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军全线溃败。年仅十一岁的舍甫琴科开始怀疑苏军的战斗力不如德军，并在一位同学面前说红军并不像党宣传的那样不可战胜。同学回家告诉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疗养院的政委，听完把舍甫琴科的父亲一顿批评。好在大敌当前，否则换在大清洗时期，指不定舍甫琴科会给家庭带来多大的灾难。
老爷子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故就把孩子一顿暴打、一顿臭骂什么的，而是苦口婆心地教导孩子。这一点很值得引进中国的家庭教育。
“你的哥哥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如果他听到你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是蹩脚的战士，无力取胜，他会怎么想？”
老爷子这一句反问就把舍甫琴科说哭了。弟弟关心哥哥是血缘本能，用这一点来纠正小孩子的认识，再正确不过了。不然，孟夫子为什么会提倡“申之以孝悌之义”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阵亡。这使得舍甫琴科在从政道路上又多了一重资本，有位为国捐躯的烈士家属更能保证这个家庭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可惜世事难料，苏联政府不会想到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可以一个血洒疆场、一个阴谋叛国。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在苏联时期，就读这所学校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来是显示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二来是预示着与众不同的光辉前景。至今为止，国际关系学院都是俄罗斯上层社会子弟趋之若鹜的学校。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更是一个远大理想的代名词，是步入上层社会的象征。”
舍甫琴科当时的远大理想是去法国担任外交官。不过，他首先完成的理想还是很现实的。比如，邂逅一位美女，谈个恋爱，结个婚。

大学开学没多久，舍甫琴科的父亲因脑溢血逝世。这一突发事件使得舍甫琴科一家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全家只能依靠舍甫琴科母亲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这一悲剧使得这位从小就不太安分、经常逃学的官家少爷开始肩负起家庭责任，刻苦学习，争取学校设置的奖学金，补贴家用。从那时起，舍甫琴科每周有六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只有周日偶尔出去玩。
1951年初，或许是一个周日吧，舍甫琴科在高尔基公园的一场溜冰会上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莉娜女士。那时候的莉娜是外贸学院的学生。两人当年6月结婚，第二年生子。
论学历和学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但是论家庭条件，此时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同志要差很多，父亲已逝、母亲退休、哥哥阵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实，又是来自少数民族加盟国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相反，莉娜家庭条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人，有了首都户口，生活会方便。舍甫琴科和她结婚，可以获得莫斯科户口，不用再遇上首都警察盘问就赶紧拿出暂住证。其次，莉娜的父母早几年就被派往奥地利的一家苏联企业工作，收入比国内公民要高出很多，消费层次也高，相比国内长年商品紧缺，他们家总能买到国内买不到的东西。最后，战后苏联住房一直紧张，莉娜的父母给她留下了一套住房，虽然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但是相比其他结婚的同龄人，条件状况不知道要好上多少，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样，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样，两个人对前途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舍甫琴科喜欢搞搞学术研究，莉娜受父母的国外生活影响，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驻外使领馆工作，那样他们家就可以拿高额津贴，在国外过上西方生活。好在他俩结婚的时候各自大学还没毕业，“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成为问题。
婚后，莉娜的主要内容是怀孕生子，接着是带孩子。舍甫琴科1954年如愿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继续在国际关系学院深造。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小事，差点影响了舍甫琴科的前途。而这件事的背后，牵涉到克格勃和外交部的纠葛。

@upairtree 2771楼 2014-07-17 22:34:47
楼主，赫鲁晓夫的玉米运动是怎么回事？为何赫鲁晓夫在位期间被人多次发动政变，而苏联别的领导在位期间却很少政变？连卡冈诺维奇都造赫鲁晓夫的反我实在想不通。难道是因为赫鲁晓夫动了特权阶层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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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运动是赫鲁晓夫号召苏联农业部门在国内推广玉米种植，由于违反苏联气候地理条件很快陷入失败，还影响了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造成农业经济困难。

@upairtree 2771楼 2014-07-17 22:34:47
楼主，赫鲁晓夫的玉米运动是怎么回事？为何赫鲁晓夫在位期间被人多次发动政变，而苏联别的领导在位期间却很少政变？连卡冈诺维奇都造赫鲁晓夫的反我实在想不通。难道是因为赫鲁晓夫动了特权阶层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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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斯大林时期，领袖对党政军的控制能力极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高级干部的权力不稳定，无法形成利益集团抗拒领袖。
赫鲁晓夫前期，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有自己的小山头，联合起来有对抗赫鲁晓夫的实力。而且，赫鲁晓夫的改革破坏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权力基础和道德基础。他们不发动政变，赫鲁晓夫也会一个个的收拾他们。
赫鲁晓夫后期，虽然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形成自己的小团体，但是，1962年后，民心、军心和党员干部心里都反对赫鲁晓夫的胡乱改革。赫鲁晓夫反特权只是导火索，全国上下的愤怒才是炸药包。
所以，1964年的十月政变会赢得全党全国全军的一致拥护。所以，1965年至1970年苏联创造了整个苏联七十余年历史中空前绝后的“八五计划”经济奇迹，也是因为人民再一次对苏共产生的希望和凝聚力。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斗争日渐文明，不再需要你死我活的政变来达到目的。而且，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高层的集体领导体制最为成熟，权力相互制衡一直贯彻始终，所以，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高干不会发动政变。

毕业前夕，学院人事科的领导给舍甫琴科一张通行证，要他去克格勃找一位少校。去了之后，对方告诉他，希望他参加克格勃。舍甫琴科不敢当场拒绝，只是托词自己还想继续深造。对方劝他好好考虑，舍甫琴科答应过几天给予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过。最后，他不敢自己去回复克格勃，而是托学院人事科以公对公的形式答复克格勃：舍甫琴科同学将攻读研究生。关于这件事的结果，舍甫琴科在《与莫斯科决裂》中写到“克格勃没有阻拦，使我松了口气”。
大家一定会好奇，不就是一场分配工作的征求意见吗？怎么弄得舍甫琴科如此的诚惶诚恐？况且，外交领域的人才不去克格勃也正常啊。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一言以蔽之，在苏俄和苏联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外交官的地位远逊于克格勃。
且听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段往事。
打下江山后不久，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党内二号人物，十月革命真正的领导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异族（他是犹太人）为借口推辞。列宁又建议他当内务部长，他又推辞。最后，其他同事推荐托洛茨基当外交部长，托洛茨基才同意了。
列宁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有什么外交事务啊？”
列宁同志这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新政权没有外交事务可处理，新政权的任务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绝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眉来眼去（除了德国，布尔什维克已经答应人民要退出世界大战）；第二，托洛茨基功勋卓著、才华横溢，让他当外交部长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认识也差不多，他说过“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劳动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
瞧瞧，在党内二号人物眼里，外交官也就是个“中介者”。无产阶级掌握着先进生产力，思想政治觉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联合了。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很难理解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想法吧？且慢，大家奇怪归奇怪，请注意一个细节。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当总理被拒后，马上就想到要他当内务部长。由此可见，在党内高层看来，内务部长是仅次于总理的重要职务，而外交部长？哼哼，那不重要。
苏俄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内务部和从内务部分化出来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则是可有可无的末端机构。苏联的历史以这样的喜剧为开头，注定要以闹剧结束。

@由拳野稻 2014-07-17 23:54:52
托洛茨基还有一个职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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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的第一个职务是外交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在1918年之后了

自从“大清洗”运动以来，克格勃的权势越来越大，权力触角已经延展到苏联党政机关各部门，毕业生的就业被用来安插情报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舍甫琴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期间，正是贝利亚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
当时的贝利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并列第二，因研制原子弹有功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尤其是斯大林刚逝世的时候，他在党政军各界可谓说一不二。贝利亚被捕后，克格勃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其标志是，从科鲁格洛夫开始，历经谢列平、谢米恰斯内，直至安德罗波夫主持工作的1973年二十年间，克格勃主席的党内职务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部门首脑不参与中央最高决策，他的部门所处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因为贝利亚倒台，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会被改变。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学毕业，留在国际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舍甫琴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裁军问题，受益于他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德登涅夫斯基的谆谆教导，舍甫琴科与老师先后联合发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与国际法》和《原子能与和平共处问题》，在有关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在舍甫琴科的同班同学中，有位名字叫安纳托利的同学。安纳托利同学的学习成绩很不错，而且他还有个很不错的父亲，也就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葛罗米柯。
话说学霸级的同学貌似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1955年春天，舍甫琴科论文成果丰硕，在国际关系学院崭露头角。安纳托利主动找到舍甫琴科，邀请他合写一篇文章向《国际生活》杂志投稿，论述立法机关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顺便提一句，《国际生活》杂志是苏联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编由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兼任。
对于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当时他听到这个邀请时的内心活动，也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和生活背景，只是简单的一句——“我连忙同意了”。
“我连忙同意了”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隐藏的含义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您可以理解成知音难觅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也可以理解成终于有机会和土豪官二代做朋友、还能认识他高干爸爸的喜悦。

两人把文章写好之后，拿给葛罗米柯审阅。葛罗米柯对文章表达了赞同，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来说，时年46岁的葛罗米柯对25岁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谈完文章之后，葛罗米柯对着两位晚辈侃侃而谈，从二战中的苏美同盟聊到当时苏美关系的前景。有些话让舍甫琴科这位外省郊区来的落魄公子第一次感受到超出官方政策的东西，很是震惊。
最后，和蔼可亲的葛罗米柯问年青同志舍甫琴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
舍甫琴科说：“研究工作对我有吸引力，但同时我对外交事务也很有兴趣。”
原谅我又一次引用原文，只是想表达我对这位从小淘气顽皮，来到莫斯科上大学之后性情瞬间转变的落魄公子的惊叹。这是何等的城府，对一位政府高干说出这么一句外交辞令，既表达自己醉心书本，热爱做学问；又投石问路，表达自己对参加外交工作的渴望（当然也希望葛罗米柯帮忙）。
葛罗米柯是什么角色？部长同志可是29岁就在两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提问中应聘成功，30岁就受到斯大林的赏识漂洋过海去美国，36岁就代表苏联参加国际会议的主，他会听不懂小年轻这点小心思？
葛罗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总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结合起来。”
什么都说了就是什么都没说。葛罗米柯并没有对舍甫琴科表现出更多的青睐。等到葛罗米柯真正对舍甫琴科赋予信任和赏识，已是十四年后的事情了。
1956年，舍甫琴科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再一次面临人生抉择，要么读博士当老师，要么去外交部修主业，继续搞裁军工作。面对这一人生难题，官二代孙权可以“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舍甫琴科没那么好的命，父亲病逝，母亲远在家乡，哥哥为国捐躯，他只能问老婆大人莉娜女士。
莉娜女士颇有当家人的气魄，当场就拍了板，并为舍甫琴科一生的从政道路定了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