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当年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巧合”的是，刚刚为布哈林平反的苏共在2月中旬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的议题由原定计划的教育问题扩展至整个意识形态问题。扩展的原因是，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了。领袖既然出了书，苏共在新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就被定了调。同志们该好好学习了，不然怎么领会领袖精神？
1987年底至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在苏联大卖。苏联人捧着领袖著作的同时，却没有发现苏联经济状况有太大起色。在高层，戈尔巴乔夫出书的行为造成了猜忌与分裂。很多人不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公然违反党的纪律，未经政治局集体讨论，自行出书给外国出版社。这种独裁的苗头让大家疑心重重。
雅科夫列夫在出书的过程中出谋划策最多，凭着与领袖的关系俨然成为领袖的代言人，高人一等。1987年底至1988年初，雅科夫列夫经常不请假就无故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利加乔夫每每打电话询问，雅科夫列夫都会推说在办理戈尔巴乔夫交代的任务，弄得利加乔夫不敢细问。
自1987年6月雅科夫列夫晋升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后，苏联媒体掀起了从未有过的舆论浪潮，不断揭露苏共历史阴暗面，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越来越多的苏联民众开始质疑本国历史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在现时生活中，人民生活并未因1987年6月启动的经济改革而受益，市面商品供应依旧紧张。在外交领域，苏联在裁军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并没有换来多少西方的经济援助，得到的却是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对苏联制度的指责。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国内各少数民族加盟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有恃无恐，从地下秘密状态走向了公开化。
苏联这幢大厦在1988年开始摇晃起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委员要求戈尔巴乔夫控制改革节奏。首先站出来的是第二书记利加乔夫，早在1987年10月，他就建议政治局主动评价历史问题，防止社会舆论朝抹黑苏共的方向发展。到了1988年初，总理雷日科夫、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纷纷附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利加乔夫关于要求评价历史、加强教育的建议。
眼瞅着总理、纪委、克格勃、军队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都站在利加乔夫一边，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利加乔夫作出让步。1988年2月17日至18日，苏共按原定计划召开了以教育工作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主题报告《使革命化的改革具有革新思想》，利加乔夫作副报告《关于中学和高等学校改革进程和党在实施改革方面的任务》。无论是主题报告还是副报告，都是以反对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为中心思想。此外，会议免去了叶利钦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87年六月全会结束以来，经济改革把改革氛围传送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苏联舆论揭批历史问题的节奏一直在加速，直到平反布哈林一案，仿佛把重新评价历史问题的汽车猛踩了一脚油门，而1988年2月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全会则像一次收紧舆论的刹车。作为自由激进派代表的叶利钦在这次全会上被免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利加乔夫无疑在这次全会上再次巩固了二号人物的权威。
利加乔夫的这种权威是戈尔巴乔夫无法接受的，尤其是纪委、军队、克格勃和经济部门站在利加乔夫一边，反对领袖的代言人雅科夫列夫。这种局面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无异于权力危机。仅仅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利用一篇文章翻转了局面。
2月20日，二月全会结束后第三天，外高加索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地区出事了。

纳卡地区在苏联行政区划中属于阿塞拜疆加盟国。无论在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该地居民构成始终以亚美尼亚族为主，所占比例徘徊于3/4左右。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与同盟国单独媾和，在《布列斯特条约》中将亚美尼亚领土割让给奥斯曼土耳其。1918年5月，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宣布独立，成立了包括纳卡地区在内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纳卡地区继续隶属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苏俄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先后击败外高加索各民族独立势力。列宁为搞好与土耳其和伊朗两个穆斯林邻国的关系，在外高加索地区施行的政策特别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民族。1923年，列宁病休，主管苏联民族事务的斯大林继续执行列宁的这一政策。 
1923年7月，斯大林强令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将纳卡地区转隶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在纳卡地区建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使当地亚美尼亚人民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享有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
也不知道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居然会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反正亚美尼亚党组织和亚美尼亚民众一直心存不满。后来，斯大林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领袖，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大量亚美尼亚党员干部在大清洗中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惨遭政治迫害。斯大林死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请愿，要求将纳卡自治州重新划入亚美尼亚，全都被莫斯科束之高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亚美尼亚人再次燃起了希望，向新领袖提出了多年夙愿。1987年8月，纳卡自治州7.5万名亚美尼亚人联名写下请愿书，呈递戈尔巴乔夫，要求回归亚美尼亚。这份请愿书被戈尔巴乔夫果断忽略。1987年7、8月间，鞑靼人和波罗的海三民族也发起了表达本民族诉求的运动，同样被戈尔巴乔夫果断忽略。
人民以为戈尔巴乔夫是开明君主，没有看清他知识分子外表下的权力斗争手段。在独裁者看来，从来只有赏赐给人民的“权利”，哪有人民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权利”？若是给了，君王的威信往哪里摆？又如何震慑臣民？
戈尔巴乔夫装糊涂，亚美尼亚人可不是好糊弄的。1988年2月13日，纳卡自治州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回归亚美尼亚。对此，戈尔巴乔夫继续装糊涂，苏共中央也跟着装糊涂，权且把这件事作为地方事件。在2月17日至18日的中央全会上，纳卡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2月19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发生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纳卡自治州的回归诉求。2月20日，眼瞅着中央不搭理自己，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代表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回归亚美尼亚，并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和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声明自己的决定。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领袖再不有所反应是不行了。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不介入，在维持现有疆界的前提下，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自己协商解决，另派利加乔夫和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去阿塞拜疆，派雅科夫列夫和主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去亚美尼亚，两头做工作，争取解决问题。
对纳卡问题的处置展现出戈尔巴乔夫处置民族问题的全新方式——领袖不出面表态、不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案，把政治局委员派到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自己不担责任，出了事还可以把骂名推给别人。事情平息了，功劳就可以归自己，错误归他人。毕竟，处置过程中出现的得罪人的事情，他从未下令。
再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加了一条处置手段，派军警到现场，既不允许使用武器，又不禁止使用武器，出了事再让军队背黑锅。身为国家领导人、三军最高统帅和执政党领袖，不敢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承担责任，不敢为自己的政党承担责任，不敢为自己的士兵承担责任。一旦你陷入危机，你的党、你的人民和你的军队就不会对你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