领。”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其所以然者，盖地多虎狼，不如是，人畜皆不得安，乃上古巢居之意欤！”。

    从汉代《遁甲开山图》中提到“琅玡、石楼山”，然而山东诸城县琅玡山，不是山西的石楼山两者相距甚远。但是，从汉代《林邑记》开始，都不采用《遁甲开山图》的观点，而是倾向认为巢居开始于南方。北宋《太平御览》引项峻《始学编》、《林邑记》却以“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巢居，北方穴处，古之遗迹也。”也就第一次提出：南方巢居，北方穴居。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岭外代答》也以巢居可能起源于南方。

3，有巢氏的故里争辩与传说

3.1，巢湖传说：观点的依据有：①汉代以来有巢氏南方巢居；②以宋代史学家郑樵依据《通志·氏族略》中从姓名学定义得出新的见解："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子孙以国为氏。"；③康熙《巢县志》沿革志进而确载:"罗泌《路史》称有巢氏。"；④考古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巢湖流域和县猿人遗址、银山智人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相继发现，距今约30万年的和县猿人、 约20万年的银山智人和5500年前凌家滩遗址。当时认为是南方长江流域比较早的。

于是，20世纪90年代，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方克逸主编《巢湖》人物篇明确记载:有巢氏"因居巢得名与有巢氏发明巢居有关，而被视为巢湖人。"2006年，巢湖籍学者宁业高研究员、钱玉春副研究员，合著的《中华始祖有巢氏论纲》，通过当代考古文物考证古今文献,论证巢湖流域是有巢氏生籍地望。

证据的缺陷：古代文献需要结合考古验证，在南方，是确定在何处呢？巢湖地处温带，明显比亚热带有劣势，有巢氏之前，适合人类生活的是亚热带；最关键的是随着新当考古发现，往南的考古，出现新的远古城池。那就遭到否定。

安徽和县猿人遗址属晚期直立人，不是晚期智人，还不会使用什么工具，还没有到早期智人阶段；巢湖市银山智人属于约在16～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此时人类会使用火，但仅处于使用简单的工具而已；至于距今约5300年至5600年的凌家滩遗址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似乎这聚居人群与有巢氏有关，

但是，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约9000年左右远早于凌家滩遗址，考古发现遗迹有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同类遗址尚有十馀处。那么，从考古上的不断发现，证明“巢湖传说”的考古论据无法证明其观点。

我个人分析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片面的。以后来的氏族名称的居住地来定位，须知部落是不断迁徙的。何况，有巢氏之前呢？那是什么部落？是谁管理火的呢？其次，就如祝融部落，①人类开始管理火的时期在南方；②记载在伏羲女娲时期在四川，“炎帝魁隗→炎帝炎居→炎帝节并→炎帝戏器→炎帝祝融→炎帝共工→后土”这一时期（有史学家以炎帝魁隗氏政权称呼）在祝融部落在甘肃、陕西、宁夏一带；③而在祝融长琴时期，也就是“炎帝神农（又名羭纥（代用字）号神农氏）→炎帝临魁（又名雨、大隗）→炎帝承（又名号）→炎帝明（又名鈫（wen，同音代用字）→炎帝宜（又名直（代用字））→炎帝来（又名笄（ji同音代用字））→炎帝克（又名里、厘、摚�tu代用字））→炎帝榆罔”之间一部分时期，迁徙到山西、河南、山东、浙江一带，④也有之前没有迁徙的祝融部落在南方；⑤到尧舜禹时期，祝融部落被拆分，大部分被驱逐到如楚国等边远之地。那么，以三个阶段在南方，若以此为推定，则比较吻合？倘若以陕西、宁夏或者山西、河南呢？祝融名称没有变化，地点却发生改变，以之后父系时期赐氏阶段出现有巢氏，就认定该有巢氏是彼有巢氏？就一定在后出现的地方为原来起源的地方？可见，这一论证，只有没有相反的时候，才可以。该推理是不全面的。

3.2，巴蜀传说：观点的依据有：①荆楚之地也流传住有巢氏的传说。春秋时期，晋楚交战，楚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这里的"巢车"，如同鸟巢一样。②汉代扬雄《荆州箴》曾有"南巢茫茫，包荆与楚"之句，这里的"南巢"即是荆楚之地，夏代末年，这里生活着一个叫南巢氏的部落，是夏的同盟部族，夏桀还曾来此避难;后来，南巢逐渐成为荆楚之地巢居民族的通称，有学者认为，有巢氏可能正是来自于荆楚之地众多的巢居民族。③宋人罗泌的《路史》有过这样一条记载:"有巢氏居于 "。清人张澍在《蜀典》一书中认为，这个" 巢"，不是西南夷昆明族，便是一个叫弥牟镇的地方，而弥牟镇就在今天的新都县。④透过甲骨文，似乎能找到清人张澍在《蜀典》一书的这个" 巢"的另一条线索。历史上，周人对一个叫"巢"的小国并不友好，不远千里派兵征讨，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蜀人与周人也有过节，怪不得在周王朝的青铜器上，巢、蜀连在了一起。⑤学者谭继和认为，巢、蜀两国可能相距不远，巢国与蜀国相连，它的得名，或许源于部落巢居的传统。昆明族，弥牟镇，靠近蜀地的巢国，无不彰显著有巢氏与巴蜀之地的神秘联系。

证据的缺陷：①古人先在树上巢居，尔后才有了创造巢车的灵感，"巢车"与楚地盛行的巢居文化不无联系；②同上文论述一样，古代文献与传说需要结合考古验证。

考古资料：四川"资阳人"系旧石器晚期的早期新人类型，属于旧石器晚大约25000年。资阳人用天然石块略加打制，属于晚期智人，距今已有35000年历史。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富林文化类型约为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2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铜梁文化类型距今24450±850年，以石片工具为主，石核工具次之。石片和石核的形制都相当原始；新石器时代的狮子山型文化遗址、富林背后山型文化遗址距今4500年到250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也就是铜梁文化类型距今24450±850年类型的遗址，显示的石器是相当原始粗躁，柳州白莲洞遗址：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而资阳人用天然石块略加打制，为何还比早期的柳州白莲洞人做工还不精细呢？其次，新石器则远没有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约9000年左右的遗址早。虽然，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而距今已有5000～3000年三星堆古遗址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但是时间比较晚。

那么，仅仅以古人记载以及传说，是无法确定的。也还没有发现早于彭头山遗址距今约9000年左右的遗址。

4，有巢氏在湖南九嶷山以南的新看法

    4.1，考古遗址

     从当今考古发现，甘肃省天水市是北方最早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地，是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来源之一。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于约公元前60000年至4800 年。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 7350-7800 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到晚期，已发现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涂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细沙混合筑成。屋前有与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门斗。尤其编号为F901的房大地湾文化址，是为止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筑的最高成就。

   当然，穴居，人类先是在洞穴即岩洞中居住，后来巢居，窝棚，穴居则是自己挖穴而居。然而，彭山头遗址位于澧县现湖南省北部，分布於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代表。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9000—8300年（质谱法测得）。考古发现遗迹有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和以小坑二次葬为主的墓葬，同类遗址尚有十馀处。出土遗物中石器大多数都是打制石器，既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黑色细小隧石器，与本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区别不大。文化遗址中有发现稻谷，被认为应已有稻作出现。

   澧县八十档发现了该文化的城址，遗址大致呈长方形，南北残长一百一十米，宽七十米至八十米。城内分布住成排的房屋，其中有中国最早的高台建筑。城外有一圈壕沟环绕。这座城址可能是中国後来夯土城址的雏形。彭头山遗址发现了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开始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周围挖壕沟，考古学称这样的壕沟为"环壕"。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县（常德，湖南省），它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是中国第一座古城。属于“城”的范畴。当时，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与其它聚落比较起来，可谓鹤立鸡群。考古发掘表明，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极丰富的古城址，也是目前所知延用时间最长、地层关系最清晰的城址。城头山古城内遍地可见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片和文化堆积。城头山城始建于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时期又经过两次筑造。除发现有城垣、城门设施、环城壕、护城河葬外，还在城内发现了从汤家岗、大溪到屈家岭等不同文化时期的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道、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保存完好的中国最早的大型祭坛和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6500年前）。与素称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古文明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年代更早。城头山及周边地区，5000年前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城头山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爲国内专家学者所认同，而且擧世公认。它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距今6500多年）、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遗址区内发现的世界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和中国最早的大型祭坛。

汤家岗遗址。从城头山遗址证明：古人类已经发展出了城墙搭配壕沟的"城壕"式的防卫措施。从彭头山"环壕"到城头山"城壕"这2000年的演变过程中，考古专家在位于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的汤家岗遗址，找到了过渡形态，就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环壕土围。"，考古学者认为"环壕土围"属于从壕沟发展至城墙的过渡形态，或许可以认为是城墙的雏形。

   澧，一个地域性名称，有澧县，临澧县，澧州，澧阳，澧兰沅芷，澧澧，澧沛，澧泉，澧水，澧源，沅茞澧兰，沅芷澧兰等地区，都在湖南常德境内，澧水流域周边城市。

   4.2，王大有以有巢氏出生在苍梧  

  从南方广西、湖南种植水稻早于北方种植粟，那么，人类智人开始的中心区域就应该属于南方。

从湖南常德澧县彭山头遗址距今约9000—8300年的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发现城址分布住成排的房屋，城外有一圈壕沟环绕即"环壕"。城头山遗址是中国第一座古城，从彭头山"环壕"到城头山"城壕"横跨2000年的演变过程中，是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

这城址远比距今 7350-7800 年之间北方甘肃省大地湾文化遗址地的深穴窝棚式建筑要早，当然比巢湖、巴蜀要早。因此，依据人类的认识，先居住的地点，必定先学会巢居。那么，结合水稻种植，有巢氏在九嶷山以南开始，也就符合考古验证、古籍的记载。

故此，王大有以：“传说中的上古时期的有巢氏，出生在苍梧（今湖南九嶷山以南）；有巢氏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曾经游过仙山，得仙人指点，受鸟筑巢的启发，发明了“巢居”。 人们感激这位发明巢居的人，便推选他为当地的部落酋长，尊称他为有巢氏。”这一说法虽然至今我找不到记载的出处，但是，我认可描述的事实。符合《林邑记》:“苍梧已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屋宅，依树上住宿，食生肉，采香以为 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引)的描述与记载。

5，燧人氏的出生地

    巢居时期之后，就是进入了能够以燧石取火的时期，即“燧”。对火的发现者并教会人类使用取火技术的人尊之为"燧皇"、"火神"、"火祖"。然而，祝融是火神，且在伏羲之前就存在，并且在伏羲时期，祝融的“重、黎”即“重、和、羲、黎”为伏羲女娲部落联盟的主要力量。东周时期，燧人氏被尊为"三皇"之首。

    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指伏羲、神农、黄帝的书；五典：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三坟》云:"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

战国末期韩非子《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

    战国时期学者尸佼的先秦杂家著作《尸子》云：" 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尚书大传》是对《尚书》的解释性著作，旧本题汉•伏胜撰。《尚书大传》云:"燧人为燧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也。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日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所以，燧人氏又被尊称为"天皇"。魏晋之际史学家谯周撰的《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

晋·王嘉《拾遗记》云:"燧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北宋《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号鸟)，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同书卷七八引《礼古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遂天之意，故为燧人。"又有"燧人氏夏取枣杏之火"的传说(见《艺文类聚》卷八七引《九州论》)。  

当然，国是后人加上的，部落尚不能成为国。燧人氏在哪呢？网络查询资料：燧人氏死后葬于商丘古城西南3里处的燧皇陵，故以此商丘因此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火文化之乡"称号。是不是商丘的是其中一位燧人氏？何况是以葬地而已。

而王大有以：“燧人氏出生地于湘山（今湖南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并以“史书”上说，燧人氏出生在江南洞庭湖中的一个称作湘山（今湖南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的小岛上，他生而知天文，识地理，精通许多高深的学问，人们都尊称他为圣人”。作出与以商丘不一样的记述：“传说燧人氏所建村庄的遗址就在今湖南常德市澧县车溪乡南岳村一带”。

有巢氏在九嶷山的南方一带，而发现最早的古城遗址在湖南常德澧县，那么，属于洞庭湖区。而有巢氏之后，才到燧人氏，那必然是树木之巢，到树木、泥土混合之房，到横跨2000年距今约9000—8300年的彭山头遗址的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从当今遗址考古来看，商丘没有这么早的遗址。那么，推测王大有以古城遗址来论证巢居也早，得出在澧县一带，而湘山，又名洞庭山，在湖南岳阳县西洞庭湖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死而葬此。'"。洞庭湖，在古代曾被称为云梦、九江和重湖，位于中国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包括荆江河段以南，湘、资、沅、澧四水控制站以下的广大平原、湖泊水网区。洞庭湖南近湘阴、益阳，北抵华容、安乡、南县，东滨岳阳、汨罗，西至澧县。在洞庭湖区的常德、安乡、澧县、临澧、石门、益阳、岳阳、华容等县，发现了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的有汤家岗、三元宫、车轱山和王家岗等数处。

因此，我对以“史书”上说，燧人氏出生在江南“洞庭湖中的一个称作湘山（今湖南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的小岛上”的资料来源无法考证其来源，但是，结合考古分析，在澧县一带，即洞庭湖一带，我是觉得与考古吻合的，可以采纳其观点。

6，巢居时期、燧石取火时期之后的迁徙

      6.1，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10万年崇左木榄山智人、柳江黄种人（同一时期另有山西许家窑人、丽江人、周口店附近的新洞人，没有进入到智人阶段）——距今8万年前的三峡巫山县官渡人（晚期智人）——距今7万年柳江人----距今5万年柳州白莲洞人（另有：河套人、云南西畴人）——距今4万年的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人。

      广西隆安遗址1万年前的石磨、石杵等稻谷脱壳工具-----距今3万年以前湖南玉蟾岩遗址--------距今 28000 年山西峙峪遗址-----1.8万年的山顶洞人——1.5万年三峡河梁人（另有：贵州打儿窝崖厦人）------距今14500 隆林—蒙自人-----距今1.4万年前的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2万年的桂林大岩遗址等桂林遗址群72处（另有：广东牛栏洞遗址、贵州兴义人）——距今1.1万年南宁贝丘遗址---距今1.05万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1.03万年河北磁山遗址----距今1万年的东胡林人（另有：贵阳金阳新区遗址）----距今约9000-8000年常德临澧杉龙岗遗址-----距今约9000—8300年彭山头遗址------距今年代距今8300年前江苏 顺山集遗址-------距今7800-4800年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遗存.

     玉蟾岩遗址，道县地处湖南、广西和广东接壤地带，南岭北麓，位于湖南道州寿雁镇玉蟾岩，俗称“蛤蟆洞”。早在3万年以前，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约1.4~2.1万年。出土了几粒被证明是1.2万年前的古栽培稻，是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稻壳已有1.8—2.2万年。研究人员初步确定陶器碎片的年代距今1.8万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坦言，古人类死后遗骸变成化石的几率非常小，而化石被发现的几率更校目前我国发现的距今１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址有２０００多处，而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人类化石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了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文章，指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与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出土陶扯均为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

     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位于万年县大源乡，是1．4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万年仙人洞位于万年县大源乡，2012年6月29日的science杂志上有文章把仙人洞内的陶器时代推到两万年前。

  桂林大岩遗址，位于桂林市临桂县下岩门山北麓，于1999年被首次调查。发现了一批距今12000年左右的原始陶器。是中国史前陶器中心起源地之一。像大岩遗址这样的洞穴遗址在桂林已发现72处，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远古遗址。桂林境内的靖江王府及王陵、甑皮岩遗址已于2010年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

6.2，不同时期密集居住区

     湖南的穴式建筑到甘肃的深穴窝棚式建筑，早了500～1650年，那是漫长的过程。那么，人类的迁徙，从南方的中心，到四川一带，再到甘肃、山西一带，形成了陕西为中心的活动区域的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陕、豫、晋、甘为主，中心区是关中、豫西、晋南。5213处仰韶文化遗址，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进入了人类部落联盟的大时期。

而种植也从水稻，开始向粟等粮食作物于北方发展。甘肃天水市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测年代距今约7000多年，是中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说明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养成裁培黍，纠正了国际农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国外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说法，证明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未见正式报告，只在论述性文章中认为是“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材料存疑。

    庙底沟遗址：在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西南3公里青龙漳南岸，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省的陕县。遗址内涵分为二期。一期（下层）为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距今约7000年-5000）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上层）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过渡性质的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它是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又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

   遗址内包括仰韶文化遗存（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其中，庙底沟类型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陕西关中、山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的广大地区，而且影响范围很大，是仰韶文化中最为繁盛的一个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则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为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陶器以红地黑花为特点，其纹饰、造型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

庙底沟类型的是以彩陶为特征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西至青海，东抵山东，北至内蒙古中部，南越长江，在燕山南麓和江苏北部都有其造访的身影。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年代早晚及源流关系。

    6.3，中国小麦考古遗址发现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 “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新疆的孔雀河流域，就是在楼兰的小河墓地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麦。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痕”（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这三个材料存疑。

   2010年的3月29日，宣布在位于四川省汉源县，以麦坪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中发现了拥有至少5000年历史的汉源麦坪，这个曾经仅仅因为小麦的高产而得名的地方，考古学家在东灰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小麦、大麦、粟、黍籽粒等作物的炭化籽粒，尤其是小麦粒完整饱满，且数量很多。

    李璠等专家在东灰山遗址采集标本中，将其认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并公布了一个碳１４年代测定数据——树轮校正年代距今5000±159年。此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东灰山炭化小麦标本进行了碳１４测定，断定为距今4230±250年。是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东灰山遗址是“四坝文化”的一部分。

    安徽蚌埠禹墟考古发现，来自禹墟夯土台西南祭祀坑内，首次发掘时的碳14测定，遗址年代距今4100年，这就意味着，这些麦粒年代距今也有4100年。资料显示，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在山东。

     6.4，遗址文化承接与人类聚居区的变化

     从考古遗址发现：北方文化走向：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分布中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范围较大。"碳化"测定为公元前3910年，上下浮动125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仰韶文化之后，出现了小麦种植时期。也就是人类的聚居，从水稻区的聚居---粟区聚居---北方小麦聚居。

每一次迁徙，都会融合新的部落，形成更大规模的部落群体；每一次迁徙，都不是全部彻底的迁徙，还保留一部分在原来的地方。从城头山遗址证明：古人类已经发展出了城墙搭配壕沟的"城壕"式的防卫措施。从彭头山"环壕"到城头山"城壕"这2000年的传承过程。

   那就是伏羲女娲至炎帝魁隗氏部落联盟时期，还没有南北种植的分化，到了前4781年（参照王大有的划分）祝融部落从陕西、河南、山东一带（见《仓颉造字来源于祝融部落的传授》），开始种植小麦，为推广小麦的种植，有了先决条件。此时期也是炎帝神农氏时期。

     也就是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会融合其他部落形成新的联盟。从10万年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此时，同一时期的广西柳江黄种人、山西许家窑人、丽江人、周口店附近的新洞人，还没有进入到智人阶段，也就是智人出现有先后。而到了晚期智人时期，距今8万年前的三峡巫山县官渡人（晚期智人）——距今7万年柳江人----距今5万年柳州白莲洞人（另有：河套人、云南西畴人）——距今4万年的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人。广西隆安遗址有：1万年前的石磨、石杵等稻谷脱壳工具-----距今3万年以前湖南玉蟾岩遗址。

这些遗址都以南方为主，如距今1.2万年的桂林大岩遗址等桂林遗址群72处，且进入水稻种植，那么，先进的文化必然是人类聚集在南方。随着气候的变化，人类的迁徙云南、四川，10万年就存在的丽江人也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形成人类基因的混合；之后，再迁徙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等地，10万年就存在的山西许家窑人、周口店附近的新洞人也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开始种植粟、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的人类聚集区，带来了南方的穴居生活方式。如5213处仰韶文化遗址，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之后，祝融部落迁徙（前4781年，参照王大有的划分），地点范围与种植小麦的出现高度吻合，在山西、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形成新的人类聚集区。进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分布中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之后，进入距今约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黄帝的时期，从北方被迫迁徙而来，形成大溪文化：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之后，约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进入屈家岭文化。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分布范围较广，西越宜昌但未进入四川境内，北达河南西南部(南阳地区)，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南达洞庭湖一带。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四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形成良渚文化；在四川形成三星堆遗址。

     以一个部落为主要力量，其他不同部落也在发展。并且不同部落进行婚姻，基因的混合出现先后的变化。从《山海经》的排序，基本延续南→西→北→东的排序，是与人类的迁徙相一致的。

7，长江流域遗址分析 

    7.1，古籍记载与参照王大有的时间划分

⑴，《山海经》第18卷《海内经》记载: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即生了十二个儿子，分别以十二个月命名)。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与《大荒经》记载：“常羲生月十有二”，是说常羲创造了十二月历法。

    ⑵，《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⑶，《国语·楚语下》有楚国史官观射父对《尚书·吕刑》篇的解释：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

     ⑷，《书·吕刑》：“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孔传：“ 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 孔颖达疏：“ 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

      ⑸，《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晋书·宣帝纪》：“其（司马氏）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 章炳麟《答铁铮》：“中国重黎司火，於火教本有因缘，郊之为祭，大报天而主日，此明以火为最上之神。”。

      ⑹，《周礼疏序》：尧典郑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圣贤群辅录注》又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扬子法言》第十卷，杨雄《法言义疏》： 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注〕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乱德，帝颛顼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近和。”〔注〕尧有羲、和之官，王莽时亦复立焉。圣王之立重、黎、羲、和，考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注〕羲主阳，和主阴，故云耳。〔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者。汉书律历志臣瓒注云：“古文‘火’字与‘北’相似，故遂误耳。”）此皆以国语及他书“火正”字为“北正”之误。今按尧典孔疏云：“左传称重为句芒，黎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称为火正；句芒木官，不应号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传称颛顼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盖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为阳位，故掌天谓之南正；黎称本官，故掌地犹为火正。”其说最为近理。

      ⑺，《尚书地理今释》曰:“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今江州、郑州、岳州也”。梁启超又说:“此族(苗)最初之根据地，左传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则今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

      尽管王大有的黄河中心论与我的人类中心先于南方形成，后文明中心不断迁徙变化。然我试图结合参照王大有的划分，结合考古进行分析。

   黄帝轩辕氏政权共历十五帝，传国四百六十一年（公元前4513——前4053）；

   少昊金天氏政权共历七任帝，传国虚记二百六十四年（公元前4053——前3790）。
   颛顼高阳氏政权共历十二任帝，传国虚记四百一十一年（公元前3790——前3380）。
   帝喾高辛氏政权共历二十一任帝，传国虚记五百八十二年（公元前3380——前2799）。
   帝挚青阳氏政权共历十七任帝，传国虚记四百四十三年（公元前2799——前2357）。
   帝尧陶唐氏政权共历六任帝，传国虚记二百三十年（公元前2357——前2128）。
   帝舜有虞氏政权共历二任帝，传国虚记五十七年（公元前2127——前2071）。

7.2，祝融部落（三苗）从河南等地迁徙

“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工。”不是生，而是部落首领的更替。那么，是不是一个时期呢？王大有把祝融生共工作为一个时期的，我分析认为不是同一个时期，是间断很久的。

   为何呢？降，投降，归顺，降服。祝融部落属于一个强大的部落，在《仓颉造字来源于祝融部落的传授》一文，我就论证董姓部落在：山西曲沃、古鬷川（闻喜县）、翼城、襄汾、绛县、夏县、平陆、芮城、蒲阪（今永济）等地，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市、濮城、滑县、临颍县、长葛、许昌、郑州、开封、洛阳、汝州、平顶山、宝丰、鲁山、伊川、禹州、郏县、龙兴、长垣、封丘县、兰考县，山东东明、定陶。这大范围都是董姓部落豢龙的地方，是部落所在地，何况，祝融部落远远超过这一范围。

  那么，从炎帝祝融开始，祝融长琴迁徙。炎帝神农氏、仓颉、蚩尤都曾经作为各大部落联盟首领或区域联盟的首领。因此，在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至大溪文化（ 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之间，最少缺失800年以上。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513——前4053）时期，就在与蚩尤的争夺中取胜后，以“九黎乱德”之名，祝融部分被“降处于江水”，也就是长江流域，远离了平原地带。《山海经》中也有记载：“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

  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乱，即乱此巫觋祝宗所司之序也。又‘三苗复九黎之德’，又‘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一个自古以来确定的制度，这样的一个乱了两回又复了两回的旧典，说明祝融部落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且无法忽视。祝融部落历来是观测天文、祭祀的，也就是有先进文化的代表。“本来神有神职，民有人事，各应守其本分；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家家设祭请神，刻刻作非分的要求，弄得神和人狎成一体，不可分别。所以上帝作一次断然的处置，命重、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回复原来的法度。……重、黎惯于上天下地，所以能绝地天通。重黎即重部落和黎部落。重是少昊之子（即在少昊时期的主要倚重部落），也在江水流域；黎部落是颛顼妻子女禄的娘家部落，女禄的禄是黎字的通假。女禄所在的部落也叫滕濆氏，是祝融离朱后代的一支。滕濆氏也叫滕奔氏，奔是濆的通假。滕濆氏在今天的山东滕州，滕州就是因滕涌的喷泉而得名。黎(禄)姓滕濆氏地理位置在今天滕州一带，与他祖先祝融所在的邾娄很近，女禄与颛顼的后代也有一部分称祝融的。那么，颛顼是入赘祝融部落。于是，形成重在江水流域即“祝融降处于江水”形成了大溪文化。也就得以迅速扩大。故有《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并且“祝融生共工”，“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而“祝融生共工”这就是我论证的，神话世系不是一贯的连续，共工成为大溪文化时期的首领。

       然而，好景不长，大溪文化的发展，不归顺帝喾的管理，于是，《史记·楚世家》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为何“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毕竟原来在滕州形成与共工联姻的关系，后来共工到大溪文化遗址处成为首领，共同的反抗帝喾，，最终，“诛重黎”，也就是其他地方的祝融部落，首领被不是自己的部落的人担任，吴回是祝融部落分化出来的，就采用兄弟部落来管理，出现《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就把共工（即共工领导下的大溪文化遗址的部分祝融部落）流放到三星堆古遗址（5000～3000年三星堆古遗址）与屈家岭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600年），最后，就把其他部落的陆终作为祝融部落首领，陆终入赘祝融部落，依然强大，帝喾就把祝融部落搞的支离破碎，形成六个各自独立的部分，即祝融六姓，是经过三年火长期的战争。《大戴礼》云:‘滕奔氏之女,谓之女娽,是生老童。’生伯称、卷章、季禺三人。卷章生黎及回。黎为祝融，卒。帝喾以回代之。回食于吴，是曰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子曰樊，樊为已姓，封于昆吾，即古帝丘颛顼之虚。”；《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载：“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产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肋，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羋姓。”可见，“孕而不育，三年”，最后，从祝融六姓变成祝融八姓。故有《尚书地理今释》曰:“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今江州、郑州、岳州也”。梁启超又说:“此族(苗)最初之根据地，左传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则今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

而从祝融得姓氏者（夏朝封大小国家），近百个姓氏。钟离，有记为“终黎”，应为重黎、“鐘離”，是祝融鐘離的最直接后裔。西周初，鐘離国封地在山东枣庄峄城，大约2600年前的春秋初期，受到东吴国的压迫，南迁到淮夷的根据地安徽凤阳，在此建有钟离城。史书载，周代钟离子国，春秋时位于吴楚之间，被两国反复争夺，直至战国末期钟离子国归楚。奄徐王族钟吾氏，也是鐘離的分支，在今江苏新沂、宿迁一带建立子爵“钟吾国”。春秋时期，于公元前512年钟吾被并入吴国，国灭。《史记·秦本纪》作“终黎”，嬴姓之国。

  尧帝要笼络祝融部落，尽管成为八姓，依然在各个部落中成为相对主要的力量。于是，“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可是对于边远的祝融部落的部分，到尧舜时期，有了三苗的专称，借故三苗“在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向三苗发起进攻，打了许多年的仗，至尧在位七十六年(公元前二二零八年)。才把三苗打败。据史料记载，在长江战败而溃散的苗民，溯湘江进入苍梧。舜杀向苍梧而来。于是“舜崩苍梧之野”，修务训更说得明白，“舜征三苗，道死苍梧”，舜战死后，葬于九疑山深处，后来叫“零陵”。舜死后，禹继位。把华夏联盟的大兵，不是开去进攻三苗九夷，而是一齐开去治水。其他部族乃至三苗，都因此感动，愿与夏禹合作，当时三苗部众生活于长江流域，治水工程如若没有三苗的参加，禹治水工程是不能成功的。但夏禹治水成功后，抽出大兵，向三苗集团发起了总攻。三苗生活于长江流域，夏禹出师三苗“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于降之咎”，战争十分残酷，“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三月不见曰”。可见三苗遭杀戳之惨。一部分苗人，继续向南逃窜。荆楚、楚荆、荆蛮、南蛮等不同的呼唤，都是泛指苗族人们的共同体，他的前身，还是三苗，帝喾之后形成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许多遗址的总称。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

     7.3，长江流域文化为何不是从仰韶文化直接进入？

     南方文化走向：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溪文化（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 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主要遗址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 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和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和划城岗等10多处(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分布在西越宜昌但未进入四川境内，北达河南西南部(南阳地区)，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南达洞庭湖一带。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四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 有京山屈家岭遗址、荆州阴湘城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钟祥六合遗址、天门邓家湾、谭家岭和肖家屋脊遗址等。）---长江中下游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遗址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

     若是大溪文化直接从仰韶文化进入，那就会出现①时间不能间断，②就变成是南北的不同文化走向，与迁徙河南、山西等地的不同。③不可能是从北方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进入而来。

     那么，既然如此，则推导出不是三苗的迁徙，那么，这几次的迁徙到哪了？就与历史矛盾，与远古记载相矛盾。因此，得出的判断是从北方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时期迁徙而来。

   从《大溪文化彩陶溯源》一文对比论证：“良渚文化年代虽然要晚于大溪文化，超越了时空距离的文化影响在绞索纹彩绘陶上还是反映得很清楚的。它们在受大溪文化影响的同时，对绞索纹的绘制也有变更，形成了新的风格。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大溪文化也有发现，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很常见。黄河下流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有绞索纹彩陶发现。相似的较为复杂的绞索纹陶器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过，很像是编织纹，但基础构图还是绞索纹。彩陶花瓣纹绘中分线的做法，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通常是不见的，但在大汶口文化中却很普遍，这也许表明大溪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过直接的交流。大溪文化彩陶的出现，既是本地传统的体现，也有的明显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结合大汶口文化的器物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多，大溪文化圈足的大量运用，因此，我认为，大溪文化既有庙底沟文化，也增加了大汶口文化的传承，因此，大溪文化有大汶口文化即祝融三苗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