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向少奇同志请示，由谁会见契尔沃年科。按照过去的老规矩，由中央联络部一位副部长去见他就行了。少奇同志确定由伍修权同志见他。

因为是深夜，伍修权同志在他家里的会客室会见了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的时候，劈头就说，他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知：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伍修权同志会见契尔沃年科后，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尚昆同志。尚昆同志直接报告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第二天一清早，中央办公厅把这个情况通报所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据当时西方报刊、电台传出的消息说，赫鲁晓夫是先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罢免的。苏共主席团会议是从10月12日开到14日上午。会议参加者指责赫鲁晓夫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要求赫鲁晓夫自己提出辞职。

开始，赫鲁晓夫不答应，一直到最后，在14日上午才答应。其实这个时候，苏共主席团已经通知在莫斯科和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到莫斯科来开会，并且把主席团开会的结果都告诉了他们。

10月14日下午，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开会，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苏斯洛夫作报告。报告完了以后也没有讨论，就匆匆忙忙地通过了一个决议。它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天（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开会，由米高扬主持，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公报是这样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这两件事情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4日先后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

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下午紧急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于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大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经过，着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就叫我们起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对我们说，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说，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特产，一个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京时间是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

从1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论赫鲁晓夫下台。我列席了这些会议。会议上大家总的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破产，在苏联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如此。他这次下台，究竟是国内因素大一些，还是国外因素大一些，现在还不清楚。

会议中大家谈到，从苏联国内方面来讲，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是破产了，结果使中亚、哈萨克一带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已经连续两年发生沙暴，大风卷起沙土，不见天日，白天也像黄昏一样。赫鲁晓夫大种玉米政策也破产了。他把提倡种玉米吹得神乎其神，说玉米怎么怎么好，不问情况要全国各地普遍种玉米，结果很多地区玉米收成很低，因为那些地方不适合种玉米，如果种其他东西，比如燕麦、大麦，甚至小麦，收成还会好一些。但是他要求普遍种玉米，一刀切，下死命令，要全国各地按规定的指标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结果也失败了。还有，在农村中采取许多错误的做法导致农村供应城市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特别是大城市的供应进一步恶化，引起人民群众广泛不满。

大家还谈到，赫鲁晓夫实行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农业党的做法，实在可笑。毛主席说，工业和农业相互关联，密切不可分，搞工业和搞农业必须互相协同，怎么能一个党委管工业，一个党委管农业呢！大家议论说，所有这些，都是来源于赫鲁晓夫的所谓加快进入共产主义。他要在12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为进入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后来他又说，15年赶上美国以后，苏联就进入共产主义了。赫鲁晓夫这个人说话是没准的。他要加快建设速度，要改变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所以出了好些坏主意。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不过到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注意纠正，虽然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从1961年到1962年基本上纠过来了。到今年底，我们就可以结束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缓过气来了。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但他们的错误没有纠正，没有调整。

再加上赫鲁晓夫任人唯亲，作风霸道，什么集体领导形同虚设。他批评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实际上他也在搞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个人说了算，而且一下这样说，一下那样说，以致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无所适从，昏头转向。

大家认为，从上面这些方面看，加上赫鲁晓夫作风粗暴，独断专横，有成绩功归自己，有错误委过于人。重大问题决策草率、随心所欲、说话随意性很大，这也是导致他垮台的重要的国内原因。

会议上又议论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大家指出，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非常严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实质上是要全世界各个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都服从于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心是美苏合作。这一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做得非常恶劣，引起了亚、非、拉代表们很大的反感。特别是公开论战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揭穿了，大家更加不满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加突出。他以老子党自居，要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棒，肆意干涉别党别国内政，甚至搞颠覆活动，经济上也要别国成为附庸。

赫鲁晓夫眼中只有美国，他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中，都表现出对美国先是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后来又采取投降主义的方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一心一意要讨好美国，作无原则的迁就。这些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22大”起，发动公开论战。开始时许多党跟着他跑，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我们。后来，从直接反阿尔巴尼亚、间接反中国，发展到直接反中国，苏共中央1963年7月间发表的《公开信》是一个标志。赫鲁晓夫从此就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放手地转入反攻。毛主席说，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真正取得主动，要怎样批评他就怎样批评他。因为他先发动公开论战，这给予我们反批评的权利，给予我们进行公开论战的自由，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可以把积压了很久的问题摆出来，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这使赫鲁晓夫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

大家觉得，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以来，我们发表的九篇评论这个《公开信》的文章，写得都不错，都打中了要害。特别是7月14日发表的《九评》，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

在会上有些同志说，半年以前毛主席就讲到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这个预见现在证实了。3月间毛主席在他家里开会的时候，就谈到赫鲁晓夫可能被政变推翻。

当时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急于召开国际会议就是出于一种需要。他因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无效，不能把中国压服，于是就想出要采取最后一手，像过去斯大林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像他对付阿尔巴尼亚那样，召开他一手操纵的国际会议，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大家谈到，最近苏共来信指定12月15日要开国际会议的筹备会，即使有些党不出席，这个会也要开。毛主席说，这说明他是想打最后一张牌了。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限期开会，并不说明他强大、不可一世，相反的只能说明他虚弱、没有别的办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苏联国内，对他这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同中国和其他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公开论战中所采取的错误决策、错误做法，引起了一系列恶果，当然很不满。所以他狗急跳墙，急于开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铜。

在几次会上，大家对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的前景会发生什么变化也提出种种估计。有些同志估计，苏共新领导的做法可能不得不改变一些，有些同志觉得也不一定。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从他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1957年。从1957年到现在，有7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11年了。他搞了11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的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有三种可能：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12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第三种可能性是属于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在会上，毛主席还讲到，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15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何，将来究竟会有什么变化。毛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这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大家在会上也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对毛主席的分析和提出的静观方针都表示赞成。

当然，采取静观的方针，也不是对这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毫无反应。以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贺电给勃列日涅夫（他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米高扬（他从7月起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柯西金（他新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国党政领导人联名的贺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除对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

后来定稿写了两段话。一段是：“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另一段话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这段话是比较含蓄的。说“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就是说也包括对赫鲁晓夫被黜是高兴的。接着后面说：“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这封贺电表示了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是近几年来没有的。

在会议过程中还决定，现在暂时不发表论战的文章，我们自己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也不发表。所谓静观，就是包括不采取行动、按兵不动这样一种姿态，这也是对苏联一个友好的表示。因为这个时候再论战、再骂赫鲁晓夫，显然是不合时宜了。过去我们在论战中集中火力对着赫鲁晓夫，只点了他的名字。现在，他垮台了，你还骂就不得人心了。

毛主席很有风趣地说，我们过去对国民党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现在对苏共领导集团也是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们在国庆节前，从9月15日起暂停发表反修的文章，到10月10日又重新恢复公开论战，发表反修的文章，从10月10日到现在知道赫鲁晓夫下台，不到一个星期。现在我们又暂停，停下来看一看再说。

在18日的会议上，大家还谈到当天收到的《真理报》10月17日的社论。大家认为，从这个社论里，还看不清苏共领导同赫鲁晓夫在哪些问题上有重大的原则的分歧。这篇社论只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好像就是不搞集体领导，所以他们要反对个人迷信。社论还讲到，赫鲁晓夫在建设中有主观主义，有放任自流，有轻率的结论，有脱离现实的匆促的决定和行动，吹嘘和夸夸其谈，藐视群众实际工作经验，个人决定等等，都是一些空话。社论的末尾还说，要坚决地、彻底地实现苏共所谓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苏共“20大”、“21大”、“22大”的决议和苏共纲领，并且要取得新的成就。这给人印象是路线不变。所以大家说毛主席提出采取静观方针是适宜的。

10月27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又在毛主席家里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毛主席一开始便提出，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毛主席说，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纪念日，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毛主席说，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总理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

毛主席说，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毛主席说，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党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

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来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现在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会上大家讨论了毛主席的建议，认为可以做点推动的工作，但没有作出决定，再考虑考虑。

隔了一天，10月29日，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他进一步提出．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还不够。毛主席说，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

毛主席解释说，为什么要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周总理也说，我们跟这些兄弟党国家的大使谈，估计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是会赞成的、但是阿尔巴尼亚是否赞成就难说。因为苏联已同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苏联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请不请它很难说，即使请它也可能不去。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民族自尊心很强，估计它不会去。总理说，至于苏联大使，他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表现得非常沉闷。听说他在使馆里面整天愁眉苦脸，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他自己心里也打鼓。估计我们约他见面谈，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是会向苏联国内报告的。

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毛主席要小平同志把这个意见告诉没有参加会议的朱老总和陈云同志，由总理告诉林彪。

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出是不是我们派人直接向金日成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告诉他，听听他有什么意见。会上当场决定由小平同志领头，加上彭真同志，加上联络部的同志，也指定我参加，跟小平同志一起秘密访问平壤。

中央决定后，小平同志迅速行动，当天晚上就同朝鲜方面联系，第二天（10月30日）早上就飞平壤，下午就同金日成会谈，第二天（11月31日）上午又跟金日成会谈，下午就飞回北京。

我们到达平壤后，住在平壤新建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宾馆里。跟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领导同志会谈的时候，小平同志先把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对苏共新领导前景的估计（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几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看法），跟他们谈了，然后谈到我们现在要采取的行动，来推动他们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到莫斯科去主要是作一次现场观察。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作一次现场调查研究。金日成同志完全赞成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但是他说他不去，可以派别人去。后来由金一同志率领一个代表团去。

在会见过程中间，金日成同志向我们打听。他说，你们估计他们这几个人中间谁是主动的，谁是主要策划这次倒赫鲁晓夫的？金日成说，虽然中央全会是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后来他又被选为第一书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他主动也值得怀疑。因为1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他才从柏林回来。报告也不是他做的，而是苏斯洛夫做的。

那么是不是苏斯洛夫策动的呢？小平同志说，苏斯洛夫肯定是赞成的，但不会是他一个人搞起来的。金日成说，据我们的观察，可能是波利扬斯基策动的，他是主席团的成员，也可能是科兹洛夫策动的。小平同志说，据我们在7月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的观察，苏斯洛夫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发言时他总是照着稿子念，遇到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是由安德罗波夫（当时是联络部长）给他递条子的。

金日成说，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我们和他有过几次接触，看起来这个人有点木头木脑的，反应很迟钝，而且谈正经事时话也不多。他现在当头，他是不是主要的策动者这也说不准。小平同志说，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勃列日涅夫参加，他不像是一个拿主意的人。我也介绍说，1960年少奇同志在81党会议后访问苏联的时候，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后来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都是勃列日涅夫（他当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陪着。当时我跟随少奇同志访问，一路上观察他对少奇同志好像对待老师那样，当然少奇同志实际上也是比他资格老得多，他对少奇同志是毕恭毕敬的样子，话也不多，表现得不像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权威的人。不过，这也难说得准。他也可能是个两面派的阴谋家，表面一套，心里另一套。

金日成还谈到苏联的国内问题。他说，苏联农业困难很大，工业也搞乱了。听我们留学生回国反映，老百姓都很不满，干部也很不满。金日成还谈到，公开论战以来，苏联搞得很被动，赫鲁晓夫很被动，所以他垮台也是有原因的。

金日成同志同意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分析，他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外方面的原因。至于变化的可能，金日成说，你们讲的三种可能，看起来中间状态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们也是这样想的，看法差不多。他说，要苏共新领导完全不变，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呢。如果要他们变成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帮人过去是和赫鲁晓夫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一帮子的。所以前两种可能都比较小，后一种可能比较大。

在会见过程中，金日成很赞成中朝两党互通消息、交换情况、交换意见，这样做会合作得更好。他还很称赞小平同志亲自到朝鲜来，向他通报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对此表示感谢。

因为这次秘密访问的任务很简单，所以谈了两次以后，10月31日下午我们就飞回北京了。

第二天（11月1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开会。在会上，首先由小平同志向常委汇报访问平壤的情况，介绍了金日成的意见大体上跟我们一致。然后，总理讲了他这两天分别约见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的情况。

总理谈到，因为小平同志去朝鲜，所以就没有再同朝鲜大使谈。先是跟越南大使谈，然后跟罗马尼亚大使谈，他们都非常赞成我们的建议。跟阿尔巴尼亚大使谈的时候，大使表示，他估计国内很难同意，因为苏联已经宣布跟阿尔巴尼亚断交了。他说，要苏联请我们，估计它也不一定请。即使苏联请了，我们党中央也很难就这样派人去。因为苏联同我们断交了，这笔账不算不行。估计国内不会答应去。但是他答应把我们的意见向国内汇报。

总理说，跟波兰大使谈的时候，大使比较慎重。他说他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也不了解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么样。但是，依他个人看，采取步骤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总是好的。估计波兰党中央会认真考虑中共中央的建议的。他答应马上向国内报告。

至于苏联大使，总理说，我是先见苏联大使的。这个人是赫鲁晓夫的亲信，我们的建议好像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想到我们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但是接下来他对我建议反应不热烈，不置可否，打官腔。他说他将向国内报告，国内有答复马上告诉中国党。总理说，在见他的时候，我还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改善，希望目前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希望今后双方都能够做出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友好的努力。但是他没有反应。总理说，跟苏联大使的谈话是在10月29日晚上，后来他在31日上午再次要求见我，说苏共中央已经答复，赞成中国方面的意见，他们将发出邀请。总理说，契尔沃年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板着脸孔，毫无表情。

小平同志和总理谈完以后，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毛主席说，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哪些错误。毛主席说，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从这天（11月1日）起，政治局常委一连在毛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除议论“一推二看”的方针外，主要是讨论我代表团到苏联去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在策略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在11月3日的会上，谈到了如果苏共方面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这个问题怎么办。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坚持原则，反对无准备地、急急忙忙地召开这种非法的、分裂的国际会议。对于召开筹备会议，我们不主动提出要推迟这个会议，也不表示我们坚持要明年5月间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如果他们提出要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时间要另行商定。总之，保持不确定的待机态势，因为估计苏共领导短期内下不了决心。

毛主席说，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既不主动提出，也不确定日期。

毛主席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毛主席说，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他说，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11月4日又开了一次会。这是总理出发前开的最末一次会。

毛主席在会上说，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毛主席还谈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继续公开论战。

毛主席还强调说，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主席说，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吵起来的呢？是1958年7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1956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又跟艾森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毛主席说，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毛主席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

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我记得毛主席讲这一段话时相当慷慨激昂，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

毛主席说，这次总理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是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到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4日开过会以后，周总理在11月5日早上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到莫斯科去了。代表团成员包括贺老总、康生和联络部的同志。

就在这一天（11月5日），毛、刘、朱、周四人联名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发了一个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的贺电。贺电的前面是祝贺苏联人民47年来取得的成就，希望苏联人民在建设祖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间取得新的胜利，做出新的贡献。贺电的最后一段提出了实质问题。这一段话是：“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的团结越巩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兴，我们的敌人就越害怕。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这段话比较强烈地表示了我们的团结的愿望。最后一句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同时，根据4日会议的议定，由少奇同志领头，加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参加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这也是几年来没有过的友好姿态。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5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陆续地到达。

据我们代表团发来的电报说，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东欧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差不多都是党的第一把手领头。保加利亚是日夫科夫，匈牙利是卡达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乌布利希，波兰是哥穆尔卡，蒙古是泽登巴尔，这些都是第一把手。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第二把手亨德利赫出席，它的第一把手诺沃提尼没有来，留在国内，据说是因为国内要举行大选。罗马尼亚第一把手乔治乌·德治也没有来，而由毛雷尔领头。朝鲜是金一，越南是范文同，古巴是格瓦拉。阿尔巴尼亚拒绝派出代表团。

按照通常的规矩，苏联举行庆祝活动的正式日程，一个是在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11月6日）下午举行庆祝大会，由第一书记作报告；另一个是第二天（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再一个是7日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

11月6日下午的庆祝会是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的报告跟过去赫鲁晓夫比较，不算太长。我们新华社在7日上午陆续收到了由塔斯社发的比较详细的摘要，但还不是全文。我们收到摘要以后，立即陆续翻译并打出清样，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就看到了。

我得到通知，下午3点钟在毛主席那里开会，议论此事。我到达颐年堂西会议厅后，毛主席问我，是不是收到了全文？我回答说，还没有收到全文，但详细的摘要收到了。他又问我，你看这个报告的要点是什么？你向大家说一说，有些同志看了，有些同志还没有看。

我就大体上介绍了一下勃列日涅夫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讲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第二部分是讲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其中提到：用主观主义、随心所欲的决定来代替科学的态度，是必然会产生错误的；还提到最近几年采取一些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步骤也是不对的。

第三部分题目是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讲他们的对外政策，同过去讲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是强调和平共处。但是，在这一部分里，讲到了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先引用了1960年81党会议《声明》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这一段话是1960年我们在会议上坚持斗争才写上召开国际会议要协商一致。勃列日涅夫在引了这段话后说，“再一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只说了这么一句，既没有讲召开会议的时间，也没有提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

最后一部分是讲党的问题，讲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其中说到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间要贯彻列宁的原则和准则，要贯彻列宁的集体领导的精神。还讲到：“10月举行的中央全会（按：就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次中央全会），是实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道路上的重要的里程碑。”我说，勃列日涅夫这句话含糊其词，可能是说反对赫鲁晓夫就是跟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样，也可能是说要坚持苏共“20大”的路线。

我还谈到，根据收到的比较详细的摘要看，勃列日涅夫在报告里没有提到“20大”、“21大”、“22大”路线的问题。对“20大”只点了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但是对“21大”、“22大”却采取了一种含糊的说法。他说，我们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

我介绍完了以后，毛主席说，大家可以议论议论，看看这个报告究竟反映了苏共领导什么动向。

小平同志说，我已看了详细的摘要。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刚才介绍的那么几个问题。总的印象是，他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我们关心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他的错误，勃列日涅夫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仅仅根据这些，赫鲁晓夫是不应该下台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原先他们自己也参与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不敢直接承认是错误的。这可能是他们的要害。目前的苏共新领导，在赫鲁晓夫掌权时都是同他一起共事的，很多人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要他们在路线上跟赫鲁晓夫划清界线恐怕做不到。

少奇同志比较关心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他说，勃列日涅夫引用1960年《声明》里的那段话，是经过我们多次斗争，最后才达成这么一个协议的。这段话是我们跟他们进行斗争的很有力的武器。过去他不提这段话，现在提了。但是他提出“再次召开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这么一个说法，这里只说必要性已经成熟，而不说条件已经成熟。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现在需要开会，条件成熟了；也可以理解为有开会的必要，条件是否成熟，怎么开，他不说。这里面有文章。但可以肯定，他是不放弃召开国际会议的，还是把一把剑悬在我们头上，对我们进行要挟。

其他同志也对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发表意见，比较多的意见还是集中在苏共新领导是不是还是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国际会议是不是还要开这两个问题上。

在讨论过程中，毛主席插了好几次话。他说，现在看到的是报告的摘要，还不是全文，我们要看到全文以后才能够作最后判断。但是，从这个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他只讲必要性成熟，但没有讲要在12月15日召开筹备会，当然也没有讲筹备会有哪些人参加，也没有讲苏共过去提出的明年年中要开国际会议，也没有讲中苏两党会谈，这些都没有讲，含糊过去了。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

毛主席说，苏共领导现在处于惶惶无主，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还没有明确的、大家一致赞成的意见，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

少奇同志说，1960年81党会议后，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他给我总的印象是，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毛主席说，我们过去讨论过究竟这次倒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是谁，现在还搞不清楚，要看代表团在莫斯科现场观察怎么样。当然，人的问题不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主席团这个集体是执行怎么样的路线。

看来他们现在惶惶然，六神无主。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么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可不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今天才是第一天。要看看代表团接触、观察的结果怎样，我们再开会议论。

因为晚上少奇同志还要率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所以下午的会议的时间不太长，很快就结束了。

在莫斯科，周总理率领代表团11月6日参加了苏方举行的庆祝大会，11月7日上午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检阅，11月7日晚上参加了苏联党政举行的招待会。所有被邀请来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外宾，都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苏联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正像我党原来建议的那样，这是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代表团在参加庆祝大会和阅兵式的活动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在11月7日晚的招待会上却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严重事件。这就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我们贺龙元帅在跟过去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当时的苏联元帅崔可夫等苏联将领聚到一起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插进来对贺老总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很气愤，严肃地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

据当时在场的我们翻译同志说，周围的苏联将领，包括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这样讲很不以为然。崔可夫甚至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老总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衅，马上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当时坐在主宾席上，听了以后，马上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坚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当时勃列日涅夫他们有点吃惊，马上派人去调查。

调查的人回来以后，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总理郑重地对勃列日涅夫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说了他心里的话。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周总理讲话时声音很大，在场的许多人都围过来。苏方一再解释马利诺夫斯基喝醉酒。周总理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快就退出招待会。

11月7日夜，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

11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报。我到会时看到常委们都坐会议大厅西头的围成圆形的沙发上。

当时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都非常生气，都认为苏共新领导还是搞赫鲁晓夫那一套，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到，苏共新领导内部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崔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两人的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决心改变赫鲁晓夫的反华方针，要不然，一个国防部长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谈到，如果说这是勃列日涅夫他们指使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可能不会，因为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马上派人去了解，然后说是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说明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不是有意布置马利诺夫斯基这样做。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这么讲，很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代表一种思想，就是继续反华的思想。

大家根据以上分析，同意代表团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

毛主席同意大家的意见，同意代表团的请示，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而且要声明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毛主席还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情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利用此事把问题摆开来讲，说明我们是为团结对敌而去莫斯科的，我们不仅自己派代表团去，而且为着表示我们的诚意，建议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共同庆祝十月革命节，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我们团结一致。而他们竟然对我们采取像对敌人那样的态度，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而且要颠覆我们的领导，这完全颠倒了敌我，破坏团结。

毛主席说，对了，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理，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有人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了敌我关系。

毛主席还提出，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筹备会议也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代表团昨天来的电报里还谈到，苏共领导8日下午要到我代表团住地来吃午饭，而且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和他们的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将一起来。所以毛主席要小平同志马上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并且要在苏方来吃饭之前发到代表团手里。

毛主席说完后，小平同志当场叫我同他一块到颐年堂会议厅正厅起草电报。其他常委们留在西厅议论。小平同志口授一句大意，我编写一句文字，很快就把给代表团的复电稿起草出来了。然后我用大字誊清了一遍，小平同志再过目时，改了几个字就交给毛主席。

这个电报稿写了这么几点：

第一，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

第二，要代表团要抓住这件挑衅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着重攻他们颠倒敌我关系。

第三，在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不必谈召开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也不必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也不必跟他们多讲，还是坚持我们原来的立场，就是我们有权答辩，还没答复完；除非他们承认错误或者经过协商并取得协议才能停止。

毛主席看完这个电报草稿后，传给少奇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杨尚昆同志等人看了。大家看完以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子吧。然后就交给尚昆同志，用标着AAAA的特急电发给代表团。

据代表团后来发回的电报说，他们在8日上午（北京和莫斯科的时差为5小时）收到中央的电报。所以代表团在同勃列日涅夫他们吃午饭时，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对这件事做出正式答复。苏方听了很慌张。勃列日涅夫在同米高扬、柯西金马上商量一会儿之后，一本正经地宣布：他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当时整个宴会气氛很紧张。我们代表团非常气愤，根据中央指示，绝口不提其他问题。苏方也许还想谈别的问题，看到这种气氛也谈不下去了。到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考虑到中央指示电中要代表团采取攻势，我们有许多话还没有讲，在宴会上也不宜作长篇讲话，于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代表团要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举行正式会谈，并建议9日就谈。苏共方面说，他们要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会谈，9日白天的日程已经排满。后来苏方同意中苏两党代表团在9日晚上会谈。

11月9日晚6时开始，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苏斯洛夫没有参加。

在会谈中，我代表团抓住马利诺夫斯基这个挑衅事件采取攻势。恩来同志指出：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竟然公开要求颠覆中国党的领导这样严重的事件，苏共领导不能以他酒后失言来解释。恩来同志根据中央来电的精神，批评苏共领导对我党派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一番好意置于不顾，反而要颠覆中国党的领导，把朋友当敌人看待，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勃列日涅夫赶忙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完全不能代表苏共中央，还说什么马利诺夫斯基是个军人，非常粗鲁，又喝多了酒，如何如何如何。勃列日涅夫他们三个人一再重复这样的话，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十分被动。

恩来同志进而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他在国际上搞“三无世界”、大国沙文主义，对美国既犯投降主义，又犯冒险主义；在国内搞全民党、全民国家，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等，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这时苏共领导只有招架之势，勃列日涅夫辩解软弱无力。米高扬比较圆滑，他多方进行辩解，并且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柯西金不大说话。倒是当时是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后来受到勃列日涅夫赏识和提拔的安德罗波夫比较活跃，他主要谈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但是谈过来谈过去只讲召开会议的必要性，对什么时候开、筹备委员会怎么样组成、还要不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提。

这次会谈比较特别，原来在1960年和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中苏共代表团领头的苏斯洛夫一直没有露面。这可能因为他在苏共二月全会上做了反华报告，不好意思露面。据代表团反映，在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期间，他碰到我们代表团成员时，即使是过去比较熟悉的，他也不理会，好像是没有看见的样子。科兹洛夫、波利扬斯基和波诺马廖夫也都没有出面。

第一次会谈的时间不长，从晚上6时开始谈，到8时左右，苏方提出因为他们已经约好要请别的代表团吃晚饭，希望到此休会，改日再谈。我方提议10日再会谈一次。后来苏方联络的人说，他们10日已安排别的日程，可以在11日再谈一次。

10日上午代表团就把9日晚第一次会谈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同时请示中央，除了前一次指示以外，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

这样，10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从第一次会谈的总的情况看，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对中国、对开国际会议，今后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好像都还未确定。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对马利诺夫斯基事件，我们代表团一攻，他们赶快道歉。一而再，再而三，但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他们既没有跟我们就实质问题辩论，甚至连中苏两党会谈怎么样、国际会议怎么样，都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从这些情况看，现在苏共领导内部问题很多，还来不及对这些问题统一意见、做出决定。

毛主席说，苏共领导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

毛主席说，看来苏共新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要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毛主席说，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1956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来看，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的态度。所以说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接着，大家就议论到苏共领导这次推翻赫鲁晓夫，究竟谁是主要的策动者，一直到现在还不清楚。从现在情况看，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少奇同志说，一个党形成自己的领袖，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考验，才能在斗争中间慢慢形成自己的领袖。列宁经过长期斗争才成为苏共的领袖，斯大林也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些人的斗争中成长为领袖的。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二十年工夫，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领袖的。现在苏联还形成不了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有权威的领袖。

少奇同志还说，我们党的历史也证明，形成一个党内公认的领袖，也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包括同阶级敌人斗、同帝国主义斗、同党内机会主义斗，才能够形成。他说，毛主席是公认的领袖，不是谁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我的确充分感到毛主席是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在领袖群中间，他是最优秀的，是代表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

毛主席插话说，如果是打仗，可能会快点出人才、出领袖，但现在是和平时期，恐怕不会很快造就一个领袖。

少奇同志说，苏共在和平时期产生不了比较英明的领袖，很可能出来的人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苏联领导集团里面究竟谁代表左派，谁代表中间派，谁代表右派。反正有左、中、右的区别，很可能是比赫鲁晓夫更坏的人出来领头。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那样一来，苏联内部还会再次分裂，甚至分裂多次，不稳定，动乱。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搞了这么些年，是不得人心的，在国内丧失了威信，在国外也不见得有威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帝国主义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又摇尾乞怜，总是那样挺不起腰来，帝国主义也看不起他。斯大林反对帝国主义很坚决，帝国主义看得起他。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经过斗争，左派占了优势，比方说莫洛托夫出来掌舵，这样可能会稳定一个时期。但是，现在人家都叫他是斯大林分子，所以莫洛托夫恐怕也出来不了，而且他年纪也大了，现在有70多岁了。

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在上次会上讲到，苏共新领导是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从代表团到莫斯科之后跟他们接触的情况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并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不好的表现。很可能他们并不是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是对赫鲁晓夫专横跋扈、个人说了算，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使大家无所适从，因此领导层中对这方面不满多一些，当然还有不满他把农业搞糟了。至于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对帝国主义求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恐怕现在的领导并不反对，因为他们是积极参与了这些事情的。他们很可能就是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没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3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会垮台。我们7月底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续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3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账，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言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8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当时大家提出，如果苏共现在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拒绝。

少奇同志说，一方面不拒绝，一方面又不要具体承担责任。就是说，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地方谈、谈什么问题，要从长计议。因为苏方的方针还没有定，他们究竟对中国怎么样，是继续反华，还是缓和一下，还是改善关系，都没有下决心。当然，我们也不要拒绝，如果拒绝，他们就得理，会说我们连谈都不愿意谈。实际上这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同他们举行会谈，就是两党会谈了。所以完全拒绝两党会谈不好，人家会说我们一点改善关系的诚意都没有。而且我们也要同前一个时期采取的争取缓和一下的方针保持连续性。

这次常委会时间比较长，议论快到深夜12点时，毛主席说现在时间已经很晚，讨论还要继续，要小平先去把会上议论归纳成几条，拟一个给代表团的电报，而且要代表团谈完了就动身回国。毛主席还说，从《参考资料》已经知道，有些兄弟党代表团跟苏共会谈后又发声明，又发公报，又发新闻。据越南同志讲，过去他们临上飞机前，苏共塞给他们一个公报稿子，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照样发表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要告诉代表团，我们要明确地表示，这次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

毛主席说完后，小平同志要我跟他一起在颐年堂正厅的长桌上起草电报。这次也是按老办法，他说，我写，个别地方我请他再斟酌一下，很快就起草好了。这个电报的要点是：

一、要代表团按照原定的方针放手反击。

二、除了攻他们的修正主义外，还要攻他们搞分裂、搞老子党、搞指挥棒、搞颠覆活动。

三、要在会谈中揭露苏联企图用表面上承诺所谓团结，来换取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和肯定12月会议合法性的阴谋。

四、坚决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声明我们绝不参加苏方下令在12月召开的筹备会议，这个态度，已在8月30日给苏共的信里讲了，没有更多的话要讲。

五、如果对方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可以表示同意，但是日期和地点另议。对于会谈的时间，既不要说我们过去第一次提出的10月间，也不要说第二次提出的明年5月间，只说另议，并且要苏方提出方案。

六、要质问苏方过去联美反华的路线改变不改变，愿不愿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愿不愿意真正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改变过去那种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如果对方表示愿意团结，愿意一起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口头上做了这样的表示，那我们就回答：你们这样表示，希望得到行动的证明，我们要看你们今后的行动。要把这点明确告诉他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只看他们做什么。

七、要代表团明确对苏方说，这次会谈，不搞什么联合声明，也不搞什么公报，连新闻都不要发表。

八、代表团在莫斯科不宜久留，争取11日结束会谈，随即动身回国。

跟上一次电报一样，起草完以后，小平同志把电报草槁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给大家传看。当时参加会的还有彭真同志、陈老总和刘宁一等，都传看了。

11日晚，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

据代表团报告，在会谈中，周总理根据中央发去的指示电，放手地批评苏共领导，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

周总理立即指出，我们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和好的意愿到莫斯科来的，但是我们遇到你们的挑衅，就是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要颠覆我们党的领导。你们还是以老子党自居，还是搞分裂。你们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在上次会谈中间，你们也表示了友好、团结的愿望，说了那么一些话，但是看起来并没有真心诚意来改变你们过去的反华方针。米高扬说你们同赫鲁晓夫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要继续反华。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那是做不到的。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我们只写了九篇文章，我们还要继续答复你们的《公开信》。

至于你们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也要答复。你们报刊上其他反华文章，我们也要答复。除非你们宣布过去搞错了，不算数了，不然，我们有权利答复，有权利发表我们的意见，澄清事实，澄清是非。你们过去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反华，我们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周总理这么长篇发言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们还是希望加强团结，希望增进友好，发展中苏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往，等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在1963年11月给我党中央的那封信里的话。

勃列日涅夫说完后，周总理回答说：你们上次那封信我们已经答复了。有关中苏关系的几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表示了我们的态度。现在我们还是原来的意见，我们没有新的话要讲。从那以后，你们中央开了二月会议，作出反华决议，要对我们采取“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就等着看你们的行动，是否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继续要“坚决反击”，继续要采取“集体措施”。

周总理这样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以后，苏方既没有提两党继续会谈，也没有提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只抽象地表示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为了加强团结、解决分歧。

周总理最后讲了四点意见：

（1）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在十月革命节的贺电和祝词中表达的团结愿望，我们现在仍然坚持不变。

（2）你们提出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事先没有经过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是非法的、分裂的会议，我们绝不参加。我们的态度已经在今年8月给苏共中央的信里面作了答复，现在没有新的话要说，只是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

（3）在你们仍然奉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中苏之间的基本原则分歧没有解决，又没有达成公平协议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回答你们对我们的攻击，公开论战不能停止。

（4）关于我们在这里逗留期间同你们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

这次会谈从晚上5时到深夜11时半，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11月12日，苏方又要求会谈。勃列日涅夫如约到我党代表团住处，向我党代表团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但没有讲多少具体内容。勃列日涅夫谈到最后，突然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他说他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如果中国方面准备好了，可以举行中苏两国或两党的最高级会议，地点在北京或莫斯科都可以。周总理根据中央指示电，回答他们说，我们代表团将向中共中央报告你们的建议。在我们方面，已经多次表示门是开着的。

我党代表团在逗留莫斯科期间，除同苏方会谈外，还同朝鲜、罗马尼亚、波兰、古巴、民主德国、越南、英国等的代表团会谈，并且在同苏方会谈结束后还将会谈情况分别向朝、越、罗、匈等代表团通报。

11月13日晚上，周总理率领代表团离开莫斯科，14日回到北京。代表团到达北京时，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还有少奇同志、朱老总、董必武同志、小平同志以及党政军的领导人，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到飞机场迎接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代表团在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在飞机旁边，毛主席跟周总理做了短暂交谈以后决定一起到大会堂去谈。我也跟随中央领导同志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这里说的北京厅，不是大会堂现在的北京厅，而是过去的北京厅，就是在大会堂主席台后台南边的一个会议室，当时叫北京厅，现在叫118会议室。现在大会堂开大会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休息。过去毛主席在大会堂召开会议或接见外宾都在这里。

大家到了北京厅以后，一坐下来，周总理就说，这次代表团和苏共第一次、第二次会谈的情况都给中央发了电报，主要的情况就是那样。现在谈谈代表团的观感。

毛主席问周总理：你看苏共新的领导是一个什么东西？周总理说，看来它本身很虚弱，拿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好像有关外事方面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或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反映他们内部矛盾重重。

周总理说，马利诺夫斯基和崔可夫都是元帅，崔可夫的资格比马利诺夫斯基要老得多，他跟朱可夫差不多是一级的元帅，他不同意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因此可见他们内部不一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一发生，我们就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赶忙道歉。看来他们现在首先想解决国内问题，然后才有时间、精力来考虑国际问题。

周总理说，从会谈过程中来看，他们还没有要根本改变对华方针的想法。这些人根本谈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有趣的是，昨晚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我说，他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区别的，否则为什么把他赶下去。当问他有什么区别时，他又支支吾吾，避而不谈，只说：“你相信我们能把赫鲁晓夫给我们留下的沉重包袱背到底吗？”

周总理说，可以看出，他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可能是对赫鲁晓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对他的作风不满，所以就把赫鲁晓夫当做替罪羊，把过去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责任统统推到赫鲁晓夫身上。当然赫鲁晓夫个人自作主张、独断专横也是有的。但是从这次在莫斯科的试探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整个内外政策的路线并不是有实质的分歧。

毛主席说，我们在北京议论，认为苏共新领导实行的很可能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总理马上说，主席概括的很对、很准确、很易懂。

接着，周总理又说，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议，苏共新领导似乎也没有确定硬是要在12月开，但是要开这个会是肯定的。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里就讲开会的必要性。在会谈过程中他也提到希望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加强团结。同时，他们也希望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因为在十月革命节期间，我们没有发表任何批评苏共的文章，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还是维持现在的样子，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总理还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我们会谈或接触的左派兄弟党代表团都反对苏共召开兄弟党会议，也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罗党代表团这次表现很好，我们同他们会谈了三次。他们表示：如果苏共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使其他兄弟党都参加，罗党也不参加。

大家听到这儿就议论纷纷，说这个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

毛主席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大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毛主席问代表团的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周总理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总理说，倒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反华报告的是苏斯洛夫，这次在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全会上作反赫鲁晓夫报告的也是苏斯洛夫。我们在莫斯科期间，一次也没有同此人接触。这究竟是因为此人反华名声太坏，不宜同我们接触，还是因为他老奸巨滑，是幕后危险人物，难以判断。

小平同志说，1960年苏斯洛夫主持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许多问题都跟科兹洛夫交头接耳，有的时候他还要安德罗波夫写条子，看起来他也不是做主的人。特别是在起草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时候，争论到最后跟彭真同志搞一锤子交易，达成口头协议的，也不是苏斯洛夫，而是科兹洛夫。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时苏斯洛夫也只是照本宣科。在我们讲斯大林问题中揭露赫鲁晓夫自相矛盾时他表示抗议，也是在安德罗波夫给他递条子之后，可见也不是拿主意的人。科兹洛夫没有参加那次两党会谈。

周总理说，科兹洛夫是赫鲁晓夫亲自提拔的，原来在苏共领导集团中地位相当重要，是常务书记，有人说他是赫鲁晓夫内定的接班人，是党内第二把手，但是这次没有见到，后来才听说，他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整个活动都没有参加。就是说科兹洛夫没有直接参与扳倒赫鲁晓夫。

北京厅的会议开了近两小时。结束前，毛主席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了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了贺电。不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毛主席最后很有风趣地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按：这是宋代词人晏殊所作《烷溪沙》中的名句。）

过了两天（11月16日），金日成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先向金日成扼要地介绍了在莫斯科跟苏共领导接触的情况。下午，毛主席和金日成会谈。

本来，金日成在去越南之前，11月8日路过北京的时候，也跟毛主席会谈过一次。那时大家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方面究竟是什么人策动的、苏共新领导中谁是主要人物、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苏共领导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当时情况不明，都没有肯定的意见，只提出了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对我们今后怎么行动更没有涉及。

16日下午会谈的时候，首先由金日成讲了他访问越南的情况。金日成说，前天从越南外地访问回到河内，应越南方面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范文同汇报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情况。范文同说，他的汇报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没有很好整理，是初步的看法。据金日成说，范文同在汇报中大部分时间谈了苏共新领导消极的一面，比如内部非常忙乱，各说各的，好像思想没有统一，没有真正团结在一起，等等。最后范文同也谈到苏共领导表现的一些积极的方面。范文同谈到：苏共领导跟他们说，苏共首先有几件事要做：第一，要改组党，过去把党分成工业党、农业党是不行的；第二，现在就停止公开论战，不再攻击中国党；第三，表示愿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范文同说，对苏共新领导还要继续观察。

金日成同志说，在会议结束之前，胡志明主席向我提出三点意见，要我以受越南党的政治局委托的名义，转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这三点意见是：第一，公开论战要继续下去，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第二，要阻止他们召开12月的筹备会议。在这个会议之前必须举行中苏会谈，达成一致协议，否则12月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第三，现在要考虑越南方面的建议，亚洲兄弟党要就赫鲁晓夫下台和苏共新领导问题交换意见。

毛主席听了金日成谈的这些情况和越南党的三点意见之后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对苏共新领导的动向还不那么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也不清楚。西方宣传报道说，现在苏共新领导是三驾马车，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这三驾马车。

毛主席说，公开论战可能暂停一下。他们害怕我们不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受约束，不宣布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什么时候需要公开批判他们的错误，就什么时候公开批评，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看来他们所说的“集体措施”就是要在会上做反华决议。

周总理说，现在他们骗我们参加12月的筹备会。在12日会谈过程中，他们除了大讲会议的必要性外，还表示12月会议的时间、名称、成员、性质等都可以研究，似乎表示有商量的余地。但是他们又坚持苏共是负责召集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保待老子党的地位。

毛主席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说连细小的问题都同赫鲁晓夫一致，既然这样，那同他们会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中苏两党会谈，苏方原来说5月就开，我们不同意，说改在10月开，他们又嫌晚。后来我们说10月也太早，推迟到明年5月开。现在看来，明年5月也太早。究竟要推迟几个月或几年，还要看一看。

毛主席说，亚洲兄弟党已公开拒绝参加苏共召集的12月筹备会议，可以到那时看他们怎样动作再说。

毛主席说，阿尔巴尼亚党是决不参加12月筹备会的。罗马尼亚党表示，他们也不参加，也不赞成我们参加。这两个党的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

少奇同志对金日成同志说，罗马尼亚党今年来过两次。第一次是3月间，也到你们那里去了。那次的态度是要充当赫鲁晓夫的调停人。第二次是10月间，毛雷尔领头，态度比较坚决，说绝不参加赫鲁晓夫召集的分裂会议。

毛主席说，我们是强硬派，我们不怕苏共召开12月会议，最好他们开，最好他们如期在12月15日开，离现在只有一个月。看来到那时他们可能开不起来。

小平同志说，估计他们不会公开宣布不召开筹备会议，他们很可能宣布推迟召开筹备会。

少奇同志说，不管推迟也好，不推迟也好，反正他们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一个圈套，我们要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我们不同意，朝鲜也不同意，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党也不会同意，这样至少有七个党反对，其中有五个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是执政的党。

金日成说，我们对12月会议已确定方针，就是坚决反对。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也是坚决反对，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说了话不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金日成说，我们赞成中国同志的意见，对苏共新领导暂时不公开论战。这样比较好。

毛主席说，对，这个问题我们意见一致。我们现在不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苏共新领导，这样做不得人心。我们要等苏共新领导发表像1963年7月《公开信》那样的文告，或者做出公开反对中国的决议、报告，像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那样，我们才给予公开答复。我们现在要偃旗息鼓，像打仗那样，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一段时间休整。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在争论不休。所以亚洲兄弟党要继续观察，看苏共新领导怎样变化。

少奇同志说，因为他们内部现在还在争论，方针也没有定，苏联国内和东欧各国党都会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所以我们现在暂停同苏共新领导公开论战，不写文章公开批评他们，但是我们保留批评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撤销他们的二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决议。

周总理说，我们在参加红场阅兵式的时候，碰到好几位苏联元帅。其中有索科洛夫斯基，他说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得好，可以多爆炸几个。我跟他说，我们还要搞导弹。他说应该多搞，他赞成中国搞导弹。由此可见，苏联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

最后，毛主席说，现在是不是可以肯定这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祝贺十月革命节，表示了友好和团结的愿望。

第二，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这是指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至于其他兄弟党的文章，我们考虑还是要发表，因为还有一批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第三，我们还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的表现，至少在苏共召开12月会议之前要继续看。

第四，对12月会议，我们的方针不变，坚决反对他们召开。

金日成表示同意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四点意见，反映了我党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于中苏关系的方针。

作者按：根据80年代末起陆续出版的前苏共中央领导人和接近苏共领导核心的人物的回忆录、访问记和专著，赫鲁晓夫被罢黜的经过如下：

大约从1964年初起，苏共中央领导层即酝酿罢黜赫鲁晓夫。这个密谋的中心人物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前三人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是两面大旗，波利扬斯基是为他们两人出谋画策的军师，谢列平是具体部署政变的组织者，他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处最年轻的书记，曾任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他们有过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所谓“反党集团”的经验，知道宫廷政变关键是掌握内务部（克格勃），1957年扳倒莫洛托夫等就是内务部长谢罗夫起了特殊作用。因此作为倒赫这一宫廷政变的具体组织者谢列平，利用他过去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时的老关系，拉帮结派，首先把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拉进来参与密谋，并通过他联络克格勃系统的主要人物，掌握党政军（主要是莫斯科卫戍区和莫斯科军区）的要害部门。

勃列日涅夫原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时的老部下，是赫把他提拔到中央来的，职务逐步升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1963年6月兼任苏共中央书记，接替心脏病突发的科兹洛夫（据说科是赫鲁晓夫培养的接班人）的工作。有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起初不大乐意做这份冷清而费力的党务工作。因为他热衷于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或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出头露面。红地毯、仪仗队、隆重的迎送仪式、盛大的宴会、热闹的场面、授勋颁奖、热烈拥抱、报纸上经常刊出他的大幅照片，这些对他更具吸引力。据称，他逢人笑脸相迎，同各方面关系不错。赫鲁晓夫虽然选中他为培养对象，但又认为他的缺点是不能坚待自己的意见，容易受别人影响，有时态度模棱两可。

波德戈尔内也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时的部下，也是赫提拔他到党中央工作的。有的回忆录说，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波德戈尔内则是苏共中央的大管家，许多重大党务是他主办的。苏共“22大”后他曾受到赫鲁晓夫多次责骂，对赫越来越不满。1963年6月勃列日涅夫任中央书记后，波德戈尔内很快就同这位在乌克兰的老同事结成同盟，分担勃在书记处的绝大部分党务工作。他们先后拉拢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两人参与密谋倒赫，这两人都有政治野心。波利扬斯基认为自己资格老，但不受赫鲁晓夫重用。谢列平从共青团第一书记提升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自视甚高，飞扬跋扈，并认为自己是中央领导层中最年青的，最有资格当未来接班人的人选，曾拒绝赫鲁晓夫想把他下放到列宁格勒工作锻炼。

反赫鲁晓夫的密谋从1964年春起逐步实施。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计划的第一步是争取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以商量工作为借口的个别谈话摸底，到6月间估计可望争取到多数的支持。第二步计划是分别同中央委员会成员接触，方式是利用7月和8月的休假季节，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休养胜地，频繁地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各部委和各州的党政领导人“海水浴”、“野餐”、“聊天”、“拜访”，逐个逐批进行摸底（在莫斯科中央部门也同样进行摸底）。他们已了解到，这些人大多数对赫鲁晓夫把各级党委分割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搞干部轮换制、设立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中央各部门架空）、裁减军队等重大措施，普遍不满。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中委名单上每个姓名后面都画了符号，“＋”表示肯定，“-”表示不肯定。据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说，到9月份他们从各休养地回到莫斯科时，已有把握可以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反赫鲁晓夫的“稳定多数”。

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从1964年初起很少在莫斯科，春天去波兰、匈牙利访问，接着又去乌克兰、列宁格勒视察，5月乘船去埃及，6月访问北欧，7月又去波兰参加国庆大典，其后又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即农垦区）视察秋收准备工作。其间4月70大寿时，赫鲁晓夫接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全体成员的隆重祝寿，他们以非常热烈的姿态为赫歌功颂德，其中谢列平最活跃，奉承的调子最高。赫鲁晓夫对这些人的忠诚深信不疑。他在国内外到处跑了几个月后才于9月底去疗养胜地皮聪达休假。行前他的儿子小赫鲁晓夫告诉他：正在酝酿着把他拉下台的密谋。这是小赫从前主席团委员伊格纳切夫（“22大”时未被选入主席团而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也参加了政变密谋）的卫队长那里得知的。赫鲁晓夫不相信，同米高扬商量，要米高扬核查后到皮聪达会合。米高扬找来那个卫队长，询问情况。那个卫队长不但完全证实确有此事，而且谈得更详细和广泛。米高扬半信半疑，随即于10月初也去皮聪达，把核查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仍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也没有为此采取任何措施，继续在皮聪达休假。

在莫斯科，10月上旬，倒赫密谋集团认为条件成熟，时机已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原定11月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动手。而且他们得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反赫密谋已略有所闻（这是克格勃系统利用监控赫、米两人的电话和窃听设备得知的），更是迫不及待，要正在访问东德的勃列日涅夫马上回国。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家里召集主席团会议。几乎所有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都参加，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参加了。这些人中并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密谋。柯西金是事前一星期才知道的。马利诺夫斯基是两天前才得到通知。苏斯洛夫更是到达会场时才得到通知，他大吃一惊，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这要打内战了”。勃列日涅夫要他放心，说莫斯科军区的所有要害部门都已控制在克格勒头子谢米恰斯内手中。苏明白了当前的形势，便同意倒赫政变。——这是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记述的。

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密谋会议商定立即行动，把赫鲁晓夫拉下台，并采取通过一个决议的形式，定于第二天即13日正式召开主席团会议，要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回莫斯科参加，借口是讨论修改新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便提交尽早召开的中央委员会讨论。为了催促赫、米回莫斯科，需要立即打电话给他们两人。这个电话本应由勃列日涅夫打，但勃不肯出面，让波德戈尔内打，波也不愿出面，要苏斯洛夫打。苏斯洛夫犹豫了一会儿，答应当场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在皮聪达，赫鲁晓夫12日晚上同米高扬在一起聊天。苏斯洛夫打来电话时，赫鲁晓夫起初不愿那么匆促召开主席团会议，不愿第二天就回莫斯科，说离11月召开中央全会还有一段时间。苏斯洛夫执意要赫和米第二天乘飞机回去，理由是主席团（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已齐集莫斯科，大家对计划草案有很大意见。赫鲁晓夫同米高扬商量后，同意两人在13日下午（因为13日上午赫鲁晓夫还要会见法国客人）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当天夜里，米高扬同赫鲁晓夫商量此事，怀疑这同他们听到的反赫传闻有关。赫鲁晓夫向米高扬表白，不管怎样，他不会同主席团斗争。据同他父亲一起在皮聪达休假的小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他看到他父亲情绪低沉，表现出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样子。

10月13日下午，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乘伊尔-18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2号机场时，整个停机坪空荡荡的，既没有惯常那样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欢迎，也不见他们在莫斯科的秘书、随从和亲属，只见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和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局长切卡洛夫两人走近舷梯，迅速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接上汽车，然后直奔克里姆林宫。谢米恰斯内把赫、米带进会议厅后，立即下今撤换克里姆林宫所有警卫。

勃列日涅夫主持主席团会议。到会的有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只有科兹洛夫因重病没有出席。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以及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即对赫鲁晓夫进行激烈的指责。据米高扬事后告诉别人：指责的范围主要是涉及普遍引起不满的国内问题，如党委一分为二、成立地区经济委员会、实行干部轮换制、裁减军队等国内重大问题，也涉及国际问题。发言中对赫鲁晓夫的专横粗暴作风抨击最烈，也指责他出国访问时携带妻子和一大批其他亲属。谢列平和谢列斯特（乌克兰第一书记）跳得最高，沃罗诺夫最粗暴，格里申等人较为克制，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始终不发言。米高扬在会上曾提议只罢免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个提议立即被否决。

赫鲁晓夫晚上回到住处后沮丧异常。他在夜里打电话告诉米高扬，他决定请求辞职。

10月14日上午，勃列日涅夫主持主席团会议，继续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答辩性发言。据谢列斯特（乌克兰第一书记）根据当时札记写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没有作全面的系统的答辩，他只谈到几件事。赫鲁晓夫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为主席团的成熟感到高兴。大家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不会同你们斗争。我愿意让位，由比我更年轻的人来干吧。我过去对好些人态度粗暴，请原谅我吧。赫鲁晓夫说着说着，先流泪，后来就大哭起来。但他还是接着说下去。他说，我的主要毛病是善良和轻信，又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你们谁也没有指出过我的缺点，都附和我，赞扬我。你们批评我把农业搞糟了，把党委分割成搞工业和搞农业两部分，成立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但都是主席团甚至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的，集体作出的决定，怎么由我一个人负责？你们说我做了第一书记还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大权揽于一身，但这是你们提议的，你们当时说这对党和国家有利。我的错误在于当时没有反对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在古巴布置导弹是冒险的，但这不是主席团作出的决定吗？你们又说我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撤回导弹是使苏联丢脸，但这不是集体决定这样做吗？难道要打核大战不成？你们又说不应该修建“柏林墙”，但当时你们大家同我一样是极力主张这样做的。现在你们责怪我，我错在哪里？你们又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搞得这样糟不应该，说应该有政治嗅觉，又应该有政治灵活性和策略灵活性。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

赫鲁晓夫最后讲到他想对将要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什么要求时，勃列日涅夫立即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看到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指望了，便说：我这个最后发言，就算“绝唱”吧！赫鲁晓夫最后写一个辞职的报告，并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上午的主席团会议便告结束。

在主席团会议进行过程中，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齐集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等得不耐烦了。有人提出要挽救赫鲁晓夫，有人则呼叫支持勃列日涅夫。谢米恰斯内警告勃列日涅夫，他快挺不住了，最多只能应付到晚上，要求勃列日涅夫结束主席团会议，尽快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主席团成员都讲过了，还有书记处成员和其他参加的人还未讲，每人表个态，一个人两三分钟就行。中央全会当晚6时准时召开。——这是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说的。

由于上述原因，勃列日涅夫在10月14日下午继续召集主席团会议。这次会议已不让赫鲁晓夫参加了。会上先由上午没有发言的人表态，然后迅速转入通过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报告和任命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决定。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宣布会上不提问题，只进行表决。这一切都无一人反对地通过了。

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本来应该由勃列日涅夫出面作报告，但他说由他出面不合适，因为全会即日才选出他代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能给人印象是他带头夺赫鲁晓夫的权。他提议波德戈尔内作报告。但波德戈尔内也推辞，说他同赫鲁晓夫共事多年，由他作报告别人会怎样看。他推荐苏斯洛夫在全会上念，说苏是党内的“大思想家”，1957年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四人“反党集团”时，就是他在全会上作报告的。他又说本想由谢列平念也可以，他能说会道，但太嫩了。于是主席团决定由苏斯洛夫在全会上念波利扬斯基起草的反赫鲁晓夫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于10月14日晚上举行。（赫鲁晓夫本人和一些流露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没有被允许出席。）勃列日涅夫在开幕词中简单说明召开这次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原因。

他说，主席团原定在11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苏联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重大问题。但近来主席团不断收到对原来的计划草案有关问题提出的许多原则性意见，主席团在10月12日讨论了这些意见，决定请赫鲁晓夫从皮聪达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10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主席团在10月13日和14日举行会议，讨论党中央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一致认为这些错误首先应由赫鲁晓夫承担责任，并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和决定。接着就由苏斯洛夫念主席团通过的报告。在苏斯洛夫报告过程中，会场内不断发出鼓掌声、谈笑声和喧哗声，许多人呼喊：“说得对！”“可耻！”“开除党籍！”“交付审判！”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念了赫鲁晓夫签字的请求辞职的声明，也念了主席团关于解除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通过。勃列日涅夫在苏斯洛夫读完报告后，即提出举手表决决议草案。结果当然是“一致通过”。随后又相继举手表决主席团提出的推荐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两案当然也是“一致通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关于中苏关系，从赫鲁晓夫的答辩看，似乎在主席团会议上，赫没有受到很多指责，他也没有认为他自己有什么错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念的报告中，还指责中共领导人搞“分裂活动”，指责这是“反列宁主义立场”，报告说，“今后，我们要同他们这一立场继续斗争下去。”报告中说，“我党在国际问题上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说，“我们不应闭眼看不见赫鲁晓夫同志那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摆出一副教师架势的表现。”这是泛指，接着举例是说，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时，教训兄弟党领导人怎样种玉米。

赫鲁晓夫下台轰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党派、各种集团、各种报刊，都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各兄弟党的看法。

在十月革命节前，从11月1日到4日这四天里，中国党政领导人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米高扬发去贺电，接着又为祝贺十月革命节发去贺电，还主动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除此外，没有公开评论赫鲁晓夫下台一事，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的郑重的谨慎的态度。

但是，在这四天里，我们报道了19个兄弟党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材料，这些材料或者是他们党中央的决议，或者是他们党中央的公报，或者是他们党中央领导人的谈话。这里有亚洲各国党的，包括日本党、印度尼西亚党的，还有蒙古人民党的，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包括波兰党、匈牙利党、保加利亚党、民主德国党、捷克斯洛伐克党。此后还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包括法共、意共、荷共、英共和瑞典共产党。

在这些党中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鲁·艾地10月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很值得注意。他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赫鲁晓夫辞去他的三项职务，即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不管其理由是什么，这一措施是明智的。这对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件好事。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裂痕会影响新兴力量，所以这对新兴力量也是一件好事。至于赫鲁晓夫辞职的结果对今后会有哪些好处，还得注视着这个事态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10月22日的讲话很直截了当。他说，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是苏共“20大”和“22大”所确定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东欧那些过去跟随苏共领导走的党大都表示拥护苏共中央的决定。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就强调，苏共领导将继续贯彻第20次、21次和22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也有一些党还强调赫鲁晓夫的重大功绩，表示充分信任苏共中央，并且保证进一步巩固同苏共的联盟。

西欧共产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法国共产党，那是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的。另一种是意大利共产党，它的态度和法国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指出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赫鲁晓夫是不对的，应该不要忘记赫鲁晓夫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意大利共产党还是继续反对召开兄弟党的世界会议，坚持陶里亚蒂备忘录中表达的意见，对召开世界会议采取保留的态度。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在谈话中表示，他相信赫鲁晓夫下台有助于消除意见分歧。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还有好些兄弟党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和文章，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十月革命节已到，中央决定暂停两个星期。

在这期间，我们认真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们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新领导会谈之后的情况，起草了一个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

这个社论经过多次修改，11月18日在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定稿。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社论，只讲赫鲁晓夫，了结他这桩公案，对苏共新领导一句话也不谈。

这篇社论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社论在综述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种种议论之后，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预料中的事。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他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社论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社论指出，11年来，赫鲁晓夫做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坏事。社论列举了赫鲁晓夫的12项罪状。社论说，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对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上面这段话，是针对苏共中央的公报和《真理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发表的两篇社论的。他们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所谓健康原因，所谓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等，而完全不谈他的修正主义错误。）

社论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会被轧得粉身碎骨。正是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社论说，想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22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呀！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们修正主义前辈的后尘，不管人们曾经怎么样劝说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终究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社论最后说，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总希望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在发表这篇社论的同一天，就是从11月21日起，《人民日报》陆续转载了兄弟党的文件、评论、讲话，一直到翌年1月底。

在这期间转载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秘鲁共产党、日本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法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丹麦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等一共20多个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数是这些党在十月革命节之后，或者是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中央会谈之后发表的。

其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连续发表三次谈话。他在谈话里说，他赞赏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采取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步骤。他认为，由于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赫鲁晓夫下台显然不是由于他年迈或者患病，而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国内外政策破产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意味着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

秘鲁共产党的声明认为，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伟大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允许一个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人进行领导了。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希望，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新领导人，能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引入苏联共产党的现代修正主义，应该不留一点残余地加以清除。这是使列宁和斯大林的党重新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它欢迎赫鲁晓夫下台，这表明修正主义内部的危机。决议同时还指出，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分子觉得有必要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最恶劣的主张。这些事情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它使分歧重新出现，使帝国主义高兴，并且直接违背1960年81党《声明》。

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马歇发表讲话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他领导作风和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马歇还讲到他在今年十月革命节前，到苏联和苏共新领导会谈的结果。他说，苏共领导告诉他们，“20大”、“22大”的精神和决议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还说，苏共中央所公布的一切文件以及不同时期致兄弟党的信件，包括在11月15日召开新的兄弟党会议筹备会的建议在内，仍然完全有效，都不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也发表了一个公报，谈到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和苏共新领导会谈的结果。公报说，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还是领导方法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农业和党的组织中引起了消极的后果。但是公报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再一次确认，对于目前召开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时机所持的保留态度仍然有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纪念大会上做的报告里，谈到了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他说，赫鲁晓夫撤职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结束了，一般地说也不意味着现代修正主义结束了。修正主义的潮流，它的政策，它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并未随赫鲁晓夫而消除。他说，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苏联党和政府的现任领导人不只一次地宣布，他们将忠实地遵循苏共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以及第22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他们同样宣布，排除赫鲁晓夫，丝毫不影响苏联共产党迄今为止所遵循的路线的实质。霍查说，很明显，他们今后将继续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可能作一些策略性的修改，以欺骗革命者和各国人民。可是，继续这种潮流，不能不激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和原则性的公开斗争。霍查还提出，要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首先就要结束指挥棒、老子党的方针，等等。

在转载各兄弟党的材料的同时，我们也公布了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报告的全文和《真理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所发表的社论。同时我们还继续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集主要是收集赫鲁晓夫1932年至1953年的言论。按原来预定的计划，还要继续收集出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一直到1964年10月下台的公开言论。

1965年2月26日，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在这一集里收集了赫鲁晓夫在1954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信件和文章，一共有24篇32．5万字。在2月2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者说明》。

《出版者说明》说，赫鲁晓夫当政的11年中间，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一共有1000多万字，真是又多又长、又滥又臭。因此，这个言论集，按现在分集出版的办法，将要出30多册。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报告，到现在为止，虽然西方的报刊上根据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本全文刊载过，但是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因此全集只好暂时缺了这篇报告。

《出版者说明》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费这么多的纸张来出版赫鲁晓夫全集呢？我们说很有用处、很有必要。因为赫鲁晓夫是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以赫鲁晓夫的名字当标记的。赫鲁晓夫言论集就是一部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

《出版者说明》最后说，赫鲁晓夫被赶出世界政治舞台，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但是，赫鲁晓夫的阴魂不散。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