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开了很长时间。4月29日，苏共中央决定成立“政治局行动小组”，由雷日科夫领导，专职负责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行动小组成立后立即作出第一个决定，采纳临时委员会负责人谢尔宾纳的建议，由直升机从空中撒铅，扑灭核电站反应堆的火灾。雷日科夫下令将全国所有的铅运往切尔诺贝利。据他本人回忆，“当时，我只一个电话，就让全国所有运送铅的货车掉头开往切尔诺贝利，动作十分迅速！对此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
5月1日，利加乔夫奉命加入政治局行动小组，利加乔夫提议和雷日科夫去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走一趟，掌握现场情况。戈尔巴乔夫批准了利加乔夫的提议。当时，雷日科夫憧憬着戈尔巴乔夫能一起去，但他见领袖没有主动说，也就没好提。
5月2日，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抵达切尔诺贝利。下车伊始即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会上，雷日科夫谈了自己的观点，宁可把问题想得严重些，也不要抱侥幸心理，可将预测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下令，将居民疏散范围扩大至半径30公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将居民撤出，尽快制定安置方案。会后，乌克兰共和国腾出数万间住房，包括14000套新建住房，用于接收灾区民众。在5月上旬，共迁出民众13.5万人。
5月3日，切尔诺贝利事故临时委员会负责人谢尔宾纳病倒。医生诊断他身上沾染了巨大的辐射剂量。和他一样，还有数百名参与救灾的干部和各行各业工作人员受到核辐射。飞机不停地将这些奋不顾身的勇士运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隔离治疗。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矿工、建筑工人、电力工人、土壤改良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申请前往切尔诺贝利充当志愿者。此外，以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大将为代表的部队官兵主动请缨，赶赴灾区。
鉴于此，雷日科夫下令将救灾工作机制改为轮流值班，并要求加强医护力量和体检频度。尽管如此，尚未痊愈的谢尔宾纳仍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莫斯科为救灾工作处理各种调度和协调事宜。5月5日开始，苏联在国际社会四处采购药品，紧急送往切尔诺贝利。整个5月上旬，事故现场的灭火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直升机不断空投铅袋，终于在5月10日彻底扑灭了火灾。
5月6日和5月9日，谢尔比纳和临时委员会成员先后两次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苏联民众和国际社会通报救灾工作。5月15日，沉默整整二十天的戈尔巴乔夫发表公开讲话，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戈尔巴乔夫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工作人员，向国外所有关心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随后，大量国际媒体赴乌克兰采访。部分媒体之前宣称的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的言论不攻自破。
正当人们松下一口气时，土壤部门的专家提出，要防止核辐射向地下渗透；水利部门的专家提出，要防止事故现场的核辐射污水流向周围的河流湖泊；工程部门的专家提出，要创造条件安放辐射传感器，建立永久使用的核辐射监测系统。雷日科夫从善如流，立即着手布置。
此后，矿工志愿者奋战了45 天, 挖出一条通向爆炸机组的坑道，在机组的地基下方又挖出很大一个空间, 准备往里浇灌混凝土,，建造冷却系统。5、6月间，水利部和军方共同在切尔诺贝利周边1500 平方公里范围内修筑了130 多条大大小小的堤坝，防止受辐射的污水流向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
在此基础上，事故现场建起了一座耗费40 万立方米水泥、7000 吨钢筋的庞大建筑，取名为“石棺”，将辐射物隔离。技术人员在其中安装了若干个精确的辐射传感器，传感器于1986 年底正式投入使用。当然，为建设“石棺”，又有一大批工作人员受到核辐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比苏联先离开这个世界。
进入7月，救灾总体工作基本结束，雷日科夫继续处理后续工作。8月8日，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再次前往切尔诺贝利，和有关专家一起，就核电站未遭破坏的一、二、三号机组何时开机运转进行论证、研究，并为核电站工作人员选好新的城址，起名为“斯拉乌季奇”。随后，两人又到白俄罗斯共和国视察灾后处置工作，包括灾民安置情况。在此期间，540万人进行了预防性体检，50 多万人作了永久性防治登记。
苏联解体后不久，独立的乌克兰下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停工停产。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处置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场灾难对后来的苏共政局和苏联国运以及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近半年的时间里，雷日科夫是最主要的领导者，代表最高领导层指挥救灾。在那半年里，雷日科夫的威望几乎超越利加乔夫，成为国家的二号领袖。在他的指挥下，灾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被控制住，又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多项衍生灾害的防护工作。单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处置来看，雷日科夫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都是非凡的。但是，对于一名部下来说，领导力再强必须有个界限，那就是不能功高震主。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的关系就像二战刚刚爆发时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军入侵，苏军全线溃败，损失惨重。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在战争刚爆发的那几周时间里没有公开活动。战争爆发时，由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斯大林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公开讲话，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直到11天后的7月3日，斯大林才发表公开讲话。卫国战争期间，莫洛托夫与各国政要唇枪舌剑，在外交谈判桌上为苏联夺取了很多战场之外的东西，功勋卓著。
可是，战争刚一结束，莫洛托夫就被斯大林褫夺了权力，甚至连妻子的性命都没保住。原因无他，莫洛托夫这时的国际国内威望太高了，和战功卓越的朱可夫一样功高震主，影响了权力平衡，领袖容不下他。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说起卫国战争，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抨击当年的斯大林惊慌失措，毫无领袖风范。
2011年6月23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转载了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发表的“苏联十大未解之谜”。排名第三的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之后，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沉默了几周？事故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到5月14日他仍然什么也没说”。这项质疑符合史实，戈尔巴乔夫直到5月15日才发表公开讲话。这时，核事故的危险已降至最低，基本稳定。在此之前，雷日科夫辗转于莫斯科、基辅、切尔诺贝利和白俄罗斯若干地方，一直在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和45年前一样，当国家陷入巨大危险时，领袖失声了；和45年前一样，千钧一发之际，三号领袖挺身而出；和45年前一样，事态有所稳定之后，领袖出现了；和45年前一样，三号领袖在国家危难之时建立了威信。
建立威信的同时，雷日科夫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若干举动极易引起戈尔巴乔夫的猜忌。
第一，“夜调军队”。在苏联，除了最高领袖，任何领导干部不能调动一兵一卒。4月27日凌晨，雷日科夫不请示、不汇报，直接打电话给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调兵，调的还是防化部队和直升机部队这样的特种兵。而且，阿赫罗梅耶夫表现的特别听从雷日科夫，在后半夜大家正熟睡的那几个小时迅速调集所需部队，在天亮时分抵达切尔诺贝利。雷日科夫在军内下的命令如此畅通，好在调兵去救灾，要是调兵去搞逼宫，戈尔巴乔夫就要冒冷汗了。
第二，“妨碍军务”。1986年5月，正是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实施新的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当时，苏军总参谋部负责阿富汗战事的是第一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大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前，瓦连尼科夫大将频繁往返于莫斯科与喀布尔，不仅忙于制定战役规划，还要协调驻阿苏军在本国国内的兵员、物资、装备等一系列后勤事宜。当他听到核事故后，立即请求前往切尔诺贝利指挥部队救灾。对此，苏联人评价道，“如果你爱这个国家，要么就去切尔诺贝利呆两天，要么就去阿富汗呆两年”。
瓦连尼科夫大将救灾期间沾染了核辐射，然而，却没有得到好的历史评价。苏联民主化时期，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平爱好者和民主人士抨击瓦连尼科夫是阿富汗战争的刽子手和绑架国民经济的军国主义分子，还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就是以瓦连尼科夫为代表的军方高级将领疯狂发展核武器的恶果。
话说，在那个言论充分自由、没有证据就可以胡说八道的年代，像瓦连尼科夫大将这样被抨击的人远远不止一位。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切尔诺贝利，他奉的都是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当他因此遭受抨击之时，戈尔巴乔夫却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这又是为什么呢？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阿富汗的战事抱有很大希望。1985年上台后，他本想在阿富汗战争中取得一些胜利，来为与美国的谈判增添资本。谁曾想，1985年4月至9月夏秋两季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决心扶植纳吉布拉上台，力图扭转战局。纳吉布拉不负厚望，果断集中阿富汗政府军展开进攻，开局打的相当不错，4月19日拿下了苏军久攻不下的霍斯特城。霍斯特城离起义军的巴基斯坦大本营白沙瓦市最近，居然都被攻下了。接下来，如果瓦连尼科夫大将继续集中精力，把心思放在阿富汗，那么苏军极有可能获得新的胜利。
可是，仅仅一周之后，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瓦连尼科夫大将向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主动请缨去救灾，领袖自然不好拒绝。正是在救灾的那几个月，苏联在阿富汗的战局急转直下。5月，阿富汗政府军在帕克蒂亚省取得的胜利成为最后的辉煌。6月，苏军四面出击，在北部的帕尔旺省、东部的拉格曼省、南部的坎大哈省和西部的赫拉特省同时展开攻势，尽管令起义军损失惨重，却因兵力分散逐渐丧失主动权。7月，坎大哈市一度被起义军攻下。进入8月就更加糟糕，赫拉特市失守，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60多处据点被摧毁，更有甚者，纳吉布拉的故乡帕克蒂亚省卡拉姆地区失守，其本人的祖宅被烧毁。
短短三个月，苏军在阿富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是从此以后永久性丧失。在这三个月里，本该负责阿富汗战事的瓦连尼科夫大将在哪里？他在切尔诺贝利听从雷日科夫的指挥，救灾呢！那么，领袖戈尔巴乔夫的指挥他难道不听了吗？交给他扭转阿富汗战局的任务他完成了吗？没有。那么，谁应该对阿富汗的败局负责？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去负责，纳吉布拉也不可能去负责。所以，黑锅落到了瓦连尼科夫身上。
根据苏联的传统，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有成就，功劳是领袖的；出了事，领袖绝不会承担责任，倒霉的只能是具体做事的人。戈尔巴乔夫时期也不例外。瓦连尼科夫不是第一个被戈尔巴乔夫抛弃的人，当然，他也不是最后一个。
也许，这是瓦连尼科夫大将第一次忽略领袖戈尔巴乔夫的感受。五年后，他又一次忽略戈尔巴乔夫的感受。那一次，他错的彻底，直接进了牢房。
雷日科夫做的第三件让戈尔巴乔夫起疑心的事情是“触碰禁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军事工业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具体内情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两三位政治局委员清楚。其他人，包括第二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这样的二、三号人物都不得过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力求改变军备竞赛对国民经济的拖累，要求军事工业要服从经济大局。于是，军事工业管理权破天荒地被转移到部长会议，也就是归属雷日科夫管辖。
据雷日科夫回忆，1985年，“斯米尔诺夫——主管军工综合体的副主席——退休后，我请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马斯柳科夫就任这个职务，在国家计委他就是主抓这个问题的。于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开始逐步摆脱中央的严格控制。军工委员会也开始成为部长会议名副其实的下属机构。扎伊科夫也是功不可没的，自从接替罗曼诺夫的职务以后，他与该委员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所以，军事工业领域的干部们和专家们直接服从了雷日科夫的领导，直接参与救灾。雷日科夫随随便便就把大批的核物理学家召唤到切尔诺贝利。换做勃列日涅夫时期，让这些人听从总理的调度，是不可想象的。雷日科夫的巨大能量足以震动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把扎伊科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难道是为了让他听从雷日科夫的指挥？戈尔巴乔夫要求国民经济去军事化难道是要雷日科夫大权独揽？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任何一个领袖都不会允许自己大权旁落，而且，事实很快就会证明，戈尔巴乔夫要防范雷日科夫坐大。仅仅一年之后，扎伊科夫被调离苏联国防工业最高领导岗位，同样是在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不顾军工综合体的强力反对，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中大规模让步，狠狠地削减了苏联的军工生产。当时，很多人想不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亲自提拔扎伊科夫又迅速剥夺他的权力，为什么刚上台时对美国那么强硬，却在1987年360度大转弯，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不得不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产生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