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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整理2001年2月
送交者:  2016年05月20日16:39:38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整理2001年2月
为毛泽东修“南湖”


也是1970年,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岛一号有一个房子,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小岛一号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我们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广州那个城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麓湖边上,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还是好的,但是太嘈杂。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泳,我去看了,无意之中我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这个地方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这样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一个是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后勤营房部副部长邹和典,他们三个人,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他们去看,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你们都把它记回来。这样,搞好了以后,我们就在1970年的5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

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办具体工作的就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

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汪东兴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就是康生,这个……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哪!专门跟着主席的!“我们(汪东兴、张耀祠),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

……

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了,在哪个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怎么讲呢?他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要看不见!哎呀,好费神啊,费力啊!走来走去,走了又走,看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是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不能总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所以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八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

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来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后呢,他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原来就讲了和张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大高兴,没办法,不高兴嘛,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号下来水上、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那个位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好,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原则定的,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思来办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他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这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个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费了,没有用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就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结束吧!搞完吧!”这样,“松园”的房子是后来,“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

修起来了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一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坐机,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坐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坐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个大厅有一台坐机。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地给他们修的,1974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庆林,作战部副部长,是很老的同志,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是给林彪的,在这个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你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汪东兴说话!他就不说,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1974年,批林批孔,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说:“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使广州军区大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后,汪东兴是“四人帮”之后的副主席,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的,是中办主任呀,那时毛泽东还在呀!你们不说话,把这边搞得灰溜溜的,检讨呀,追呀,查呀!当时七四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丁、任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来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来,林彪南逃广州,广东领导人知道!翻箱倒柜,批林批孔是从3月份搞起的吧,3、4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7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这个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这个房子给毛主席修的。好,这样才结束。

“九一三”事件后的广州军区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来总理给我电话,说是“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就是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他的儿子什么的,逃跑了!这是周恩来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广州部队的信任。

周总理给我几条指示:

第一、广州陆、海、空归你直接指挥!

第二、直接听毛主席和我的指挥!

第三、广州地区要稳定,部队要稳定,政府要稳定,所有的都要稳定。

第四、加强边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进入指挥所。

第六、监听敌台广播,注意敌人动向。

当时林彪逃跑,他在温都尔汗摔死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啊,当时,就是看林彪这么逃跑,外国有什么反应?

周总理给我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找到刘兴元、任思忠,我说:“总理告诉我了,林彪逃跑了。军区的全体领导同志,立即开常委会,在留园,在留园我们党委办公室开会,这是可以查的。当时决定,我们完全拥护主席、总理的指示,我们坚决听主席、总理的指挥。并且立即发电报给中央。我们备战,一下子就进入指挥所,机关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机关,不允许休息,备战!很紧!

当时就是这样,我听他们讲,这个电报当时搞得苦啊!我们的机要局长魏继烈,他是局长,不大译了,搞得时间长一点,硬是追他,为什么搞得那么晚?时间搞得那么长?追得不得了,这次非得他亲自译不可,这可以查,电报有原稿,中央也会有电报的,档案可以查!

这是第一,我们表态。第二呢,传达之后,广州地区的部队、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林彪逃跑了,广州地区的部队动乱哪,或是怎么样哪!没有这个事情!很稳定!

国庆节没过几天,李先念和华国锋就来了,到广州来了,后来他给我讲,他们认为广州肯定是很乱,他一看,哎,没有什么事嘛!很平静嘛!所以李先念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对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动他们!不要牵连他们,李先念呢,他们就想这么个问题!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情。所以广州军区没有发生什么逃跑呀,自杀呀,还是搞其他什么,没有啊!如果按照那种想法,我们都是林彪的人,那还会不出事情吗?

那么林彪南逃你们知道!搞啊!我那个秘书陈宏康抓起来,还有其它一些人,许世友找他们谈话,找李维英(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谈话,说你李维英有本事,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揭出来,你就可以怎么样重用,就是封官许愿!李维英讲:“许司令,我不能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假话,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战部长王玉振喝茅台:“你们把问题揭出来,怎么怎么的,林彪南逃,只要你们谁说一句,‘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这些人是久经考验的人,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作战部长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受牵连!“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那时候的电话,查呀,说邱会作给我打电话,我说:“没有!”“九一三”之前,邱会作老婆是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候我有病,是问候我,说:“你的病怎么样啊?”说的我的身体,根本没有谈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1974年,第二次是1977年、1978年、1979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知道,陈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事对广东,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的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

我在南京工作时,1974年的8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那就更不说了!我们九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对林彪思想上的认识,都作检讨。这个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我,说“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不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吵起来!张春桥说:“林彪南逃,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上海,为什么只打上海,就没有广州?”我说:“这电话又不是我打的,电话总机在北京,你问他们,你问我干什么?”

……

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这个,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有记录,有材料。怎么办呢?在北京,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

从思想上讲,我们对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思想上确实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们没有和他搞任何的阴谋诡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讲了,我和林彪见面就这么几次!话就这么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来往。通信都没有。我怎么成了林彪的死党呢?

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1974年8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广州军区,说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嗬!那1974年搞得凶啊。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林彪要南逃,我们从东莞订了几吨重的鞭炮,准备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27层的广州宾馆楼顶上,从顶上挂到地下,准备欢迎的!军以上的干部,都在广州开会,准备欢迎的。我们军以上的干部是办学习班,读书,读那30本书。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是可以查的,是宣传部搞的。

……又说:“为什么卜占亚的老婆到广州来?”我说:“她到广州来我都不知道!后来问她,她说是来广州学习接待外宾,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们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亚老婆到广州来,我怎么知道啊?”

林立果在广州住了半年,我们广州军区的领导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也没有到我们大院里面来,这可以查的。我们跟他没有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白云山我们也不知道。这可以查,我们没见过林立果,我也不认识林立果,这可以查呀。所以这一段,我很气愤。……

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广州军区领导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们搞了这样多的大的运动,翻箱倒柜。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搞得这么厉害,你们搞到什么证据没有啊?没有任何证据。这样多的人有人知道没有啊?领导者没人知道,有人说他知道,后来他又翻供了,他说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今天郑重声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他到哪儿知道啊?没有嘛!

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五七一”纪要,他提到说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他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哪有这道理,哪有这个逻辑啊?你们查来查去,查这么多,都毫无根据,硬是把这黑锅扣在广州军区领导头上。当时全国11个大军区,有六个被列入“借用力量”,还有好几个军和省军区,为什么偏偏揪住广州不放,我敢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保证,我不知道。

……

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们俩个人,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你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什么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这可以查。

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你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从井冈山你们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们,你毛泽东叫他当的?丁盛、刘兴元有这个权力说:“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是我们叫他当的?这不讲理嘛!那么,你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对的,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那么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说我们,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强加在我们身上!“九一三”以后,打击多少人啊?

……

我们广州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忠实,忠诚!比如说冬天,北京没有蔬菜,由我们广州军区供应。

毛泽东当时喜欢吃什么呢?蔬菜嘛,我们这里是空心菜,玉米,我们在海南岛种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还有其它的青菜。饭,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着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包,尝也没有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我们修的毛泽东的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怕飞机轰炸,就在七号楼旁边,几公尺的地方,打一个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里面还有小房子,有飞机轰炸时,他在房子里面可以休息,还可以办公,很安全,如果不打原子弹,那绝对没问题。

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了,睡了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给我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好,他很高兴,大姐给我讲: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有来住过,康生没有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过,董老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其它的没有,江青住过,江青在一号住过,松园她住过。

1970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韦国清、刘兴元他们活动,要到江青那儿去照个像!江青过去也不认识我,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话。江青就答应了照个像,有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我,我们四个人,到她家里照个像,每人都照了。话嘛,没有什么说的,那时候我也不插话,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认识我,我们也没说什么话,我记得好像在她家里吃了顿便饭。

我在广州军区工作这一段,小结一下。

我认为广州军区的领导和部队,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队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经得起风雨,经得起考验的。林彪事件后,广州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广州军区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做亏心事!广州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谁都没有搞。我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也不必要搞阴谋诡计,搞什么阴谋诡计啊!我们都是工作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应当要好,上级说话不执行能行?毛泽东在长沙与我谈话,我们全部执行了,贯彻了,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北京,我就作检讨,总理讲:“你不要检讨了,你们思想检讨,检讨够了”。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来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作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1973年12月份,我们八个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接见我,毛泽东讲了:“你呢,实际上到广州也不久,也调换一下,你身体不大好”。毛泽东这样跟我讲,总理在跟前介绍的!谁谁谁,“噢,我知道!要注意身体”。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事!”

这样讲的,总理一个一个讲。所以,这一段,我们应该向党交待,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绝对没有事情。强加广州军区的,强加于哪一个人的,都是错误的。

对于丁盛本人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丁盛将军还有温玉成将军等一大批军人,在文革政治旋涡中犯错误落马,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战争年代优秀的军人,无法适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起伏跌宕的政治环境。与林彪在历史上形成的渊源,更无法置身党内残酷派系斗争之外,直线条的军人性格不善于左右逢源,不广结善缘,导致政治上孤立无援。当他们政治上的靠山林彪,毛泽东轰然倒塌后,必然为重新上台的饱受迫害的老干部势力报复发泄的对象。

有人说军人不宜参与政治,可是中国军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现实政治?!

他们的失败从来不是品质的问题,而是处世方法的失败。

在和平环境政治斗争中,功勋卓著比不过见风使舵,合稀泥。这一点,貌似粗憨的许世友将军,在建国后却有着过人的精明。与各方面良好的关系,使得许世友将军在风浪中波澜不惊。生前身后俱享荣显。

反观邓叶二公在文革的政治旋涡中虽历经艰险,但终能脱颖而出,掌握政权。主要是与党内传统势力关系紧密。有坚实的人事基础,人际关系是中国古往今来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在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了一副挽联: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
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展开(428行)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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