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 武汉会战
　　早在徐州战场激战正酣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开始筹划在中国腹地武汉地区的会战。大本营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进攻武汉至少需要军费32.5亿日元，且必须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尽管日本内阁政府对攻占武汉充满矛盾和犹豫，但军方再次发言：攻占武汉是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国事变的最后机会。
　　人口超过200万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陷落之后，国民政府名义上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军事统帅部和各国驻华使节均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具有多重意义：政治上可以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政府再往西赶使其彻底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日本就可以借机扶持新的汉奸政府；军事上可以一举歼灭从华东、华北战场退守到这一地区的国军主力，使中国彻底丧失进一步抵抗的核心力量；从经济而言，武汉的丢失将使国民政府失去湖南、湖北的粮仓和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而丧失自给能力，也会减弱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真可谓是一举N得。
　　无奈之下，日本于1938年6月15日召开了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会议决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天皇裕仁特别强调，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
　　大本营据此制定了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针对国军沿长江两岸防御极其薄弱的实际状况，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攻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助攻方向。这一方案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长江发挥日军的海、空优势，便于利用水路进行补给。但其明显的缺点是：长江两岸水网密集，湖泊池塘星罗棋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日军两路攻击都是自西向东推进，即使能够顺利占领武汉，也只能迫使国军主力再次向西撤退，无法对其实施围歼，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攻取武汉的作战命令。7月4日，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与第二军一起编入华中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仍然由畑俊六陆军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的计划是：以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以新到任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率领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两岸实施主攻。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宫捻彦亲王率领四个师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助攻任务。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共九个师团，另外还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多架，总兵力约25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加入会战的部队，日军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
　　至此侵华日军总兵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陆军新扩建的十个师团中，除了第23师团（下一节诺门罕战役的主角）和第104师团被配属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其余八个师团全部进入关内。到1938年7月，日本陆军主力共34个师团另6个旅团，总兵力约90万人。除了在本土、朝鲜和台湾的三个师团和半个旅团之外，其余全部到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人数达到了82.5万人，占日军总兵力的91%。
　　敌军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国民政府也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对位于武汉南北区域的国军进行调整。国军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泊河网地带尽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之内。
　　6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不失为明智之举。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作战意图，蒋介石亲自出任会战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国军的具体作战部署是：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沿江构成阵地带，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汤恩伯军团部署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期间因病由白崇禧短期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部署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意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二线兵团，随时策应一线各部作战。
　　除了直接参加会战的两大重兵集团，另以第一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
　　参加会战的国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个师，总兵力约75万人。加上后来逐渐加入会战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110万人。另外中国海军残余的40余艘舰只全部参战，仅有的空军战机约220架也悉数到场。
　　为了尽可能缩短西攻武汉的距离，早在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就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等地，做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首先拉开武汉会战序幕的是日军台湾混成旅团，这支士兵大部分由台湾人组成的先遣部队由于旅团长为波田重一少将被称为波田支队。6月11日，约8000人的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占领安庆。之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斥巨资修建的马当要塞是阻拦日本西进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能挡住日军一个月左右。可惜守卫要塞的第16军军长李韫珩竟然在这节骨眼上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得到情报的日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很快攻占了要塞的外围阵地。奉命增援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小路，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攻克。随后国军第16军和第49军对要塞的反攻无疾而终。原指望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竟然在几天内就丢了，老蒋除了大骂陈诚一顿之外，还将第16军军长李韫珩撤职查办，167师师长薛蔚英更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名执行枪决。
　　随后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106师团合力于6月28日攻克彭泽。国军驻守湖口的李汉魂64军奉命反攻彭泽，可惜反攻未果反被日军趁势在7月4日攻占了湖口。稍作休整的日军随后于7月26日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
　　之后日军兵分两路。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战略要点瑞昌。8月11日，波田支队遭到国军第12军和汤恩伯第32军团的顽强阻击。8月24日，日增援部队第9师团一部与波田支队合力攻占瑞昌。
　　8月27日，波田支队在瑞昌以西地区沿长江西进冲破中国守军的层层堵截，苦战近月于9月24日攻克富池口要塞，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水上通道。之后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继续攻击前进，一路突破国军的围追堵截，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攻占鄂城，到10月24日已经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葛店。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日军第9师团则先后突破国军第53军和第32军团的防线，于10月24日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再往南侧的第27师团与第9师团并驾齐驱于10月24日到达咸宁地区。

从九江与波田支队分手折向东南的第106师团沿南浔路向德安方向挺近。7月26日在攻击德安的过程中遭到国军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几乎失去了再次前进的能力。冈村宁次命第101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实施增援，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这两个师团都属于日军中的“特设师团”，除了主要的军官之外大部分士兵都属于刚到战场的后备役人员，其战斗力大大逊色于那些久经沙场的常设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