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禹导九河的积石与“苗民、三苗之民、三苗国、三毛国、毛民之国”的有机联系，得到了相关史料的论述。提出注意的是：“苗”的读音古代是读作“毛”音的，今天的西部方言苗族自称“蒙”，由此可见：“苗”或“有苗”的称谓，是古代对夷蛮少数民族歧视性的诬称而治袭成俗。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称：“元时又有苗称，(明)清代且以苗族统括西南各省的土著民族。”极有见地。

　自然条件的优越，正如《西山经》所言：“积石之山......是山万物无不有焉。”远古的苗民，就是这块丰茂肥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黔北西部方言苗族《芦笙古歌》唱道：“从前，黄河十二岔，我们苗家十二支，六支住在银大坝，六支住在金大坝......天不热，地不寒，雨不多，水平静，山青翠。庄稼若箐林，牛羊布满山，苗家有吃又有穿。

这正是中国史前史新石器晚期的仰韶彩陶文化时期，这时原始人的生活已进入畜牧兼农耕阶段。专家曾在甘肃马家窑发掘出猪、狗、家畜以及大量的野牛、野鹿遗骨以及丰富的彩陶残片，“毛民之国......依姓食黍”。黍、高梁，在《威宁苗族古书》的传说中，苗民最先住在山上，以竹果为食，故生活艰苦，后来下到河边找野菜，见到一种有杆植物结红颗粒，便采来充饥，此即后来的高梁。

　　《吕氏春秋·恃君览》：“尧战于丹水之浦”。距今约四千余年，解读“战于丹水之浦”，对于研讨川黔滇西部方言的迁徒是一个关键。
　　母系氏族时期是伏羲氏末期出现对偶婚烟的时代。这种制度下，不管真正的血统如何，只以主要的妻的生育为直系子女，如《史记·索隐》：“尧娶......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称：“尧只有一子曰丹朱。“与母系血统的继承相适应的是母系财产的继承。所以，规定了男子出嫁、女子娶夫的习俗，例如，丹朱嫁有扈氏。

　远古人以母系为世系，故无姓。史称：“尧封子于丹水，《山海经·大荒北经》言：“禹导九河”的积石“有丹山，此山出丹朱也。”是丹朱为封地，以封地面名“丹朱”。但史书上所言：“尧战于丹水之浦”，又“封子丹朱于丹水”，且不是矛盾吗?应当理解为：以武功著世的尧以夏兵渡黄河攻占了积石山，征服了苗民，然后“封于丹朱于丹水。”关于这次战争的产生，传说最初是由于两支民族间为宗教祭祀的纠纷而引发，故今天川南叙永西部方方苗族的一支仍有“不吃猪心”的习俗存在。⑤近代学者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一书中引用《淮南子·地形训》：“昆仑山墟以下......黄(河)水三周复其源，饮之不死，是为丹水，河水出东北陬，贯入禹所导积石山”。故而先生又说：“黄水三周复其源为丹水，是黄水与丹水无别，黄水又名丹水......”显然，“黄水为丹水”，“贯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些史实的论述再一次证实：“尧战于丹水之浦“的丹水，便是今日甘肃的积石山。史家引《水经注》，皆以今日丹江为丹水，故而三苗研讨杂说不一，颇显混乱模糊。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钢》中提出：“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甘肃境。”他引《战国策·魏策》“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水”，说：“后世误谓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既左右易位，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江北汉水流域和有名洞庭者(楚话所咏洞庭是也)。”并在《史记地名考·序》以“洞庭、彭蠡地名的演变作例，进行一番论叙，以驳斥世人言洞庭必今湘之洞庭的谬误。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有黑水这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 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
　　《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士敬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有驩头之国。熟濮注：地所宜黑黍，皆禾类也。”
　　又《大荒南经》：“赤水出昆仑山。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一曰三毛国。”

　　上古之代对偶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又，男子出嫁，父子不同姓，故“尧、有虞氏”，“丹朱、有扈氏”《竹书纪年》载：颛顼的母亲“感星光而生颛顼高阳。”《山海经》“驩头......厘姓。”《三苗考》引证郝懿行：“厘与僖同，黄帝二十系中第九支即头。”又：《国语》、《鲁语》：“有虞氏祀黄帝而祖颛顼。”所以说，驩头是黄帝、颛顼支系的。”
　　另外《左传·文十八》：“黄帝氏有不才子......谓之浑沌。杜预注：即驩头也。帝鸿黄帝也。

　　驩头之国，“西北海外，有黑水之北。”古人以昆仑为西五母神仙的居所，为赤水、黄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的发源。《淮南子·地行训》：“(昆仑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弱水......南至于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故而。《山海经》中的“海、海外”及“驩兜放逐崇山、自投南海”指的就是北昆化之南的今日青海湖。以驩兜“有翼、食海中鱼”来类推，驩兜氏族的聚居地应当在今天的湟水，即青海湖以东，积石山黄河西北的西宁谷地。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尧的帝位不能传给丹朱......也不是丹朱是十恶不肖的儿子，事实上是氏族评议会不能再举丹朱。而丹朱也嫁给别的族去作女婿去了。”尧战丹水，依靠驩头部落，征服了积石山“有苗氏”，驩头做了三苗的君主，封子丹水，丹朱嫁给了有扈氏做了女婿。

　　古史传说：“舜传贤”并不可信。
　 《汲冢竹书》“舜篡尧位，立丹朱诚，俄又夺之。”
　 《骆史·发挥》引《纪年》：“尧末德衰，为舜所囚。”
　 《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如此非常状态下，《山海经》“......帝念这潜为之国，是此毛民。”这里的“帝”，便是篡位后的“舜”，他对之子丹朱在积石三苗封地的一举一动非常不放心，总以为“三苗之国”隐藏着反对他的阴谋，便称苗民为“潜为之国”。
　　鉴于各个氏族部落首领间的利益冲突，驩头以武力作后盾，在华夏联盟议事会上坚决反对“舜篡尧位”的合法化。对立矛盾交织的结果是双方付之以武力。《荀子·议兵》上说“尧伐驩兜”，其实不是足信，而是舜“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手段。

　　舜惩办失败者，将驩头“放逐崇山”，“驩头自投南海而死。”《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驩头尧臣，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以其子居南海而祀之。”舜所谓的“怜之”，不是真的怜悯宽恕，实际上将驩头家族全部流放到了荒凉的青海湖。
　　同时，舜，这位传以贤明而一统一天下的帝君，并没有打算放过曾助驩头“反叛”的有苗之民，于是采取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罕见、残忍的非常手段，将一个庞大的氏族部落整体流动——“窜三苗于三危。”

　　传说舜的时代，生产力最高、战斗力最强，所以自始就表现着对其部落的优势。他战胜了“共工、驩兜、三苗、鲧”等氏族部落。战败者的耕地被夺取，人口被俘虏作奴隶，或被驱走流放，或成为提供税贡的从属。这时，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国家诞生的前夜。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头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从而实现了军事优势的统一大治。
　　《孟子·万章》：“杀三苗于三危。”
　　《地道经》：“陇西郡首阳于三危，三苗所处。”又云：“鸟鼠（即蝙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处是也。”今天的陇南地尚存伏羲庙遗址。
　　《河图括地象》：“三危山在鸟鼠（即蝙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徒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通典》：“沙洲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
　　《诗地理考》：“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地。”叠：叠山;宕：今宕昌。皆高山穷谷之地。
　　像古代犹太人被流放于巴比仑，有苗氏在夏兵的驱赶下离开了积石山祖先的故土，离开平原，渡过汹涌的洮河，被流放去了三危的崇山峻岭，开始了四千年苦难的迁徒历程。
　　


岁月流逝，不变的是三苗后裔对其民族发源地——黄河边的积石故土的怀念之情......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的丧葬仪式有《指路芦笙》，要引导亡灵回归祖先故土。“他要带上一只管时辰的公鸡，背上驽，拿着宝剑、虎伞、穿上火麻鞋、圆底花鞋......他要过清水河、浑水河;过水溏、血溏、要爬雪山......”⑥1991年底，贵州省民委组织了川黔滇方言民族文化考察，在云南文山州、红河州收集到了一首《指路歌》：“你要去见祖宗，从老家(指南方)往前走，不走日出的地方，也不走日落的地方，只能往前走，前面又有一座积雪的大山，你必须踏着雪翻过去。下面是平原，你的祖宗就在那里。模糊而条理清晰的地理座标，提供了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从北向南迁徒的信息。歌中大雪山，应当是古三危以南今天洮河与白龙河之间高达4811米的叠山，终年积雪，树林懋盛，山势重叠，因而得名。其白雪高寒，是难以抹去的民族残留记忆。

　　迁徒的不归路充满着苦难。“各个村寨扭成一路，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去”，“手拉着手我们去渡河，手牵着手我们翻山越岭。他们把首领的吟唱编成芦笙来吹，拿这首芦笙来照应。你吹，我应;我吹，他应;起程的时候吹，在路途中吹，住宿在哪里也要吹。”
　　舜流放三苗，“以易其俗”，强迫苗民改变服饰、芦笙、语言等苗文化，但遭到了苗民的抵制。这方面的史实，也在黔北《芦笙史诗》中反映出来。
　　“我们讲苗话，夏人要咒;我们吹芦笙夏人要骂;我们穿麻布衣服夏人也要乱叨;苗家穿裙子夏人也要乱造。我们苗家伸不起腰，我们苗家抬不起头啊。”

　　分北三苗的“北”字可作“甄别”解，又作“背，留善恶去。”讲舜命官员对三苗进行考绩，针对其君臣表现实行所谓“五流三居”的分散瓦解政策。
　　“夏人驱赶我们上高岭，没有田地我们自己砍，没有田地我们自己挖。”流放到三危的三苗之民，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的生产，开荒拓地，获得了休养生息，恢复了生机。同时，又得到了一些部落的加盟，人品增多，又渐而强大起来。此时，舜在除流“四凶”后，为了缓合内部矛盾的激化，曾“休德三年”，或许用了更长时间整顿、巩固和清理内部关系，不再轻言用兵。禹请舜对三苗用兵，遭到舜的拒绝。
　　《帝五世系》：“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于戚而午之，有苗请服”。
　　《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三苗乃服。”
　　《荀子·赋篇》：“干戈不用，三苗服。”
　　古史大言舜之德政，基实，“执干戚而午之”，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三苗乃服。”夏与三苗相处的时间极长，或友好利用一面，或武力征服一面。或利用、或消灭、原无一定。
　　和平相持的时间不会太长。当舜将目光从甘、陕、谓河流域转向黄河中下游平原，面对东夷的挑战，他决心清除后患，“执干戚而午之”，“分北三苗”，用政治手段解决三苗问题。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五流三居”。针对三苗氏族部落极多，支系纷杂，分布有远有近，有亲有疏的状况，史前文明的政治手段来处置苗民的方法拟已不少：有“窜”，有“施象刑“有”“宅”或安插;有“丕叙”，大张齐鼓的声讨，或使之就范......内部的分化瓦解，“不令相从，善恶明”，进一步削弱了三苗的力量。
　　《正义》曰：“前流四凶时，三苗之君窜之西裔更绍其嗣，不灭其国，舜即政之后，三苗不复从化，是暗当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恶，舜复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又云：“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夺其官司爵，或徙之远方。升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进其爵位也。”
　　被“五流者”为“暗”：愚昧、糊涂、凶顽、复不从化。于是，三苗之中的大部分氏族部落又面临舜的军事挤压被迫离开三危，向东南，渡西汉水，翻过三危以南，西秦岭终年积雪的叠山以东的徽(县)、成(县)盆地，再渡过嘉陵江上游而进入汉水流域。
　　而那些未随大部迁徙的“三居”者，则与当地羌人融合，演化成了中国古代的“ 羌 ”。古克（？）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那断然是不错的。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地图》(一九五六·沈阳师范学院)关于公元前21—前16纪纪夏代各氏族活动的区域地图上，有苗氏的活动区域被标定在汉水流域。这基本上是“分北三苗、五流三居”后有苗氏向南迁徙后的概况。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起。”这表明禹征东夷在其后，为免除心腹之患，先以“苗顽弗其工”，不尊王，不纳贡为由，大集诸候，宣布对有苗氏的战争。
　　这应当是在舜死后发生的战事。华夏母系氏族联合军务酋充任，又为舜、禹舜死，又推选益补两头军务酋长制。如尧、舜两头。尧死，选举禹充任，又为舜、禹;舜死，又推选益补充，又成禹、益两头。故而，对三苗的战争初期失利，“三旬苗民逆命”，禹重新班师振旅，又成禹、益两头。故而，对三苗的战争初期失利，“三旬苗民逆命”，禹重新班师振旅，“益赞于禹”，表示了对战争的支持。对有苗氏的战争非常残酷。
　　《古本竹书纪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夜不出。”
　　《随巢子》：‘昔三苗大乱，龙生于苗，犬哭于市。”
　　《论衡》：“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
　　《金匮》：“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
　　血流遍野，几无人烟，战争的惨烈，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墨子·菲攻》：“后乃遂几”，三苗衰亡。自此，史书上不再有关于“有苗氏”的记载。
　　《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分析其透出信息：大部分被迫向南迁徙后，少部有苗氏部落被迫归顺，成为奴隶。“三十五年”是“夏禹三十五年”，禹命令他的儿子启领兵征伐有苗氏。特别注意的是：启所征讨的对象是有苗氏，即古代史之三苗——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人。其中，并未含有“九黎”的相关存在史实，因为上古代的九黎从未被称作“苗”，“有苗”。西南夷的史料中出现“苗”的泛称，已经是宋代的事情，以南宋初年计算，有苗氏不见于史书大约过去了二千百年!而有苗氏迁徙抵达汉水流域活动的时间可以肯定不超过五十年。
　　禹子夏后启，对另一位军事酋长羿有扈氏进行征计，大战于甘，将战，作《甘拆》。······“逐灭有扈氏，天下咸期”。以子承父位，建立父本位概念的奴隶制国家。甘陕为史前文明的午台，故《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仵九代。
　　夏被殷商灭亡。两百多年后，周武王集诸候于牧野，灭殷。《尚书·牧誓》、《后汉水·西羌传》载有“予”人的参予论功行赏，苗民熊绎受封于楚之丹阳(今秭归)。
　　再分析，成汤伐夏之际，《史记·本纪》：“夏不怀德，以武伤百姓”，所谓失其民，失其心，血海深仇，有苗氏必有闻其声而参加讨伐桀者，只是古史上无文字可传，后人不知。
　　古史再无“三苗”记载。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地图》上，朝着南方迁徙的苗氏出现在公元前11—前8世纪的西周王国的地图上，以“予”的部落形式被标定在岷江及嘉陵江之间的长江以南广大区域，即今川南、黔北一带，已有两千八百年的历史。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就在海边边，天水紧相连。”九黎、蚩尤是约公元前4000年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古代氏族部落联盟，其流传至今的苗族古歌同样反映了历史的真象。兴于姬水的黄帝部聪明由西向东朝着黄河下游的平原发展，与九黎蚩尤冲突，最后在北京附近怀来的涿鹿之野将东方九黎打败。尤被擒杀，其九黎部落被迫离开黄河流域，向南方迁徙。
九黎蚩尤，制兵善战，威振天下，古史记载甚多，故不赘言。相传，殷商铸九鼎，将其图腾形象铸与鼎底......然而，古代巫风之盛，秦汉所封八神主：“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其兵主即为蚩尤。并建兵主祠以战神而祀之。明、清之际，川南仍存蚩尤庙。
　　蚩尤是苗族共同崇敬的祖先。黔东南苗族尊其“榜香尤”湘西苗族称“剖尤、绞黎够尤”；而川黔滇方言苗族则直接称呼“蚩尤”，与汉人相同。分析：九黎之裔的黔东南苗族自然不能对其祖宗直呼其名，乃人之常情：而西部方言苗族则因其祖源完全不同，则不必忌妒。民族的祖先崇拜可为一切宗教的根源。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在于有影响者，不必是完胜的英雄，如羿、蚩尤；也不必是同族的祖先，如对炎黄始祖黄帝。旧时川南蚩尤庙，因为古川属旧地受汉文化影响甚深，故而羌尤庙与其它巫风巫俗之神灵杂存，亦不奇怪。
　　传说九黎蚩尤“铜头铁额、主金、制兵驽”，最早学会靓铜冶炼，为东方殷商青铜文化的先声。九黎精于铜，以此作芦笙舌片，洪皇响亮，对来自西北的西部方言苗族芦笙的改进影响至今。

　　至于湘西东部方言苗族的源出，因本人无史料可作研究，不敢妄言。但追溯盘瓠神话又有关于“犬”的图腾，则源于上古代盘瓠氏族部落主体是没有问题的。但史家以“犬”图腾指证为西周之际的西北“犬戎”则历史太晚，并不可人。疑为发源于今天河南伊水，洛水流域的上古共工氏的后裔，其氏族部落为农耕土著伏羲氏。《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议兵》“禹伐共工、禹逐共工”，被西来华夏集团的军事征服而逐出故土，迁徙向南至武陵，古史称“五陵蛮、荆蛮”。

　　近代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别》言：“中国古代文化，创造于泰族，导源于东方，炎黄二族后起，自应多承袭之，然现两族各有独擅之文化......唯炎族较朴陋，而亦有其特殊之点可寻。”发源于西北甘南积石山，有苗氏历经了三千多年的流离迁徙，世代口芦笙文化仍然表达了与东方九黎完全不同的华夏神话色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关于族源的神话传产竟然与汉族“盘古开天地”神话传说完全一致，相对照之下，九黎之裔的黔东南中部方言苗族关于族源的传说则是“枫木是万物的始祖”，“蝴蝶妈妈怀十二个蛋，生出姜央(人祖)。”⑦
　　北黔《芦笙文化》开篇为：“盘古开天地。“”洪水滔天......伏羲去西天取来火种。“伏羲女娲制人伦......”“夷羿除四害，制神箭，除魔日。”传说，芦笙文化便起源于伏羲、女娲。《世本》、“女娲作笙簧。”《风俗篇》：“伏羲作瑟，女娲作簧。苗家世代传叙：“勒努、都扭制笙鼓。”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的芦笙依然保持着古代五音阶的原滋原味，苗族古歌芦笙以苗族的口语音色来吹秦、流传，演唱自由，故无高亢的音调解读很难，非本族行家难谙此中之道。
　　传说文王制八卦为周易。但八卦的形成到完善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它源于西北传为“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则是没有疑问的。今天，苗族使用保存的木卦、竹卦、确乎是四千年以前原始卦的形态，这应当是川黔滇西部方苗族原导于上故伏羲氏文化的“活化厂石“实件。

　　“积石山在甘肃夏西北，即唐述山。”《水经注》：“黄河北有神山，每见神往还，俗人不悟神仙，谓之神鬼。“可以想见，有苗氏被迫流放迁徙去了三危，那残留未去的逃去了黄河北岸青海的崇山峻岭......若干年过去了，奇异的服饰和马背上飘动的身影，远远望去，应该是一种”“神鬼的幻觉”。
　　央视十二台曾有关于青海的一支少数民族“土族”的报导。土族姑娘的衣饰刺绣花纹图案与今日黔北“红苗”、“红苗”的衣饰花纹类同，真是令人惊叹!希望有识之士进深入调查研究。
　　

　　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妇女的衣裙重图案大同小异，基本结构大体一致;围裙从上到下的第一道白色横带表示浑水河(黄河)，第二道较细的白衣横带表示清水河(长江)，以下的细密花纹与山字型的刺绣图案，表示她们的祖先从北向南迁徙流离所经历的千山万水......
　　三千多年来，这支饱受战争重创的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集中的氏族元老领袖，也从未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和统一强大的整体力量，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民族内部的支系繁多、互不通婚，互不相率与散居的特点，使这支民族没有属于自己的区域领地，从而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与阶段矛盾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在历史上总是分别依附，从属于所在地的主要民族，在古播州汉化的洑僚杨氏土司、彝人水西安氏土声速和永宁奢氏的势力范围内，他们被役属，被当作战争的工具，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血与火的战争。
　　经过四百年前“土人存十之一、二”的平播战争，以及长达八年的“安奢之乱”，岛。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十多万老挝苗民沦为难民，最后散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0多个国家。中国苗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这处长达三千多年的迁徙流离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奇迹!
　　今天，川黔滇西北方言苗族仍然处于一种大分散、小聚居的自然状态，经自身的历史的漫长的迁徙苦难中被消磨、淡公而少为人知，更少有专家学者对其深入研究······但它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芦笙文化，即便在现代商品化的浪潮中，受到冲击的民族文化，其流失速度已经不可避免的在加快。
　　透过历史的迷雾，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的起源与迁徙正在被重新解读，神秘的伏羲氏史前文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苗学生研究铺展开了新的基石。

说古代的三苗、有苗、苗民和当今的苗族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群体，蚩尤是苗族的英雄祖先，无论东部苗族还是中部、西部苗族都没有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历史上的是与非并不是大家都没意见就成立，大家都有意见就不成立那么简单。也不是所谓专家学者们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容易。蚩尤、苗民与后世苗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史的一大悬案，绕过这个问题中国上古史就不可能讲清楚，而且从当前国内民族关系乃至与部分邻国的关系看，厘清此一问题不仅有其必要性还有其紧迫性。
　　
　　 一．古代三苗、有苗、苗民与后世的苗族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群体
　　“古代三苗、有苗、苗民与后世的苗族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群体”（所谓“后世的苗族”也就是现在的苗族），许多苗族同胞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需证明就成立的。其实不然。不错，《尚书·吕刑》确实写了“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这样的话。这也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记叙，是蚩尤和苗族之间关系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词。但这还不够。苗族自认古书上的苗民、三苗、有苗理所当然就是当今苗族的先人是一回事，在学术上科学地论定苗民、三苗、有苗就是当今苗族的先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前些年有两个日本教授不就写书指责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是冒名顶替的吗？从受害当事人的角度看，我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但为了搜集这位当事人就是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确切证据，律师团不得不大费周折，否则官司就可能败诉。这个比喻也许不够恰当，但道理是一样的。人们会问（苗族的有识者也应该自问）：现今的苗族和《吕刑》中那个据说已被“遏绝”的苗民真的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连续族群吗？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质疑的。上个世纪早期，著名国学大师章炳麟在其《检论序种姓》中就曾说“今之苗，古之髳也，与三苗异”。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人又在权威报上着文大骂“四凶小人之一的三苗就是饕餮者的鼻祖…”引起各地苗族人士的愤慨。当时有大员又出来说，官方并没有做出过苗族来自古代三苗的结论呀。言下之意就是骂骂也无妨。接下来，1997至于1999年，先后又有以丑诋蚩尤为能事的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和《釜山大结盟》在本来应把民族团结视同生命的中央一台和湖南台播映。就是在苗族中也有个别人士不承认今苗就是古苗的延续的。如龙炳文先生就认为湘西的苗人是“濮人”，苗语也是所谓“濮语”。进入21世纪以来，蚩尤的官司甚至还打到国际上去了。韩国有人着书说蚩尤是韩国人的祖先，书的封面是黄帝跪倒在手提宝剑的蚩尤脚下。这些接二连三的事实应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清醒：科学论定蚩尤、三苗、苗民和当今苗族的关系对苗族自身，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对维护及发扬中华文明都是必要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科学论定当今苗族确定无疑就是古代苗民、三苗、有苗的延续。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上古文献中多有关于苗族的记载，但尔后确有很长一段时间苗族却突然从史乘中消失，出现了很长的历史空白。所以才出现上述所谓今苗和古苗的关系问题。按照学术上的一般作法，可以假设从古苗到今苗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群体，接着就要找到一条无可怀疑的链条把古苗和今苗这两个环节牢固地联结起来，惟如此，这个假设才能宣告成立。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也不靠发誓赌咒，而必须拿出过硬的材料。所幸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虽然这仅仅出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
　　问题要回溯到上世纪30年代初，蔡元培先生指派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位人类学家到湘西做民族学调查。他们最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伏羲女娲原来是苗族隆祠的祖神，也就是苗人通常称为奶冄巴冄、沈从文先生的书上称作大傩神者。其后上世纪40年代闻一多继续考定伏羲女娲又就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的人首蛇身、左右有首被称为延维的苗民之神。由于有伏羲女娲这对神圣居中联结，至少也是两千多年之前的“苗民”和当代的苗族就联为一体了。
　　可是，在看了闻一多先生的权威论述以后，我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奶冄巴冄也是人首蛇身的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象一对信符的缺口，只有所有的缺口都相符才是一对儿。说实话，这个细节此前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样的形象。如果这一点得不到证实，在我看来那就还是一个不小的缺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龙文玉先生的苗绣藏品中真的发现了多幅人首蛇身绣像，既有“左右有首”的，也有只有一首的，和汉墓出土的几乎别无二致。这就无可争辩地说明这些超凡脱俗的形象两千多年来一直活在苗人的文化氛围里。由于司马迁已经读过《山海经》，则它的成书最晚也在秦汉之际。于是，两千多年前的伏羲女娲到今天还是伏羲女娲；两千多年前是人首蛇身，今天还是人首蛇身；两千多年前就祭祀这两尊神圣的民族群体被称为苗民（不是其它任何×民或××民），今天仍被称为苗族，则今之苗犹古之苗也！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根链条，从古苗到今苗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群体这个命题得到了充分证明。有了这些充足的证据，即便是国学大师章炳麟的话也不足为据。任何争辩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