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斯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提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恩·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吉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阶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有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坡，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了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种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很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给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士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斯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未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的)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他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没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字，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2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目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述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追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崇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都将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 [ 译者注：我军从来没有戴红帽子的，作者肯定是搞错了。 ] ……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撒，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四十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同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 
　　　　面临着即将对敌作战的前夕，一个军继续由一位卧床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挥，可见我们已经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境地。我听说，国防部长坚持这种安排，陆军参谋长予以默认。看来陆军再也没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来自克节朗河前线的消息甚至更坏了。第七旅防区报告，看见成群的中国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记号——就像为进行一次夜战在作准备工作。然后，当夜来自第四近卫军联队防区的报告说，在他们和他们左边的第九旁遮普联队之间，有一群中国士兵过了克节朗河，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河岸进入杜鹃花丛林中不见了。那一夜，两营的巡逻队都试图寻找他们，但是树林太浓密，不能进行侦查活动。 
　　　　从兼则马尼防区来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发现有许多中国人，跨过连接兼则马尼到第一号桥的小路，正在占领阵地(该处是第四近卫军部队的驻地)。我决定亲自调查这一报告，因为该地区位于我的师部直接负责的中心防区以内(按照我最近对达旺－克节朗河前线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区以内现有道路的地理形势。几百年来，印藏贸易路线的主要骡马道，是从达旺攀登娘江河谷经过萨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桥和兼则马尼(均在印度) [ 译者注：兼则马尼等地均是我国领土。 ] ，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尔宗和错那宗。另一条平行道，只是羊肠小道，不适于驮畜通行，是从伦坡向北经过色拉姆，越过哈东山口到第一号桥。这就是唯一的“给养线”，以供应克节朗河防区的两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旁遮普联队)，以及第七旅防区的交通线(虽然还存在一条可供选择但是行走艰难的路线，即越过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连接克节朗河前线和娘江河主要路线的唯一东西向的道路，是连接第一号桥到兼则马尼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穿过塔格拉山脊较低的东南山坎，然后进到兼则马尼。就是这条道路，据报告说已被中国部队所占领。 
　　　　我下令派两个侦察巡逻队，一个从第四近卫军联队的第一号桥向北，另一个从阿萨姆联队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向南，这样从相反的两头沿这条小道巡逻侦察。我命令他们沿着小道在半路上会合，并且报告是否发现敌人或敌人的任何行动。然后我决定次日亲自去兼则马尼，在那里作出第一手的形势分析。几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萨姆联队的指挥官拉坦·辛格中校，从他的查道营部来见我：那天情晚，他到达吉米塘我的师部。我想带着他和我一块去兼则马尼，给他一个机会去检查他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并且向士兵发军饷。另外也注意看看他们在供应上的安排情况。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点钟，我率领少数警卫动身去兼则马尼，带着拉坦·辛格。卡尔茵在前一天已到我们师部，但我还没有时间与他谈话。所以我请他伴随我们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机会和他讨论他的防区在战术上变更部署的问题。我也需要他的建议，选择一个阵地为在兼则马尼以南建立一个排的重迫击炮阵地，以支持那个哨所，便于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 
　　　　兼则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约6－7英里。我们在仲昆桥附近半路上的哨所与卡尔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继续去兼则马尼。在那里指挥哨所的青年指挥官，带着我们围绕环形防线走了一圈。从几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见中国部队在通向塔格拉山顶的高坡上走来走去。青年军官在他的环形防线外边，建立了几个观察哨所，从这些哨所可以获得更为详细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天内，报告异乎寻常的不断增加，都是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也是从这个防区，发现一个戴红帽子骑马的中国人，在中国部队中走来走去，显然是在临督他们的活动。就我所见，中国人已不掩饰他们的行动了。我回忆起来，这种不顾安全，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战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一定知道了，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或摧毁我们的哨所。 
　　　　刚一过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肠小道去第一号桥的巡逻队回来了。巡逻队长说，当他们走到大约一半的途中，一小队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而且他们用枪瞄准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语告诉他们，回到兼则马尼去，因为现在他们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巡逻队长说，他看到背后还有中国的部队在杜鹃花丛林中掠过。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报告。他没有同从第一号桥出发的巡逻队接上头，大概那一个巡逻队也被中国人赶回去了。 
　　　　当然，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惊人的形势。负责哨所的青年指挥官，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也明显地被这些情况吓得有些发抖；所以我决定在兼则马尼哨所过夜，倒不是为了战术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一点信心。我毕竟还同我的师部保持着联系，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距离只有两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喝杯热甜茶，勤务兵给我铺好了床准备过夜。 
　　　　然而，天刚刚擦黑，吉米塘来了电报说，刚刚接到军部的重要通知，他们觉得，通过无线电发给我不安全，请我立即回去，当然，我没有选择，便告诉拉坦·辛格留下过夜；我自己立即动身回吉米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